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於1911年（清宣統三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以幹支計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朝統治階級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掌握的工具清王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傢的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和發起者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這次革命，由於帝國主義和中國買辦、地主階級的反對，迅速失敗瞭。但是，它結束瞭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促進瞭民主精神在中國的高漲，是中國歷史上一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
革命的準備 19世紀末，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列強，不僅掌握瞭中國的經濟命脈，也逐步控制瞭中國的政局。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嚴重阻遏下，中國人民為改變國傢面貌而發動的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相繼失敗。為瞭緩和人民的仇恨情緒，清政府自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起，陸續實行廢科舉、設學堂、獎遊學、辦企業、設商會等“新政”。但新政的真正目的在於強化封建專制統治，編練一支掌握近代槍炮的新軍（見清末“新政”）。因此，新政非但未達到預期目的，反而因籌措龐大的練兵費用和對帝國主義的巨額賠款，加重瞭人民的負擔，激化瞭社會矛盾。通過鬥爭實踐，中國人民逐漸認識到，要反對外國侵略者，必須反對清政府的統治。1901年以後，各地農民的反清武裝起義此伏彼起。但在20世紀初期的歷史背景下，自發的、分散的舊式農民起義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並進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任務，歷史呼喚新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臺。
當時，伴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弱小但卻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形成。它既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又與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上層部分封建性較強，政治上懦怯、保守，中下層部分封建性較弱，革命要求較為強烈。與此同時，由於派遊學、興新學和新學書報的出版，一個不同於封建知識分子的新型知識階層隨之出現。他們中的不少人政治上比較敏銳，愛國熱情充沛，又不同程度地具有近代科學文化知識，易於接受和形成民主主義思想。其先進分子的呼聲，往往代表或反映瞭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資產階級革命派最初主要是從這批新型知識分子中產生出來的。
資產階級革命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孫中山。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火奴魯魯的華僑中成立瞭政治小團體興中會，其宗旨在於“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此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一直得到華僑的有力支持。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鮮明地提出瞭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興中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開始。
20世紀初，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顯示出活躍的勢頭。留日學生創辦的《開智錄》上首先出現排滿字樣。《國民報》則明確主張顛覆清政府。1903年，東京留學界思想愈益活躍，《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等宣傳民族主義、民權學說的刊物相繼出版。上海知識界也出現瞭新氣象。1902年上海成立瞭以造成“共和的國民”為目的的中國教育會，接著又在中國教育會支持下成立瞭愛國學社，學社師生們在演說會上公開倡言革命。
促使知識階層進一步革命化的是拒俄事件。1903年為反對俄國破壞從東北撤兵的條約，上海舉行“拒俄”集會，東京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名軍國民教育會)，拒俄運動迅速在北京、武漢、廣州等地得到響應。清政府下令鎮壓，青年知識分子憤而轉向革命。上海《蘇報》呼籲人們推翻清朝統治，並發表介紹鄒容《革命軍》的文章和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摘要，引起社會巨大震動。清政府勾結租界當局查封《蘇報》，監禁章炳麟和鄒容，造成轟動一時的《蘇報》案，激起人們的強烈憤恨。
組織革命團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個重要標志。1903年11月，從東京回國的軍國民教育會成員黃興組織兩湖學生在長沙建立瞭革命團體華興會。1904年7月，兩湖進步學生又在武昌組織瞭科學補習所。同年11月，上海成立瞭由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發展而成的光復會，會長蔡元培。與此同時，江蘇、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瞭名目不同的革命團體。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成立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的要求愈益迫切。1905年7月，孫中山、黃興、陳天華等七十餘人在東京集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小團體的成員陸續加入進來。8月中旬，孫中山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瞭著名的《中國應建設共和國》的演說。同月20日（七月二十四），同盟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被推為總理，黃興被推為執行部庶務，會議確定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瞭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內容的三民主義。
