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府設置的一種供使臣出巡、官吏往來和傳遞詔令、文書等用的交通組織。始於春秋戰國，稱遽、馹（古代驛站專用的車）、郵、傳等。《左傳》中有關記載不少，《孟子·公孫醜》也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可見當時郵驛制度相當發達。
秦漢 秦平定六國前後，由於統一和中央集權的需要，驛傳制度已很完備。據《晉書·刑法志》所載《魏律序》雲，秦代有廄置、承傳、副車、食廚等有關驛傳的法律。睡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許多部分都有驛傳及其制度的記載。
漢承秦制，驛傳制度進一步完備。當時，用車傳送稱“傳”，用馬傳送稱“驛”，步遞稱“郵”，三種稱呼常通用，也稱為“置”。
漢代驛傳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幾十裡置一驛（一般為三十裡左右），即供應人夫車馬和食宿的交通站。驛有傳舍，可供歇宿。各級來往人員及其從者的膳食和驛馬的飼料，都有一定的標準。持有官府頒發的符、傳，過所的旅客都可在傳舍止息。驛與驛之間或不設驛的一般道路上，則由主察奸盜的亭兼管文書傳遞。十裡一亭，五裡一郵。亭也可止宿。文書由驛及亭、郵傳送，有很具體的規定。例如文書的傳遞，舉凡傳遞的方向，文書的性質（書檄、詔書等），封數及其裝束，發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單位或人員，傳受的郵站及其吏卒姓名，郵站收發時刻，規定的裡程和時程，傳送的方法（如郵行、亭行、次行、吏馬行）等，都要做詳細記錄，即“郵書課”。不按規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罰。緊急文書則由驛騎持赤白囊遞送，稱“奔命書”。除文書傳遞、官吏往來外，方士、賢者有詔命征召的，也得乘傳；吏民告急上變的，亦可要求借用軺傳至京師言事。
漢“傳舍”印章封泥
漢“傳亭”印章封泥
中央政府中管理驛傳的部門，西漢不詳，東漢時為太尉屬下的法曹，地方政府中郡太守屬下亦有法曹，但從漢簡的記載看，郵驛事務至少在邊郡系屬都尉管理。驛的主管官員為置尉、置佐、驛候、置候、驛丞，下屬有驛小史、傳舍鬥食嗇夫等。驛傳所需人夫車馬由官府置備，但也有征發民夫和民間車馬的。
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傳車和驛馬。使用時按官職高低、任務輕重和時間緩迫分為不同的等級。四馬高足（好馬）稱“置傳”，四馬中足稱“馳傳”，四馬下足稱“乘傳”，一馬二馬的為“軺傳”，急事騎一馬稱“乘”。在個別情況下，傳車馬匹可超過規定，最多的達七乘傳。使用驛傳需持政府頒發的一尺五寸長的木傳信，封以禦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車馬的等級，從一馬一封到置、馳傳的五封不等。東漢時為節省費用，則往往但設騎置而無車，由於法律規定驛傳隻能用於公事，西漢大貴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驛傳的。
驛傳效率很高，西漢時，從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到長安，公文往返隻需七天。東漢時，奉天子璽書使者三騎行，一晝夜可達千裡。這就大大便利瞭政令的傳達和各地的聯系，起瞭鞏固中央集權統一國傢的效能。驛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於人民的往來和各地經濟的交流。隨著漢朝勢力的向外發展，漢政府把國防設施和交通郵遞結合起來，加強瞭邊疆地區驛傳的建設。漢武帝通南夷，從元光六年（前129）起沿途置郵亭。張騫通西域後，酒泉亭障展築到玉門，後又延伸到鹽澤（今新疆羅佈泊），以後直到東漢，這帶地區仍是“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驛傳制度不僅加強瞭內地與邊疆的聯系，有利於國防，也對漢族與邊疆各族以及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起瞭積極作用。自然，為瞭滿足統治者的貪欲，驛傳有時也不免成為一種殘民的措施。東漢時令南海獻龍眼、荔枝，十裡一置，五裡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就是例子。
東漢陶馬車 四川成都揚子山出土
