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百科詞條

　　1927～193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反對以帝國主義為靠山、以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聯盟為基礎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革命戰爭。亦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1924～1927年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合作下，曾經取得很大勝利。然而，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公開背叛孫中山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和反帝反封建政策，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使這次大革命最後遭到失敗。中國共產黨為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領導中國人民繼續戰鬥，開始瞭獨立地創建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歷史時期。

　　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和遊擊戰爭的開展　中國共產黨人從失敗中得到慘痛教訓，逐步認識到武裝鬥爭和組織革命軍隊的極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的2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瞭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見南昌起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號召全黨和廣大工農群眾奮起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9月11日，毛澤東等領導由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和革命士兵組成的工農革命軍，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舉行秋收起義(見湘贛邊秋收起義)。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在廣州舉行起義（見廣州起義）。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領導瞭近百次武裝起義，其中有洪湖地區，黃安、麻城地區，海豐、陸豐地區，弋陽、橫峰地區等農民起義，以及湘南，桑植、渭華等起義。此後，還領導瞭平江起義、左右江起義和其他起義。在這些起義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創造瞭若幹支革命武裝。1928年5月開始，各地工農武裝陸續稱為紅軍。

　　在國民黨軍占有絕對優勢和革命處在低潮的情況下，為瞭保存和發展自己，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於1927年10月，轉戰到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開始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和工農民主政權(即蘇維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裝，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見彩圖)。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工農革命軍（由南昌起義軍餘部編成）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見彩圖)，鞏固和發展瞭井岡山根據地。其他地區的起義武裝，也先後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地區，開展遊擊戰爭，並接受井岡山鬥爭的經驗或依靠自己鬥爭的體驗，開始創建根據地。

1927年9月湘贛邊秋收起義，毛澤東率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向井岡山進軍（油畫）何孔德　陳玉先　高虹　高泉作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於井岡山（油畫）何孔德作

參加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幹部合影

　　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稱紅軍第4軍），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戰鬥力最強、影響最大的一支部隊。從它誕生之日起，國民黨軍就集中8～9個團以至近20個團的兵力，多次對它發動進攻，但都被擊破。1928年5月，工農革命軍第4軍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戰機，殲滅江西國民黨軍1個團，乘勝占領永新城。6月，紅軍第4軍在七溪嶺、龍源口地區擊破江西國民黨軍兩個師的進攻，殲滅其1個團，擊潰其兩個團。隨後，又取得反對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根據地2次“會剿”的勝利。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和遊擊隊的作戰經驗，把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訣。其他地區的工農革命軍和遊擊隊也從鬥爭中摸索到一些寶貴的經驗。工農革命軍和遊擊隊在人數少、武器差、彈藥奇缺、糧食和被服等物資供給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運用正確的遊擊戰爭戰略戰術，不斷地打擊國民黨軍。

　　1929年3月至1930年10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相繼爆發大規模混戰。各地紅軍乘機積極發展革命戰爭。紅4軍主力於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地區，向贛南、閩西挺進。在創建新蘇區的鬥爭中，先後在大柏地、長汀、龍巖、上杭、水南等戰鬥中，取得殲滅國民黨軍約4個旅的勝利。桑植起義後，在湘鄂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戰鬥中取得基本殲滅國民黨軍1個旅的勝利；黃麻起義後，在鄂豫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會剿”的勝利。其他地區的紅軍也取得不少勝利。初建起來的蘇區多數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得到發展。紅軍的建軍原則在頻繁戰鬥中逐漸形成。湖南、江西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於1927年9月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瞭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把共產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在軍隊內部開始實行民主制度。以後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又制定瞭紅軍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註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註意。）1929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召開瞭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見彩圖）。大會全面地總結瞭紅4軍誕生以來的建軍經驗，通過瞭以《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中心的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規定瞭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基本任務，強調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解決瞭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史上起著長時期的指導作用。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鬥爭中逐步為中國革命找到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

參加井岡山鬥爭的部分人員1938年在延安合影

　　紅軍、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經過3年的遊擊戰爭，紅軍有瞭很大發展，戰鬥力也大為提高。革命根據地也有瞭很大發展。1930年6月前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蘇區紅軍分別進行瞭整編。贛西南蘇區和閩西蘇區紅軍編為第1軍團，轄第3、第4、第12軍；湘鄂贛蘇區紅軍編為第3軍團，轄第5、第8軍；湘鄂西蘇區紅軍編為第2軍團，轄第2、第6軍；鄂豫皖蘇區紅軍編為第1軍；贛東北蘇區紅軍編為第10軍；右江蘇區紅軍仍為第7軍。此外，贛西南蘇區還編有第20軍、第22軍，閩西蘇區還編有第21軍，湘鄂贛蘇區還編有第16軍，廣東東江蘇區紅軍編為第11軍，浙江南部地區紅軍編為第13軍，江蘇（南）通海（門）如（皋）泰（興）蘇區紅軍編為第14軍，等等。總人數共7萬餘人。

