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元和年間(806~820)發生的用通俗化的樂府體寫時事和社會生活的詩歌運動。樂府詩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紳、張籍和王建等人。

  西漢設置樂府,掌宮廷和朝會音樂。由樂府採集和創作的詩歌遂被稱做“樂府”。樂府詩相當一部分采自民間,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現實和可以入樂幾個特點。後來文人也仿作樂府詩,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樂府詩統稱作古樂府。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瞭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於讀者理解;說的話要直截瞭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敘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於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傢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瞭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瞭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瞭驛船纖夫的悲慘生活。《田傢行》、《簇蠶辭》則揭露瞭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瞭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