唐 自三國分裂迄於隋代，驛傳制度缺乏詳細記載。唐代全國空前統一，驛傳的設置，規模超過前代，制度更加完備。全國共置驛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為三十裡置一驛（地勢險阻或須就水草處不限）；水驛二百六十所；津渡處置水陸相兼之驛八十六所。陸驛驛馬，京城都亭驛七十五匹，諸道之驛視其繁閑分六等，依次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驛驛船，繁者四隻，次三隻，再次二隻。其驛夫（水驛稱水夫）征取民戶承役，凡三馬給丁一人，一船給丁三人。初，州縣江驛傢中富強者充諸驛驛長，稱為“捉驛”，上元、寶應年間(760～763)，始以吏主之。驛馬、車、船由官府提供，諸驛並給錢以市什物、食品。驛館多建在州縣城內，後有遷置城外者；館舍有上廳、別廳（或西廳、東廳）以接待不同品級官員住宿，並設有茶、酒等庫。諸州有專項稅錢以給驛傳經費，每年一小稅，總額四十萬貫；三年一大稅，一百五十萬貫。隨近撥給驛田以種植飼料，大抵驛馬一匹給地四十畝，傳遞馬二十畝。給驛的范圍，主要為奉差齎送公文使者、入覲蒞任官員及各種特遣使臣。根據使命緩急，或給驛，或給傳，前者日行六驛，後者四驛，赦書日行十驛。乘驛皆憑驛券傳牒，在京由門下省發遣，在外由留守及諸軍州發遣，濫發有罪。給驛馬數依官品有差，給驛者自一品八匹遞減至七品以下二匹，給傳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馬。其攜帶私物，乘馬不過十斤，乘車不過三十斤，乘船所帶衣糧什物限二百斤。止驛供給食宿，不得超過三日；五品以上官員私行，許投驛止宿，但不享受飲食。驛傳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駕部郎中負責，諸道各設館驛巡官四人以及判官專知其事，諸州由兵曹司兵參軍分掌，諸縣令兼理。開元中，命禦史出使就便校察驛傳。後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諸道館驛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館驛使。大歷十四年(779)，定監察禦史一人兼館驛使，往來巡察。但後來又有以官充館驛者。唐中後期，由於給驛頻繁，乘驛官員多違制騎乘及索要飲食、饋獻，加以經費不足，以致驛夫困苦、驛馬死損缺額、館舍破敗現象越來越嚴重。
宋 宋代驛傳制度大致沿襲唐代而又有較大發展。驛道四通八達，郊野都鄙之間，二十裡有歇馬亭，六十裡有館，水行州縣有水驛，需持驛券。驛券由樞密院發給，稱“走馬頭子”或“遞馬頭子”。太平興國三年(978)一度取消驛券，改用銀牌；端拱二年(989)復舊。初，內外官員乘驛給馬數缺乏統一規定。嘉祐四年(1059)，三司使張方平始據舊例和有關宣敕令文纂集刪改，編為驛券則例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頒行全國。
傳遞文書則有遞鋪，每十八裡或二十裡、二十五裡置一鋪。遞鋪有步遞、馬遞、急腳遞（又稱急遞鋪）和金字牌急腳遞之別，南宋復有斥堠鋪和擺鋪。各種遞鋪傳送文書種類和日行途程不同。皇祐元年(1049)規定，馬遞晝夜行四百裡，急腳遞五百裡。金字牌急腳遞始設於宋神宗時，牌長尺餘，木制，朱漆刻金字，曰“禦前文字不得入鋪”，“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日行五百裡，不以晝夜，鳴鈴走遞，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元祐六年(1091)規定：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裡；事幹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腳遞，日行四百裡；如無急腳遞，其要速並盜賊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裡；常程文書入步遞，日行二百裡。其中遞送赦降的“馬遞”，即指金字牌急腳遞。斥堠鋪和擺鋪也是急腳遞的一種，前者始建於建炎三年(1129)，“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每十裡置一鋪，每鋪限三刻承傳。後者亦高宗時所置，本為“通接沿邊探報軍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設，因其要求經由州軍並取便路互相聯結置鋪，故名擺鋪。初以三十裡、二十裡置一鋪，後改為九或十裡一鋪，日行三百五十裡。除禦前之朱漆金牌外，樞密院給發軍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黃青字牌，沿邊州軍並諸軍統制司申奏軍期急切文字，則有黑漆白粉牌，均創於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三百五十裡。淳熙二年(1175)，尚書省遣發急切不可待時文字，亦用雌黃青字牌。紹熙四年(1193)，雌黃青字牌改為黑漆紅字牌，期限減作日行三百裡。