1929年12月，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古田召開，又稱古田會議（油畫）何孔德作

　　隨著革命力量的增長，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發展，一些人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和過分誇大統治階級的危機，以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接著提出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各地紅軍整編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繼開始進攻作戰。

　　毛澤東不贊成上述冒險計劃，他率紅軍1團進抵南昌近郊後，沒有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處理瞭作戰行動。7月27日，紅3軍團乘湖南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在湖南、廣西邊境同李宗仁、張發奎等部激戰之機，攻占湖南省會長沙。8月6日被迫撤出。8月20日，紅1軍團於湖南、江西邊界之文傢市殲滅何鍵部1個多旅。8月23日，紅1軍團和紅3軍團在湖南瀏陽的永和市會師，隨即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並成立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8月底，紅一方面軍再次進攻長沙，因長沙守軍增加，遂撤長沙之圍，轉向江西前進，10月4日攻占吉安城。這時紅一方面軍已發展到約4萬人。其他各地紅軍在進攻作戰中，多數遭到損失，10月以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或實際情況，也先後停止瞭進攻中心城市的作戰。

　　10月，蔣介石結束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戰爭後，迅速調轉兵力，組織對紅軍和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並把重點置於紅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11月，蔣介石調集7個多師的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依據敵強我弱的情況，決定采取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方針，以運動戰打破敵人的“圍剿”。12月上中旬，國民黨軍增至11個師又2個旅，共10萬餘人，從吉安、建寧之線，由北向南，分路對紅軍實行向心攻擊。3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乘國民黨軍第18師師部和兩個旅孤軍深入到龍岡立足未穩之際，發起猛攻，將其全殲。接著乘勝追擊，又在東韶殲國民黨軍第50師1個多旅。這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1.5萬人，粉碎瞭其“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以20萬人的兵力，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方針，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仍然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先後在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粉碎瞭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

　　蔣介石在兩次“圍剿”失敗之後，迅速調集30萬人的兵力，自任總司令，采取“長驅直入”戰略，於7月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此時，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分散在閩西北、閩西和贛南地區進行群眾工作，且未獲補充，全軍隻有3萬人左右。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繼續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迅速收攏部隊，向蘇區後部興國地區回師。這時，由右江蘇區轉戰到湘贛蘇區的紅7軍，也東渡贛江，來到中央蘇區，增強瞭反“圍剿”的力量。7月底，蔣介石發現紅軍主力在興國地區，立即以其進入蘇區的主力十幾個師分路向西、向南進攻，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東岸而消滅之。據此，紅一方面軍決定避其主力，打其虛弱。8月5日晚，以部分兵力將國民黨軍向萬安方向牽引，主力采取中間突破戰法，於7日，在蓮塘、良村殲國民黨軍1個師部和3個多旅，接著乘勝攻克黃陂。3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1萬多人。這時，所有向西向南之國民黨軍都掉頭向東，猛力並進。紅一方面軍則以一部兵力向樂安方向佯動，主力隱蔽地重返興國境內休整。至此，國民黨軍由於在崇山峻嶺中來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擊，部隊饑疲沮喪，不得不實行總退卻。紅軍又乘機於9月7日在老營盤截殲其1個旅，15日在方石嶺追殲其1個多師。共殲敵3萬餘人，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又被粉碎。

　　與此同時，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西蘇區)的洪湖區軍民，在主力紅軍第2軍團（後改稱紅3軍）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等地的情況下，經過艱苦作戰，相繼挫敗瞭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保衛瞭蘇區。紅3軍返回後，即向襄河以北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在龍王集、文傢墩等地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近3個旅。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亦稱鄂豫皖蘇區）紅軍於1931年1月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殲敵5000餘人。3月在雙橋鎮取得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的勝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圍剿”，殲敵3個多團，擊潰1個旅。隨著鬥爭的勝利和紅軍的發展，11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下轄第4、第25軍，共近3萬人。隨後，紅四方面軍在國民黨軍尚在計劃第三次“圍剿”期間，於11月至1932年6月主動發起攻勢作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圍點打援”的作戰原則，連續取得黃安、商(城)潢(川)、蘇傢埠、潢（川）光（山）4次戰役的重大勝利，共殲國民黨軍6萬餘人。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劃遂告破產。

　　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在反“圍剿”中取得不少勝利。活動在陜甘邊和陜北地區的紅軍遊擊隊也開展瞭遊擊戰爭。

　　在紅軍反“圍剿”勝利形勢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於1931年11月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朱德任中革軍委主席。

