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在對外關係中所執行的控制貿易及隔絕與外國交往的政策。清朝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厲行閉關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為界，大體可分為前後兩個不同時期。前期禁海（見海禁）的目的主要在於隔絕大陸人民與臺灣鄭氏抗清力量交通，防範人民集聚海上；以後則著重防禁“民夷交錯”，針對外國商人，以條規立法形式，嚴加限制對外貿易。
順治初年，清廷對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沿襲明朝成規，不許進入廣州，隻準於澳門交易。隨後，由於東南海上鄭成功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嚴出海之禁。順治十二年(1655)六月，閩浙總督屯泰請於沿海省份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於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貿易，如有“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並潛通海賊（指鄭成功）”，“或造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繼續與鄭氏貿易往來。順治帝認為此乃立法不嚴所致，於十三年，下達“禁海令”，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違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入官，本犯產盡給告發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緝，從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論死。沿海可泊船舟處，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軍法從事，督撫議罪。順治十八年，清廷進一步下達“遷海令”，以保證“禁海令”的施行。強迫海島和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裡，設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禁海令”和“遷海令”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謀生無路，並嚴重地影響瞭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裡內，滿目荒涼。
三藩戰爭期間，鄭氏力量復入廈門，在福建沿海登陸。康熙十七年(1678)閏三月，康熙帝下令：“應如順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將界外百姓遷移內地，仍申嚴海禁，絕其交通。”二十二年，清政府統一臺灣。次年，開海禁。康熙帝稱：“先因海寇，故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命令沿海各省將先前所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允許滿漢人民出洋貿易，唯不準將硝磺軍器等出洋。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四個口岸對外國通商。
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於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至乾隆時，清政府再次厲行限制對外貿易。當時，英國人為瞭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產茶、絲地區，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偕同英國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定海、寧波。英國武裝商船的到來，引起瞭清廷的重視。為瞭整肅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隻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這是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大轉折，即針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厲行閉關政策，隻準在廣州一口貿易。
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隻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並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范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隻準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雇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雇人傳遞消息；於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防夷五事”將對外貿易嚴加管理，有瞭明確的法規，使閉關政策形成為制度。嘉慶十四年(1809)，清政府又頒佈《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先後制訂瞭《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規定外，又規定外國兵船隻許外洋停泊，禁外國商人攜帶婦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輿，等等。其中有關嚴拿販賣鴉片人船等項，則是針對外國侵略者鴉片貿易的正確禁令。
清朝對外實行閉關政策，是封建經濟的產物。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人們彼此隔絕，在政治上自然產生閉關自守。乾隆帝在其《敕諭英吉利國王書》中說：“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閉塞的封建自然經濟，自然沒有交往貿易的必要，清統治者反而以此驕人，夜郎自大。英國人也覺察到這一點，他們說：“在必需品上──雖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給，因此中國政府絕對不重視對外貿易，認為可以隨意限制對外貿易。”
此外，滿族統治者對漢族人民防范甚嚴，他們懼怕外國人支持漢人反抗清朝的活動。乾隆帝曾說：“民俗易囂，洋商雜處，必致滋事”，所以清政府一再嚴申“華夷之別甚嚴”，“從不許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攙雜”。清政府制訂各種“防范夷人章程”，目的是要隔絕中國人與外國人的任何交往。同時，清政府對出洋貿易的中國人也有種種嚴格限制，無論船隻的大小，來往日期，貿易貨物及其數量種類，均規定甚嚴。
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構築瞭隔絕中外的一道堤墻，對中國社會的前進起瞭阻礙作用。由於對出海貿易橫加限制，嚴重影響瞭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中國人民與世界潮流隔絕，不明世界大勢，而清統治者更是閉目塞聽，其結果正如魏源所說：“以通事二百年之國，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離合。”
1840年，英國侵略者終於用大炮轟開瞭中國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