同盟會的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民族主義，矛頭主要指向出賣中華民族權益、實行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滿洲貴族，也包含著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要求民族獨立的愛國主義內容。民權主義要求通過國民革命，建立民國政府，國民一律平等；總統由國民公選，議會由民選議員組成；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民生主義，其主要內容為平均地權，即核定地主土地的現價，將來經濟發展、地價上漲時，現價仍為地主所有，增價部分則收歸國有，為國民共享。平均地權的提出，主觀上企圖避免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對立在中國再現，帶有濃厚的主觀社會主義色彩，客觀上具有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的意義。三民主義的缺陷主要是：沒有明確的反帝思想。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傢力圖在不和帝國主義發生正面沖突的條件下進行革命。同樣，它也沒有切實可行的消滅封建土地制度、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方案。平均地權企圖解決的主要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下的城市土地問題。
代表資產階級上層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不願意從根本上觸動封建制度，反對暴力革命。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即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論戰環繞“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等三方面進行，涉及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體，要不要實行平均地權，革命是否會引起瓜分和內亂等問題。辯論結果，革命派占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為衰落。但革命派過分集中瞭對種族問題的註意，單純宣傳反滿，無形中忽略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個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
在進行論戰的同時，革命派積極發動瞭多次武裝起義（見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如1906年12月萍瀏醴起義；1907年黃岡、惠州七女湖、安慶、防城、瀘州、成都、鎮南關起義；1908年欽州、河口、安慶起義。這些起義大多以會黨為主力。1910年同盟會南方支部改變方針，組織瞭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4月（宣統三年三月）黃興領導瞭廣州起義（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幾次起義都失敗瞭，使同盟會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沖擊瞭清王朝的反動統治，擴大瞭革命影響。
與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同步發展的，是多達千餘次的自發的群眾鬥爭，主要內容為抗捐抗租、罷工罷市、搶米騷動和反對教會壓迫等。這些鬥爭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創造瞭廣泛的群眾基礎。同一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參加並領導瞭收回路礦權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1904年，鄂、湘、粵三省人民發動過反對清政府出賣粵漢路建築權的鬥爭。1905年，為反對美國統治集團虐待華工，由上海總商會倡導，二十一個通商口岸的商會響應，掀起瞭全國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運動中提出瞭“伸國權而保商利”的口號，表明瞭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自覺大為提高。此後各地收回利權運動逐漸進入高潮。1907年，山西、山東、四川人民為保衛礦權，分別成立瞭保晉公司、保礦會和江合公司；江浙人民要求自辦蘇杭甬鐵路。1908～1910年間，安徽、河南、雲南等省人民繼續掀起保礦鬥爭。
為瞭消弭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1905年7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佈“預備立憲”。1907年9、10月，下詔籌設資政院和咨議局，允許資產階級可以通過選舉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議等部分權利。上層資產階級從中看到瞭希望。他們紛紛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憲政籌備會、憲政公會、粵商自治會等立憲團體，從事君主立憲活動，準備參預政權。他們被稱為立憲派。康有為、梁啟超也分別在海外成立國民憲政會、政聞社，準備回國參加政治活動。但是，滿洲親貴們關心的是“皇位永固”，對立憲並不熱衷。1908年8月，清政府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佈預備立憲以九年為期。不久，光緒帝（即清德宗載湉和實際掌握政權近半個世紀的慈禧太後相繼去世，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攝政王載灃采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傢大權的政策。漢族軍機大臣袁世凱被罷斥，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地主之間的矛盾加深。1910年，由各省咨議局代表組成的國會請願同志會在北京連續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當第四次請願活動展開後，清政府以“聚眾要挾”為名，實行鎮壓。請願活動被迫停止。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發佈內閣官制，成立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的“皇族內閣”。立憲派分享政權的希望完全落空。他們對清廷的頑固態度從憤懣發展到絕望，少數人拋棄立憲的幻想，對革命活動開始表示同情。