入遞的文書又稱遞角。除“禦前不入鋪”文書徑由入內內侍省發遞外，其餘文書的收發均需經過進奏院。進奏院元豐改制後隸門下後省，其任務迄為“掌受詔敕及諸司符牒、辨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並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禦、分授諸司”。交付急腳馬遞鋪的文書均需當官實封、不題事目，隻排字號並題寫遣發官司和期限日時，用印以蠟固護，裝入筒內。筒有皮筒、竹筒和紙筒三種。登記遞角入鋪時刻和件數的簿歷分大歷和小歷，大歷是存於各鋪的底簿，小歷由鋪兵隨身攜帶，交接時由下鋪批註回鋪時刻。除官府文書外，雍熙二年(985)還規定允許私書附遞，從而使私書附遞成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驛傳制度的顯著特點。
遞鋪雖以傳遞官府文書為主，但接待使客，運送官物，乃至提供馬匹車船等交通工具之事，亦所在多有。由於遞鋪組織的完善和普遍，驛館相對衰落，其職能遂為遞鋪所取代，或與遞鋪交織不可分。
主管驛遞的機構，元豐改制前，中央主要是樞密院，改制後則由尚書兵部之駕部掌其事，但樞密院之教閱房仍負有“催督驛遞”之責。在地方，路一級由轉運使一員提舉，以“提舉××路馬遞鋪”系銜，另設巡轄使臣，每千裡或兩州一人，巡回檢察；其下，州由通判點檢，縣由縣尉、知縣催促。驛遞的服役者，北宋建國伊始，即於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廂兵代百姓為遞夫。這是有宋一代的定制，亦為驛遞制度的一大變革。遞鋪鋪兵，要路每鋪十或十二名，僻路四或五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腳馬遞輔兵每二十人補節級一名，五百人置將校一名，“部轄及往來催趕遞角官物”。
遼金 遼有軍國重事（如抽發兵馬），遣使傳旨，用銀牌（鍍金），長一尺，上刻契丹字，文為“宜速”及“敕走馬牌”，由皇帝親授與使者帶在項上馳驛，並手劄給驛馬若幹匹，驛馬缺則取他馬代，最快一晝夜行七百裡，其次五百裡。銀牌使者所至，如皇帝親臨，需索物品、更易（驛馬），無敢違抗。使回納還銀牌，也由皇帝親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長牌，亦銀質鍍金，由南內司收掌，遣使赴諸道取索物色及進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於遣使往女真、韃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發兵馬，均帶在腰間左邊走馬（馳驛）。據宋人使遼行記和《武經總要》記載，設有從白溝至中京、上京和四季捺缽的驛道，宋使入遼即行此道，還有從中京至東京的驛道。兩驛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裡至一百餘裡不等，其間設有中頓，供使客午餐。初，諸縣人民承擔驛遞、馬牛之役，至遼末，始使民出錢，由官府募役。
金太宗天會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裡置一驛，又令置驛於上京至春州、泰州。後諸路並置。給驛用牌符。乘驛者按官品規定其隨從人數、給馬數和飲食錢數，從一品以上隨從八人、馬十匹、食錢三貫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隨從一人、馬二匹、錢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遞鋪轉送文牒，十裡一鋪，每鋪設鋪頭一人、鋪兵三人，從所轄軍射糧軍內差充。凡元帥府、六部支移，憑勅遞、省遞牌子入遞、日行三百裡。
元 元代驛傳又稱“站赤”，為蒙古語╬amuči的音譯。站，╬am 的音譯（最初曾音譯為“蘸”），即漢語“驛”的意思，元代漢文文獻中有時兼用漢、蒙語，作“站驛”或“驛站”；站赤，意為司驛者，元代漢文文獻中除用於稱站官和站戶外，還混用於稱驛站。
