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時期，各階級、集團及其軍事傢和軍事論著者對於戰爭與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它隨著社會的前進、戰爭的發展而不斷深化。
產生時期 西元前21世紀(一說西元前22世紀)，中國建立瞭奴隸制的夏王朝，從此戰爭成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此時，儘管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處於低級階段，還是產生瞭以靠天命觀指導戰爭為中心內容的軍事思想。奴隸主對外族發動掠奪戰爭，或用武力鎮壓本族奴奴隸的反抗，都是以征討“違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號召，並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嚴刑厚賞驅使士卒作戰。作戰方式是集團列陣正面沖殺。到商代以後，作戰逐漸以車兵為主。對軍隊指揮，要求行動統一，嚴厲管理。這種思想，指導著夏、商、西周幾個王朝的軍事鬥爭。通過這一時期的戰爭實踐，人們已初步認識到審勢而動，量力而行，眾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反映瞭樸素的唯物主義觀念。傳在西周時期，已出現《軍志》、《軍政》等軍事著作，雖早失傳，但在後來問世的《左傳》、《孫子兵法》等書中，還保留著一些片斷的引文。
迅速發展時期 約從公元前8世紀初至前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引起瞭士兵成分的變化和兵器的改進，軍事制度和作戰方式也隨之變化。為適應這些新情況的需要，產生瞭統率軍隊的專職將帥，湧現瞭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傢和兵書著作。著名的《孫子兵法》，標志著封建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瞭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瞭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著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孫子兵法》提出，軍事鬥爭必須巧妙地運用權謀，即“上兵伐謀”，“必以全爭於天下”，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軍事傢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戰爭結局。它打破瞭奴隸社會的天命觀，以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思想，指出戰爭獲勝不取決於鬼神，隻要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戰不殆”。它提出瞭“以正合，以奇勝”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思想。《孫子兵法》還指出，戰爭勝負是由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人事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要修明政治，順應民心。這些思想，也為《孫子兵法》同時代的其他兵書和論及軍事的著作所重視。戰國時期，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又進瞭一步。例如，傳為軍事傢吳起所著的《吳子》，就探索瞭戰爭的實質，論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把戰爭分成幾種類型，賦予定義，提出對付各類戰爭的方略。軍事傢孫臏所著《孫臏兵法》，更主張拋棄“責仁義，式禮樂”的思想，要求用戰爭手段解決社會混亂局面；其作戰思想則特別強調“貴勢”和以奇制勝。這些主張，都是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豐富和提高時期 從公元前3世紀末至公元13世紀，中國經歷瞭秦、漢、晉、隋、唐、宋、元等幾個大的王朝的統治和更迭。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先秦的軍事思想對軍事鬥爭仍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戰爭的發展，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豐富和提高。就戰爭種類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統一疆域的戰爭，有多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民族起義的戰爭，又有國內諸民族貴族為瞭爭奪中央統治權而進行的戰爭。就軍隊發展而言，兵種和兵器裝備有瞭較大的變化。不但有瞭獨立的騎兵，而且舟師水軍參戰的數量也更多瞭。這就要求作戰指揮必須加強步、騎、水軍等的配合作戰，使得戰略戰術運用和指揮藝術都得到高度發展。在這一時期，通過戰爭實踐，造就瞭許多著名的軍事傢和將領，出現瞭許多總結軍事鬥爭經驗的兵書。秦始皇的大規模築長城、修馳（直）道、重兵戍邊等軍事措施，對後世建設邊防的戰略思想，有重大影響。在著名的楚漢戰爭中，張良為劉邦決策，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同盟，孤立項羽，取得瞭戰爭勝利。西漢王朝在對北方匈奴貴族的反擊作戰中，由名將衛青、霍去病率獨立的騎兵集團主動出擊，快速機動，遠程奔襲，以及正面沖擊，翼側迂回等作戰行動，創造性地發展瞭大規模使用騎兵的戰略戰術。兵書《六韜》，針對頻繁的戰爭，提出瞭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思想，並對作戰指揮機構以及步兵、騎兵的協同作戰等作瞭論述。兵書《三略》，進一步闡述瞭“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並指出最高統治者必須廣攬人才，重視民眾與士卒的作用。