　　革命戰爭的嚴重挫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瞭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武裝侵略，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全國各地出現瞭抗日反蔣浪潮。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領導者，卻無視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繼續推行許多“左”的錯誤政策；同時，還過分誇大紅軍3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國民黨軍的失敗，要求紅軍不顧主客觀條件，進攻和占領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

　　在這個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命令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於1932年2 月攻打國民黨在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贛州。紅軍圍攻贛州33天，未能攻克，遭受很大傷亡。由於毛澤東等對軍事冒險方針的抵制，中央紅軍在4月和8月先後取得漳州戰役和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會議，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

　　1933年2月，蔣介石以30多個師分3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並以其嫡系部隊12個師編為中路軍，由北向南實施分進合擊。中央紅軍主力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退卻步驟，2月下旬，在黃陂以西的蛟湖地區以伏擊手段殲國民黨軍近兩個師。3月21日，又在草臺崗殲其1個師大部。至此，基本上打破瞭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

　　1933年，日本向熱河（今劃歸河北省、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今劃歸河北、山西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河北等省加緊侵略。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仍然不顧國傢民族的危亡，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集中50萬人以上兵力，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於9月下旬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

　　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機構於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以後，進一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的錯誤政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指導上實行瞭一系列錯誤的原則。開始時推行軍事冒險主義，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就敵，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使紅軍一開始便陷於被動地位。當駐福建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反蔣事變時，又沒有采取正確方針，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粉碎其“圍剿”。以後，又轉而采取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禦，企圖以陣地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阻住國民黨軍的進攻。結果紅軍在保衛廣昌和其他一系列防禦戰鬥中不但沒有守住陣地，反而遭到很大傷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挺進閩浙皖贛邊，但未能達到大量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的目的。到10月，中央紅軍在蘇區內粉碎“圍剿”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

　　在湘鄂西蘇區，紅軍也受到嚴重挫折。在國民黨軍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 “圍剿”開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紅3軍在襄河以北地區實行不停頓的進攻。1932年7月，國民黨軍開始瞭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仍然企圖以進攻戰略打破“圍剿”。以後又轉為單純防禦。到9月，洪湖蘇區全部喪失。紅3軍被迫經豫西南、陜南轉至湘鄂邊。1934年5月又轉至黔東地區，7月創立瞭黔東蘇區。

　　在鄂豫皖蘇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也過分估計紅軍進攻黃安、蘇傢埠等4次戰役的勝利，盲目輕敵，先是要求紅四方面軍向平漢鐵路出擊，繼而決定圍攻麻城，企圖進而實現威逼武漢的計劃。1932年8月，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開始第四次“圍剿”。在國民黨軍已經迫近蘇區腹地的嚴重情況下，紅四方面軍才奉命倉促趕向黃安（今紅安）以西迎戰。從8月上旬開始的兩個月內，紅軍在鄂東、豫南和皖西地區，輾轉作戰，均未得手，10月，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餘人離開鄂豫皖蘇區，越過平漢鐵路向西轉移，經鄂北、豫西，進入陜南。12月至1933年2月1日，紅四方面軍乘四川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之機，越過大巴山進至川北，先後占領通江、南江、巴中3座縣城和周圍廣大地區，創建瞭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陜革命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

　　1933年2月中旬，國民黨四川軍閥田頌堯調集近6萬人的兵力，對川陜蘇區發動三路圍攻。紅四方面軍根據蘇區的地勢特點，采取“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依托山險，實行運動防禦。紅軍經過兩期收緊陣地，5月21日開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瞭四川軍閥部隊的三路圍攻，俘其1萬餘人。戰後，紅四方面軍將4個師擴編為4個軍。反三路圍攻勝利後，紅四方面軍乘四川軍閥部隊新的圍攻尚未準備就緒之際，於8月中旬至10月底，舉行瞭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3次進攻戰役，殲四川軍閥部隊近2萬人。

　　11月初，國民黨四川軍閥劉湘調集20萬人的兵力，對川陜蘇區發動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繼續采取“收緊陣地”的作戰方針。從12月中旬至1934年6月，國民黨軍發起4期總攻，紅軍4次收緊陣地。7月中旬至8月上旬，國民黨軍又以奪取萬源為目標發動4次猛攻。紅軍依險固守，頑強抗擊。8月9日開始反攻，至9月中旬紅軍粉碎瞭四川軍閥部隊的六路圍攻，共殲8萬餘人，保衛瞭川陜蘇區。為瞭向四川、甘肅邊界發展，1935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紅四方面軍舉行瞭嘉陵江戰役，取得瞭殲國民黨軍1萬餘人、攻占9座縣城的重大勝利。但是，張國燾卻為某些困難所嚇倒，決定放棄瞭川陜蘇區。

　　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紅軍的反“圍剿”，也因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而遭到失敗。