革命的客觀條件日趨成熟，同盟會的領導卻發生瞭愈來愈嚴重的危機。少數同盟會員反對孫中山，一再掀起“倒孫風潮”。1907年，張百祥等在東京組織共進會以聯絡會黨，把同盟會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1910年陶成章、章炳麟等在東京重建光復會，實際放棄同盟會宗旨。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把武裝起義重點轉向華中一帶，它的成立填補瞭同盟會的領導空缺，使長江流域的革命力量有所加強，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同盟會領導力量的渙散狀態。在革命的主觀條件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各地尤其是華中地區一些基層革命團體的深入的組織發動工作和許多革命黨人的實際活動，才使革命的爆發成為可能。
革命的爆發 進入1911年，革命的形勢愈益成熟。5 月，清政府唯帝國主義之命是從，頒佈鐵路國有上諭，宣佈各省商辦幹路一律收回，隨即同英、德、法、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瞭借款合同，將從中國人民手中奪得的權利拱手獻給瞭帝國主義。此舉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與鐵路國有直接相關的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省人民強烈反對出賣路權，掀起瞭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尤為波瀾壯闊。至8月，重慶、郫縣、江津、溫江等各地成立保路同志協會近七十個，會員數十萬人，成都召開數萬人的保路大會，散發傳單，號召罷市罷課、停納捐稅以示抗議。9月，保路風潮擴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群眾暴動接連發生。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並槍殺請願群眾數十名，造成流血大慘案。同盟會員龍鳴劍等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轉戰各地，攻城奪地，猛烈沖擊清政府在四川的統治。
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這場運動的迅速發展，引起全國動蕩不安，革命黨人受到鼓舞，在各省積極準備起義。漢口革命黨人主辦的《大江報》發表社論，公開號召人民起來革命。同盟會中部總會看到起義良機已經到來，主張由革命力量充實的武漢方面首先發動，其他有準備的省份同時響應。在清政府全力應付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湖北新軍中的文學社和共進會等革命團體乘機發動武昌起義，揭開瞭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的一幕。
長期以來，武漢革命黨人堅持瞭紮實細致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在各界群眾特別是新軍中聚集瞭雄厚的革命力量。到起義前夕，駐武漢的一萬五千多新軍士兵中，已有六千人參加瞭文學社和共進會。9月下旬革命黨人感到形勢緊迫，召開文學社、共進會聯席會議，決定於10月6日（中秋節）發動起義，後由於形勢瞬息變化，起義推遲。10月9日（八月十八），在預定起義的那一天，共進會負責人孫武在漢口裝配炸彈時不慎爆炸，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閉城搜查，漢口和武昌的起義指揮機關遭到破壞，一些起義的領導人被捕、被殺或避匿。在這種情況下，新軍各標營中革命士兵深感形勢嚴重緊急，開始主動行動，起義終於爆發瞭。10日晚七時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輜重營和城內工程第八營幾乎同時發動，各標營繼起，經一夜苦戰，11日晨革命軍占領總督署，全城光復，首義成功。漢陽、漢口也先後為革命軍占領。11日，起義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議局，在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的參與下，宣佈成立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革命黨的領袖們未親身參加起義，缺乏政治經驗的起義士兵們對自己掌握政權沒有信心，清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槍口逼迫下做瞭這個剛建立的湖北軍政府的都督。軍政府隨即發佈各種文電，宣佈清政府對內專制獨裁、對外出賣主權的罪行，號召各省揭竿而起，為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而奮鬥。11月，湖北軍政府公佈《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它是全國第一個按照資產階級民主原則擬定的地方憲法。在中央革命政府成立前，這部約法具有國傢根本法的性質，對起義各省軍政府具有指導作用。這個時期的湖北軍政府，雖受到立憲派和封建官僚的阻撓破壞，基本上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省級政權。（見彩圖）
1911年武昌起義時，武昌城外革命軍炮隊隔江攻擊敵軍
湖北軍政府大樓