成吉思汗時即仿效中原的驛傳制度，在境內設立驛站。窩闊臺即位後，又命各千戶從所管百姓中簽發站赤、兀剌赤（ulaḥači，馬夫）承當站役，出備馬、牛、車具等物，選地立站；增設瞭從蒙古本土通往察合臺和拔都封地、從國都和林通到中原漢地的驛站；頒佈瞭乘驛的規定等。元朝建立後，全國遍設驛站，據至順二年(1331)成書的《經世大典》記載，總數達一千五百多處（不包括西北諸汗國的驛站在內），構成以大都為中心的稠密交通網。驛路東北通到奴兒幹之地(今黑龍江口一帶)，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葉尼塞河上遊），西南通到烏思藏宣慰司轄境（今西藏地區），范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驛站分陸站和水站，陸站又有馬站、牛站、車站、轎站、步站之分；遼東黑龍江下遊地區則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於冰上，運載使者、貨物往來。至元二十六年(1289)，為瞭運送外國使臣進貢的奇異貨物，特設從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罷。陸站兩站之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裡至百數十裡不等；如相距路程較長，則於中間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當役站戶和所備馬、牛、舟、車數目，視其交通繁閑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戶多至兩三千戶，一般為百餘戶至數百戶，江南轎站則隻有一二十戶。步站置搬運夫，專為運送貨物而設。
管理站赤的中央機構，世祖初年為中書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後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以漢地驛站事屬中書兵部，通政院隻管蒙古驛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統一掌管全國驛站。地方管理體制也幾次變化。初，各地驛站由本處府、州、司、縣官兼管；至元元年，命路達魯花赤、總管親自提調站赤。十一年定制，各站皆直隸於路，革去州縣一級的管理，其站戶傢屬依軍戶、奧魯例仍屬原籍州縣管領。至大元年，離路城遠的驛站復命當地州縣長官就近提調；延祐七年，又改由路直接管轄，州縣官不得幹預。提調長官要時常檢查所轄各站，督責站官人等勤慎奉職，務令人馬、舟車、館舍、飲食——完備。各站設置站官，稱驛令、提領。大站設驛令一二人，提領二三人；小站一般隻設提領。驛令以雜職人員擔任，受敕，頒給俸祿；提領由地方提調長官從本處站戶中選任，隻受部劄，即充本人身役，不給俸。江南地區的驛站，為防范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漢人一名任提領，給俸；另選本處站戶一名為副使。此外，每一百戶站戶設百戶一名，每站設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現役站戶承當。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樞紐處的驛站設脫脫禾孫（檢查官），專職稽察過往使臣真偽及人員、物品是否違反乘驛規定，因此這些站又稱為脫脫禾孫站。
乘驛憑證有圓牌、鋪馬聖旨和劄子。圓牌也稱圓符，按規定專為軍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鑄造、掌管（掌管部門為典瑞院），諸王公主駙馬及出征、守邊軍帥和地方官府，各按其地位或需要頒給若幹面，以備隨時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圓牌乘驛，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銀字圓牌。初，圓牌上鑄有海東青圖像，因稱海青圓牌；至元七年改換牌面，不用海東青，改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據現存圓牌實物，牌面文字漢譯為：“長生天氣力裡皇帝聖旨：違者治罪。”佩帶圓牌的使者，有擇騎良馬、兼程馳驛、馬乏時可以奪騎官民馬匹等特權。一般公事差遣人員，皆給以鋪馬聖旨乘驛。鋪馬聖旨也稱禦寶聖旨，用蒙古文字書寫，每道聖旨上都分別標明起馬數目，從一匹至十幾匹不等；通常經由中書省奏準，頒發給諸王貴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並填寫領受官府名稱，以限定在職責范圍內使用。各官府領取的圓牌和鋪馬聖旨，由擔任長官的蒙古人掌管、遣發。元初，中書省、樞密院、禦史臺及行省、行臺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鋪馬劄子給驛；至元十九年定制，一律憑鋪馬聖旨乘驛，諸官府不得自出劄子，僅經行水站者不用聖旨，仍從中書省出給船劄。此外，諸王也可以自發鋪馬令旨給驛，但他們濫發令旨遣使，嚴重擾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終未能禁絕。諸官府以圓牌或鋪馬聖旨遣使，一般需隨附差劄（或稱印信文字、別裡哥文字），開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隨從員數、起馬數目等項。