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頑固派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製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1938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武漢後，改變瞭侵華方針，對國民黨以誘降為主，進攻為輔，把主要矛頭指向抗日民主根據地，企圖以此來分裂中國的抗日陣線，瓦解中國抗戰。國民黨政府的政策也發生瞭變化，轉向消極抗戰。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瞭五屆五中全會，確定將其政策的重點，從對外轉向對內，制定瞭“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制定瞭一系列反共的具體辦法。此後，便便集中力量從軍事上和政治上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發動進攻，制造瞭博山、深縣、平江、確山等慘案，及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胡宗南部對陜甘寧邊區發動軍事進攻，占領淳化、栒邑(今旬邑)、正寧、寧縣、鎮原等五縣，並準備進犯延安。同時，閻錫山集中兵力進攻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的山西新軍（亦稱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妄圖一舉將其消滅。1940年春，國民黨石友三、朱懷冰等部又進攻冀南及太行區的八路軍。面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中國共產黨堅持自衛原則，與之進行堅決鬥爭。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通電反對國民黨槍口對內、進攻邊區；同時在軍事上進行部署，對國民黨進犯軍以有力還擊，並驅逐綏德分區五縣的反共頑固勢力，把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聯成一片。在山西打退瞭閻錫山的進攻；在冀南和太行區擊潰瞭石友三部，並將朱懷冰部趕到修武境內，收復瞭武涉公路以南、林縣以北地區，粉碎瞭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
晉察冀邊區軍民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制造反共摩擦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全部集中到黃河以北冀察地區。11月9日，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復電駁斥瞭這種無理要求，但為顧全大局，同意將新四軍皖南部隊移到長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軍皖南部隊離開涇縣雲嶺，向北轉移。7日，當部隊行至星潭附近時，遭到國民黨七個師八萬餘人包圍襲擊。新四軍戰士英勇奮戰七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兩千餘人突圍外，其餘六千餘人大部犧牲，一部分被俘。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均遇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7日，蔣介石反誣新四軍“叛變”，宣佈取消其番號，並下令進攻江北新四軍。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駁斥蔣介石的反動命令。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25日，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重新建立，隨後即將全軍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共九萬餘人，繼續堅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鬥爭。在中國共產黨針鋒相對的鬥爭和全國人民的聲討下，國民黨頑固派在政治上陷於孤立，至3月一度停止瞭反共摩擦。
1943年，正當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度過艱苦階段，抗日力量更加鞏固與發展時，國民黨頑固派又挑起新的反共摩擦。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為反共制造輿論。6月，又借共產國際宣佈解散之機，指使特務以“民眾團體”之名，叫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等。同時，還鼓動國民黨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內通過反共決議案。與此同時，胡宗南等調集數十萬大兵加緊對陜甘寧邊區包圍，並準備兵分九路“閃擊”延安，一舉消滅共產黨、八路軍首腦機關。在此嚴重形勢下，中共中央迅速動員各解放區軍民準備給進犯者以沉重打擊，並向全國人民呼籲制止內戰，形成瞭廣泛的抗議運動，甚至連美國政府也公開表示：不能將武器供給不打“軸心國”的國傢。在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和八路軍已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國民黨頑固派被迫停止對陜甘寧邊區的軍事行動。
國民黨頑固派幾次制造反共摩擦遭到失敗的事實說明，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戰，反共分裂不得人心；中國共產黨站在嚴正的自衛立場對敢於來犯的頑固派予以堅決的回擊，從而保持瞭全國繼續抗戰的局面。
參考書目
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1。
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81。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