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全國得到瞭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最先起來響應的是湖南。10月22日，同盟會員焦達峰率湖南新軍在長沙城外宣佈起義，攻入巡撫衙門，焦達峰被推為湖南軍政府都督。月底，湖南立憲派發動兵變，焦達峰被殺，原咨議局議長譚延闓掌握政權，擔任都督。與湖南響應的同一天，陜西革命黨人率領新軍士兵在西安起義，次日占領全城，新軍軍官、同盟會員張鳳翽被推為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後改都督），組織陜西軍政府。23日，九江新軍起義，月底光復南昌，江西軍政府建立。29日，太原新軍起義，新軍標統、同盟會員閻錫山擔任山西軍政府都督。30日，昆明新軍起義，次日攻占督署，參加起義的新軍協統蔡鍔被推舉為雲南政府都督。11月3日，同盟會員陳其美、光復會員李燮和發動上海起義，陳其美被舉為滬軍政府都督。3日夜，貴州新軍起義，革命黨人楊藎誠被推為都督。4日晚，杭州新軍起義，立憲派湯壽潛為浙江軍政府都督。5日，江蘇巡撫程德全由於形勢所迫，在蘇州宣佈和平獨立，任共和政府都督。7日，廣西立憲派宣佈和平獨立，以前巡撫沈秉瀍為都督。8日，安徽咨議局在安慶宣佈和平獨立，原巡撫朱傢寶為都督。8日晚，福州新軍起義，次日占領省城，新軍統制孫道仁任福建軍政府都督。9日，在各路民軍進逼省城的情況下，廣州紳商各界在咨議局宣佈獨立，舉兩廣總督張鳴岐為都督，張逃匿，推同盟會員胡漢民為廣東軍政府都督。正處在保路同志軍活動高潮中的四川，11月5日，同盟會員、新軍排長夏之時在簡陽起義，東進重慶。22日，會合重慶黨人張培爵成立蜀軍政府，以張為都督。2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表示願意讓出政權，在成都成立四川軍政府，以咨議局議長蒲殿俊任都督。
武昌中和門起義開始後，南湖炮隊進駐中和門開炮轟擊湖廣總督署。此後，中和門即稱為起義門
武昌起義軍胸章
民軍占領上海後，民眾在申報館前爭閱報紙情景
至此，全國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的省就有十四個。北方未獨立各省，有的地方清王朝統治較強，如直隸、山東、河南；有的遠在邊陲，革命黨勢力較弱，如新疆、奉天。那些省份也不平靜，革命黨仍然組織瞭一系列武裝起義。武昌起義和各省響應的局面是同盟會長期以來積蓄力量、艱苦奮鬥的結果。在清政府嚴酷統治下，同盟會選擇瞭武裝起義的方針，堅持不懈，百折不撓。大批同盟會員在各省區深入新軍，聯絡會黨，建立分支機構，積極為武裝起義準備條件。已獨立的省中，九個省是革命黨人在省會發動武裝起義實現獨立的；江蘇、廣西、安徽、廣東、四川五省采取瞭“和平獨立”的形式，這是由於全國已處於革命高潮之中，當地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或接近成熟，立憲派和清朝官僚不得不轉變態度，從權應變。所有這些，構成瞭辛亥革命的全貌。
武昌起義之後，立憲派紛紛表示贊成革命。這一變化，加速瞭清政府的崩潰，使得力量對比更有利於革命方面。但是革命派在新政權中很快表現出他們的領導力量和地位的軟弱性。他們或將武裝起義奪來的政權拱手讓給立憲派和舊官僚，或不能對靠“和平獨立”建立的政權進行革命改造，以至在各省軍政府內，革命派力量日漸削弱，立憲派和舊官僚的力量則不斷膨脹。
廣大人民群眾在各省起義過程中表現瞭高昂的熱情。新軍士兵、會黨群眾、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海外華僑、愛國士紳、少數民族都作出瞭貢獻。中國的政治生活出現瞭前所未有的沸騰局面。但是，革命黨人以“中等社會”自居，不敢采取充分發動群眾的方針。不少地區的農民在各地軍政府宣佈豁免清政府各種苛捐雜稅影響下，發動瞭以抗租為主要內容的鬥爭，但大都遭到鎮壓。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因而失去瞭農民這一強大支柱。
革命的勝利與失敗 革命的勝利發展使清政府極為震驚，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顯得手足失措。不久以前受到清政府排斥，在彰德韜晦的袁世凱在北洋軍中有深厚的潛勢力。由於南方新軍紛紛倒向革命一邊，北洋軍是清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軍事力量。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對袁世凱也寄予厚望。尤其重要的是，袁世凱還得到帝國主義的有力支持。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授予指揮湖北軍事的全權。11月1日，清軍攻陷漢口。同日，攝政王載灃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交出全部軍政大權，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受命於危難之際的袁世凱懂得，單靠武力是鎮壓不瞭革命黨人的。他在南下督師時，或屢函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或派出代表到武昌，提出在實行君主立憲的條件下同革命黨人“和平瞭結”。黎元洪和黃興、宋教仁等過高估計瞭袁世凱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難，急於取得廉價的勝利，他們企圖利用袁世凱和清朝貴族之間的矛盾，以大總統的位置動員他倒戈，把最終推倒清朝的希望寄托於袁世凱。11月27日，漢陽為清軍攻陷。帝國主義看到時機成熟，出面斡旋停戰。12月1日，在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葛福撮合下，雙方議訂停戰三日。此後又擬定《續停戰條款》，規定雙方派出代表討論大局。停戰是辛亥革命從武裝鬥爭走向政治妥協的一個重要轉折；而同意談判，則打開瞭政治解決南北沖突的大門。12月18日，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和革命軍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和談（見南北和談）。
辛亥革命形勢圖（1911年）
中外反動派的營壘因袁世凱的出山得到加強。革命方面卻群龍無首，妥協傾向日增。獨立的各省形成瞭兩個中心：武昌集團以黎元洪為首，上海集團以陳其美為首。雙方都力爭籌建臨時政府的主動權。11月下旬，各省代表議決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督執行中央政務。接著十四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籌備成立中央臨時政府。12月2日，江浙聯軍經過十天的奮戰，攻克清兩江總督、江南提督盤踞的南京。於是代表會議決定以南京為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隨即自武漢齊集南京。25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自海外歸來，對革命派內部的妥協傾向進行瞭鬥爭，但他無力改變總的趨勢。29日，十七省代表會議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到南京就職，發佈《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告全國同胞書》等文件，正式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1月2日，通電改用陽歷。3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確定臨時政府組成人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臨時參議院。