站官驗看圓牌、聖旨和差劄後，方能應付鋪馬、飲食。使者應按其使命由規定的驛路行走，不得繞道馳驛、乘機探親訪友或遊玩，公事完畢，即將所領乘驛憑證納還原發官司，不得稽留。乘驛人員應給的馬、舟、車數目，視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飲食分例（元代文獻中常稱為“首思”，系蒙古語šiḥüsün的音譯）也有規定：在驛館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鹽雜鈔三十文，隨從隻給米、面；過路者減半。冬月每日另給炭五斤。
元站赤腰牌
元代驛傳的弊端更甚於前代。泛濫給驛的情況一直非常嚴重，圓牌常被用於非軍務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獵、采辦珠寶異物等，甚至發給斡脫商人往來貿易；諸王貴族官吏更常以鋪馬聖旨、令旨差人乘驛辦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勢勒索站戶，多取鋪馬、飲食；或違制急馳，超重馱載，以致損傷車馬，卻逼令站戶補置。政府常不按時發下祗應官錢，至有連續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戶輪當庫子（負責供應物資的驛站司吏）賠辦供應；加以管站官吏聚斂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貧難站戶賣妻鬻子以應役。這些都造成站戶逃亡，鋪馬短缺，驛傳制度因而日益衰敗。
傳送公文的郵驛，稱急遞鋪（簡稱遞鋪），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統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開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遞鋪，每十裡或十五裡、二十五裡設一鋪，每鋪置鋪兵五人，於各州縣取不能負擔差發的貧戶及漏籍戶充役，免其差發。不久即令各州縣依例設置，與鄰境所置鋪相接，路府州縣委正官一人提調。至元三十一年(1294)，於大都置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設提領三員；各路置總鋪，設提領一員。至治三年(1323)，又於每十鋪置一郵長。初定中書省、六部、禦史臺、樞密院及各行省、行臺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許入遞，其後擴大入遞范圍，凡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官府來往公文均可入遞。傳遞辦法：省、臺、院及邊關緊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鎖，用黑油紅字書寫號碼，並標明發送、承受衙門及入遞時刻，隨到隨送。一般公文皆付承發司，按所投下處分類裝封，每件系一牌，用綠油黃字書寫號碼，交鋪傳遞。各鋪收到入遞公文，由鋪司（鋪兵頭目）於鋪歷上登記文目及到鋪時刻、傳遞人姓名，即令鋪兵裝裹停當，隨帶回歷一本，急速送遞至前鋪交割；前鋪鋪司驗收後於回歷上簽押，付來人持回，隨交本鋪兵送往下一鋪。如此依次傳遞至目的地，一晝夜需行四百裡，急件五百裡。鋪兵腰系銅鈴、持槍、挾雨衣，夜則持火炬，沿途其他人聞鈴應為讓路。除大都、上都間可遞送禦膳菜果外，其餘急遞鋪隻遞公文，不許將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冊入遞。
明 明代驛傳機構，在京城設會同館，地方分別設水馬驛、遞運所和急遞鋪。
永樂初設會同館於北京。正統六年(1441)，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在北京；南館三所，在南京。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總轄館務。內以副使一員，分轄南館。弘治(1488～1505)中，添設禮部主客司主事一員，專一提督。凡各王府差遣人員、遼東建州等衛、西北諸國使臣及雲貴四川湖廣土官番人等，俱於北館安頓。瓦剌、朝鮮、日本、安南等國進貢使臣，俱於南館安頓。館夫額設四百名，南館一百名，北館三百名。
① 水馬驛。兩京十三佈政司共設水馬驛一千處以上。馬驛六十裡或八十裡一置，沖要去處，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不等，其餘亦設馬二十匹、十匹，以至五匹。各驛馬匹分上、中、下三等，馬膊上懸掛小牌，明寫等第。馬夫備有銅鈴，遇有緊急公務，懸鈴身上，前路驛聽候鈴聲，隨即供應，不致妨誤。水驛設船，使客通行正路每驛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每船設水夫十名。
