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糅合儒傢經義以代替繁瑣的兩漢經學的一種哲學思潮。其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本末有無，即宇宙最終存在的根據問題，亦即本體論的問題。
產生及主要內容 東漢末年，統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態上居於支配地位的儒傢思想開始動搖，今文經學和讖緯內容空虛荒誕，絲毫無助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帶有“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開始抬頭。魏文帝時，劉劭著《人物物志》，以名傢、法傢立言而雜糅道傢思想，並把品鑒人物的一般原則提高到哲學高度進行探討。作為儒學根本的《周易》之學，此時由於拘執於象數十筮，義理隱晦，產生瞭對易學重新探討的需要。在這種社會政治、學術思想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瞭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潮。玄學的名稱最早見於《晉書·陸雲傳》，謂“雲（陸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魏晉之際，玄學一詞並未廣泛流行，其含義是指立言與行事兩個方面，並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遠為玄遠曠達。“玄遠”，指遠離具體事物，專門討論“超言絕象”的本體論問題。因此，浮虛、玄虛、玄遠之學可通稱之為玄學。玄學傢又大多是當時的名士。他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成為一時風氣，即所謂“玄風”。一部分玄學傢主張毀棄禮法，但多數依然維護著封建的倫理觀念。
在哲學上，主要以有無問題為中心，形成玄學上的貴無與崇有兩派。貴無派主張“以無為本”，認為萬有統一於一個共同的本體“道”或“無”，世界萬物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因為有這個本體，形形色色的宇宙萬物，都是這個本體的表現，即所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崇有派主張“自生而必體有”，反對貴無派“以無為本”的說法，認為“有”之所以發生，並非另外有一個東西使之成為“有”，而是萬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體看成是由萬物自身所構成的，即所謂“始生者，自生也”，“總混群本，終極之道也”。
發展階段 玄學的發展經歷瞭不同階段。按照東晉史傢袁宏的劃分，夏侯玄、何晏、王弼為正始名士；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名士；裴騝、王衍、庾兏、王承、阮修、衛玠、謝鯤為中朝（即西晉，往往特指元康年間）名士，將玄學劃分為三個階段。當代學者基本上承認這一劃法，但認為西晉玄學的代表人物應是裴騝和郭象，並提出東晉也自成一個階段。
正始玄學（約240～249年）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由漢末才性問題的討論演進到玄學本體論的范圍。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用道傢思想解釋《周易》。時人註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為“三玄”，是魏晉玄學傢最喜談論的著作。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是世界的本體，“有”為各種具體的存在物，是本體“無”的表現。王弼還從哲學上探討自然與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禮教和道德規范）的關系，宣稱名教出於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結果，應當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論》、《論語集解》，王弼註《周易》、《老子》，著《論語釋疑》，皆以道傢思想解釋儒傢經典，企圖齊一儒道，調和自然與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學傢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哲學問題問難析理，反復辯論，稱為“清談”，這是玄學發展的獨特方式。玄學傢的著作也多采用問答辯論的文體。王、何等人出自儒傢，身居顯位，而又寄托心神於老莊，顯示超脫世俗的姿態，既能辨護世傢大族放達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贊譽，所以玄學在短時間內蔚然成風。
竹林玄學（約255～262年）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二階段。在哲學上嵇、阮與向秀利用瞭王弼體系的內在矛盾分別發展瞭王弼“崇本息末”與“崇本舉末”的思想，使正始時期的玄學向兩個方面發展。嵇、阮崇尚自然，認為“自然”乃是宇宙本來的狀態，是一個有規律的和諧的統一整體，其中沒有任何矛盾沖突。而人類社會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應是一個無利害沖突的和諧整體。他們認為名教破壞瞭這種和諧狀態，因此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對司馬氏集團以名教掩飾政治上的腐敗極為不滿，否認自然與名教一致。向秀與嵇、阮相反，認為自然與名教不相矛盾，用“稱情”、“得性”解釋“自然”，提出“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的主張，認為人的欲望與自然“不得相外”。在有無關系上承認有一個“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為萬有生生化化的根據，但引進瞭“自生”、“自化”的概念，成為玄學發展中從王弼的貴無向裴騝、郭象的崇有過渡的中間環節。
西晉玄學（約263～316年）以裴騝、郭象為代表，構成玄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玄學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貴無派發展到極端，使當時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謝鯤等人，繼承嵇、阮思想中頹廢的一面，嗜酒極欲，追求表面形跡上的放達。這種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瞭玄學貴無派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使它走向沒落。二是沿著向秀的思想發展為裴騝和郭象的崇有論哲學。裴騝(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論》，指斥時弊，批評“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風氣，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學上提出“至無者無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觀點，反對在萬有之外去尋找事物的本體，認為萬物是“自生而必體有”，沒有別的東西作為其存在的根據，從而完成瞭從貴無向崇有的過渡。郭象(252～312)進一步發展瞭裴騝的崇有論思想，提出“無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等新的命題，並在萬物“自生”說的基礎上提出“獨化”的概念，把崇有論推向極端。
東晉玄學（約317～420年）以張湛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時司馬氏政權南遷，社會矛盾尖銳復雜，進一步導致思想上的空虛。因此超生死、得解脫的問題便成為玄學的中心內容。張湛註《列子》，綜合崇有、貴無學說，提出“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視為瞬息萬變，稍縱即逝，虛偽無常，主張采取“肆情任性”的縱欲主義人生觀，把玄學引入瞭絕境。這在政治上反映瞭門閥士族的沒落。東晉以後，玄佛合流，般若學各宗大都以玄學語言解釋佛經。因此，討論非有非無的佛學取代瞭討論本末有無的玄學，中國哲學的發展進入瞭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