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這個政府包括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三種政治勢力。革命派在政府中居於領導地位。立憲派和舊官僚擔任內政、實業、交通等部總長，擁有相當實力。在作為立法機關的臨時參議院中，同盟會員占大多數，也有不少參議員是立憲派人士。獨立各省的軍政府多數為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操縱，南京臨時政府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對它們事實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革命派自身的弱點也更多地暴露出來。章炳麟宣傳“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就是這種弱點的一種反映。革命黨的一些上層分子由於思想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害怕革命深入引起社會動亂，或者熱衷於爭權奪利，和立憲派、舊官僚一起組成政治團體，如章炳麟、張謇、程德全等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孫武、黎元洪組成民社，對同盟會和孫中山施加壓力。孫中山的許多正確主張都遭到反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感到大總統的位置難於到手，立即撤銷和議代表，造成談判破裂的形勢，迫使革命勢力妥協。帝國主義列強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並且制造外國幹涉的空氣。北京公使團決定將中國各海關凈存稅款匯解上海，分存於匯豐、德華、華俄道勝等外國銀行。這批償還外債後本可動用的稅款節餘（即“關餘”）因此被凍結。身任兩淮鹽政總理的臨時政府實業部長張謇，堅決反對孫中山“挪用”鹽稅。臨時政府可能得到的財源被堵死，隻能向日本、美國、德國、俄國的財團接洽貸款，大多沒有結果，陷入極為竭蹶的境地。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孫中山被迫退讓。1月22日，孫中山聲明隻要清帝退位，袁世凱宣佈贊成共和，即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保證後，加緊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終於接受中華民國對皇室的優待條件，正式退位。這樣，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垮臺瞭，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也隨之結束。
2月13日，袁世凱向臨時政府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孫中山辭職時提出定都南京、新總統須到南京就職和必須遵守《臨時約法》等三個條件，想以此對袁世凱加些限制。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實力在北方，拒絕南下就職。孫中山派蔡元培為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表面上裝腔作勢，表示歡迎，暗地裡卻指使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變；帝國主義也乘機調兵入京，制造緊張空氣，以支持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再次退讓。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次日，孫中山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按照三權分立原則，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有請願、選舉、被選舉等項權利。這個約法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25日，唐紹儀到南京接收臨時政府，組織新內閣。該內閣中內政、陸軍、海軍、財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凱的親信或擁護者擔任，同盟會隻分配到教育、農林、工商等幾個點綴性的席位。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5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和該院遷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辛亥革命失敗瞭。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辛亥革命要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大敵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既缺乏必要的決心和勇氣，也缺乏相應的力量。這個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資產階級革命派從出現至武昌起義，隻不過是十來年的經歷，各方面都還不夠成熟。思想上，救亡排滿的宣傳淹沒瞭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宣傳，對帝國主義存在著懼怕心理；組織上，同盟會未能成為一個堅強統一的司令部和戰鬥隊；軍事上，缺乏一支由自己掌握的有覺悟的部隊；政治上，對立憲派和舊官僚喪失警惕；階級關系上，未能發動農民，形成強有力的民主革命大軍。歷史證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有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卻無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歷史證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結合，是扼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瞭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點從此深入人心。中國人民長期以來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以辛亥革命作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