② 遞運所。在陸路者設置車輛，大車能載米十石者，每車人夫三名，牛三頭，佈袋十餘。小車人夫一名，牛一頭。在水路者設置船隻，船俱用紅油刷飾，每船置牌一面，開寫本船字號、料數、水夫姓名及檣、柁等一應浮動什物數目，以供點視。六百料者，每隻水夫十三名；五百料者，每隻十二名；四百料者，每隻十一名；三百料者，每隻十名。遞運所或置或革，時有變動，據萬歷會典的統計，尚有一百四十餘處。
③ 急遞鋪。每十裡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四名，專一傳送公文。每鋪設日晷一個，以驗時刻。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裡。公文到鋪，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齎小回歷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歷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
明弘治年間驛馬符驗
乘驛需憑符驗。傳送文書亦須蓋有印信，以防作偽，這種印信為加蓋騎縫半印，以憑板勘對合，故稱“勘合”。
應合給驛的范圍，主要有：①齎擎訟旨及奉旨差遣給驛者。②飛報軍情重事者。③親王進表奉賀及差人奏事者。④各藩屬使臣之進貢及回國者。⑤文武官員到任在一千五百裡以外者。⑥職官病故，其屍體及傢屬回鄉者。另外，孔子後裔也享有給驛待遇。
驛傳夫役，由各地州縣，按照配定的名額，在本地糧戶內僉編應役。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上馬一匹僉編民戶納糧在一百石以上者備馬到站應役，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水夫由民戶納糧五石以上十石以下者充當；急遞鋪鋪兵由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鬥以上二石以下者充當。一戶糧額不足，允許眾戶合糧湊足一夫，稱“朋編”；當地糧額不足編僉，可由同府其他州縣僉夫協充，稱“協濟”。嘉靖年間，驛傳夫役計糧折銀正式實行，稱“站銀”，由官府雇役承當。
驛遞的管理，掌於兵部車駕清吏司，在地方則由佈政、按察二司共同負責。對違制者規定瞭處罰條例。
清 清代驛傳，以京城皇華驛為中心，通達全國。各省所設稱驛，屬所在廳州縣兼管，間有設驛丞專管者；盛京所設亦稱驛，專設驛丞管理，不隸州縣。通達西北邊疆軍報所設者稱站（自京城回龍觀站而西，分兩道，一至張傢口，接阿爾泰軍臺，一往山西、陜西、甘肅出嘉峪關，接安西州軍塘）；吉林、黑龍江所設亦稱站，統於吉、黑將軍；自喜峰、古北、獨石、殺虎四口分道達於內蒙古各旗，亦設站（蒙旗境內為蒙古站），於四口各派理藩院章京統之。西北兩路所設者稱軍臺，分隸於阿爾泰軍臺都統、烏裡雅蘇臺將軍、科佈多大臣、庫倫大臣、伊犁將軍及新疆諸城大臣。安西、鎮西、哈密所屬特設軍塘以通軍報，設營塘以通尋常文報。計全國（除西藏外）所設驛、站、臺、塘共兩千餘處，統稱驛站。
清初亦置遞運所，後並歸驛站，惟甘肅一帶猶存其制，各設牛馬專司運載。各省皆設鋪司，各以鋪夫、鋪兵走遞公文。
各站驛夫，經行大路每站設一二百名或七八十名，偏僻小路二三十名，兵部會同館（皇華驛）四百名。驛夫工食每日給銀二三分至七八分不等，由驛站錢糧內開銷。蒙古站及西北兩路軍臺，則由蒙古各旗及新疆各部、各城人民供役。
各站驛馬、驢、牛皆有定額，會同館六百九十匹，其餘視沖要或偏僻，自百餘匹至一二十匹不等，並按各地道路險易規定每年的折損（倒斃）比例。驛車及水站驛船則規定瞭大、小修和拆造年限。
驛站仍歸兵部總管。凡應給驛者，發給郵符為驗，稱勘合、火牌，其往來應供馬匹、廩給及跟役人數、口糧，按品級為等差，皆於勘合上填註。驛遞則驗以火票，定其遲速之限（自日行三百裡至六百裡），按所達之路程計其時日。鋪遞亦同。對驛站馬匹車船廩給有缺，遞送公文遲誤失損，馳驛者多要馬匹廩給、多帶跟役、行李或枉道馳驛，入遞文冊物品夾帶私物等情，都規定瞭治罪條例。但違例之事時有發生，特別是奉差馳驛官員騷擾、諸官司泛濫交遞及州縣官貪污克扣驛站錢糧，以致夫馬疲敝缺損，驛遞遲誤嚴重，雖屢令整治，迄無成效。咸豐間，馮桂芬力陳驛站積弊，建議裁減，效西法設郵政局。咸豐、同治以後，隨著輪船、鐵路、電訊、郵政相繼發展，驛站逐漸變得無足輕重。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始特立郵傳部以掌輪、路、電、郵，在此前後，驛站相繼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