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過從黃河流域向江南進軍的大規模戰爭，大都是步、騎兵和水軍多路並進的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其中，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晉滅吳之戰，東晉苻秦的淝水之戰，以及隋滅陳之戰最為著名。在這些戰爭中，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瞭相當高的水平。《李衛公問對》一書，聯系唐代初期的戰爭經驗，對以往兵書進行瞭探討，對《孫子兵法》提出的虛實、奇正、攻守等原則及其內在聯系，作瞭比較辯證的論述。李筌的《太白陰經》認為，戰爭的取勝決定於國傢政治的優劣、力量的強弱以及謀略的運用。到瞭遼、宋、西夏和後來的宋與金、蒙古等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統治時期，互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戰爭頻繁。這時期，隨著生產發展和戰爭的需要，出現瞭火器和復雜的裝備器材，對作戰產生瞭重要影響。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宋王朝，由於政治腐敗，軍權由皇帝絕對控制，軍隊作戰能力低下，造成屢戰失利。統治者為瞭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佈《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衛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這時，許洞的《虎鈐經》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均對皇帝絕對控制軍隊指揮權及其危害提出瞭非議。南宋名將嶽飛提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嶽傢軍”突破皇帝“欽定”的作戰旨意，采取步、騎配合的靈活戰法，擊敗瞭金軍強大的騎兵。陳規在《守城錄》中，記錄瞭軍隊開始使用火器和改進城防工事進行防禦作戰的方法，主張“守中有攻”，對城市防禦戰法有所創新。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均以騎兵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蒙古族，建立瞭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發揮其騎兵優勢，以高度的機動靈活制敵，並善於學習和利用敵方先進技術，不斷改進其軍隊的裝備。蒙古貴族和後來建立的元王朝戰勝南宋時，采取遠距離的戰略迂回和步、騎、水軍聯合多路進軍，實施大集團軍隊的戰略進攻。以上的實踐經驗和兵書內容，進一步發展和豐富瞭古代的軍事思想。
在革新與守舊的矛盾中繼續前進的時期 大約從14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約從明朝至清朝後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的境地，不但有連綿不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民族起義戰爭和統治者的平叛戰爭等，而且外國也開始入侵中國。這一時期，由於火器的改進和從外國引進部分先進兵器，出現瞭獨立的水師、炮兵、工兵及其他技術兵種，加以作戰對象發生瞭變化，因而在建軍和作戰指揮等方面都發生相應的變化。這時，一方面出現十分保守的隻求守城保寨單純防守作戰的思想；另一方面，從實踐中總結出的帶有強烈革新內容的軍事思想，也在不少兵書中出現。明代傑出抗倭將領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就是這種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據沿海復雜的地形條件和倭寇火器裝備的特點，對陣法作瞭重大改革。他制定瞭以12人為單位的“鴛鴦陣”，把它作為戰鬥隊形的基礎。何良臣的《陣紀》一書，對於軍隊組訓和戰法的論述，也具有革新的內容。孫承宗主編的《車營扣答合編》，反映瞭在大量火器裝備部隊後，編制和戰法的改革。茅元儀編纂的《武備志》，則試圖從軍事理論、建軍作戰、兵器制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諸方面，提出實行軍事改革的依據，以求振興明王朝的武備。清王朝建立以前，後金(清王朝前身)與明軍發生薩爾滸之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以“憑爾幾路來，我隻一路去”（夏允彝《幸存錄》）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充分發揮其步騎協同作戰的長處，對明軍的多路進攻實行各個擊破，反映瞭軍事指揮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後，統治者局限於騎射為滿洲之根本的思想，采取閉關鎖國政策，在軍事上逐漸趨於保守落後。但是，也有不少人針對這種狀態，提出瞭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洴偽百金方》，主張團結民心，實行兵民聯防；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層次設防的思想；年羹堯的《治平勝算全書》，強調平時對軍隊嚴格訓練，戰時才能取勝等，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千百次王朝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經驗總結。它的豐富內容，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軍事遺產，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近代的直至現代的軍事思想，都從中批判地繼承和吸取瞭許多有價值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