　　主力紅軍進行長征和革命大本營奠基西北　1934年8月，湘贛革命根據地（亦稱湘贛蘇區）紅軍第6軍團根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指示，向湖南中部前進，擬與紅軍第3軍（原紅2軍團）取得聯系，執行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隊的任務。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留下紅軍一部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就地堅持鬥爭，率領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於10日從瑞金出發，向湘西轉移，開始長征。（見彩圖）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圖為中央蘇區首府、中央紅軍出發地——江西瑞金

　　長征初期，中共中央在戰爭指導上，由單純防禦的軍事保守主義變為轉移中的逃跑主義。中央紅軍於10月21日晚從於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接著，在湖南的汝城和廣東的城口間，湖南的良田和宜章間，相繼通過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由於博古等人一味退卻逃跑，消極避戰，行動遲緩，喪失瞭在湘南殲敵的戰機。部隊在廣西境內遭到優勢國民黨軍的截擊和追擊，經過苦戰，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但遭到瞭重大傷亡。湘江之戰後，國民黨軍迅速調整部署，向黔陽、洪江地區轉移兵力，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北上湘西的路上。這時，中央紅軍已減員至3萬餘人，且疲憊不堪。在此危急關頭，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接受瞭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放棄原定北出湘西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和川黔邊前進。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糾正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制定瞭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見彩圖）。3月，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3人軍事指揮小組。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圖為會議舊址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界地區，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縱橫馳騁於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之間，以四渡赤水的作戰行動，調動敵人，創造戰機，其間於2月下旬，在婁山關、遵義地區取得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的重大勝利。隨後又南渡烏江，威逼貴陽，虛指昆明，終於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5月上旬經雲南境內的皎平渡等地渡過金沙江，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紅四方面軍進行嘉陵江戰役後，於5月初從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轉移，開始長征，5月中旬占領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等地區，並以一部前出懋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在此之前，鄂豫皖蘇區的紅25軍亦於1934年11月向陜南轉移，進行長征，至1935年5月，開辟瞭鄂豫陜革命根據地（亦稱鄂豫陜蘇區）。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在會理地區集結後，繼續北進，通過彝族區，一部於5月25日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並沿河左岸北上，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擊破沿途國民黨軍的阻攔，於29日占領瀘定橋和瀘定城，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天險大渡河。接著，越過空氣稀薄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12日，先頭部隊在達維附近與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進到懋功地區。兩個方面軍會師後，共有10餘萬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一致決定會師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兵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邊根據地，進而推動全國革命運動發展，同時決定兩軍互相協同，迅速奪取松潘，以利北向作戰。會後張國燾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拖延行動，致使紅軍失去奪取松潘的有利時機。中共中央為瞭繼續貫徹北上方針，決定將中央紅軍的第5、第32軍（7月，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稱第1、第3、第5、第32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軍編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將中央紅軍第1、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第4、第30軍編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通過草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左路軍到達阿壩後，張國燾拒絕繼續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命令已進到墨窪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提出要紅軍主力返回草地南下川康邊，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黨中央。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遂采取果斷措施，率右路軍中的第1、第3軍和中央直屬隊一部先行北上。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克服重重困難，迅速越過岷山，攻占天險臘子口，9月18日占領哈達鋪，進入甘南。接著，突破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擊破國民黨軍的阻擊和追擊，10月19日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陜甘蘇區）的吳起鎮。至此，中央紅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2.5萬裡的長征，勝利結束。

紅軍長征中在草地宿營（繪畫）

　　陜甘蘇區的紅軍第26、第27軍在中央紅軍主力到達之前，已粉碎瞭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次“圍剿”，保衛和發展瞭蘇區。1935年9月，紅25軍從鄂豫陜蘇區到達陜北，同紅軍第26、第27軍會合，組成第15軍團，並在第三次反“圍剿”中取得勞山、榆林橋兩仗的勝利。中央紅軍主力同第15軍團會合後，中共中央決定中央紅軍主力合編為第1軍團，並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以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轄第1、第15軍團。與此同時，蔣介石兼總司令的西北“剿總”集中5個師，對紅一方面軍開始瞭進攻。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直羅鎮全殲國民黨軍1個師，並在張傢灣地區殲其援軍1 個團，粉碎瞭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一勝利，給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奠定瞭基礎。

　　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向湘西轉移之紅軍第6軍團，於1934年10月在黔東與紅3軍(隨即恢復紅2軍團番號)會合，隨後，創建瞭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1935年4～8月，先後在陳傢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等戰鬥中，共殲國民黨軍兩個多師。9月，國民黨軍集中130多個團，再次發動“圍剿”。第2、第6軍團多次尋戰，未獲戰機，在國民黨軍堡壘封鎖越來越緊的情況下，於11月19日離開蘇區，開始長征。

　　爭取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轉變　為瞭適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效地發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2月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會議（見彩圖）。會議正確地分析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中國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新形勢，決定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策，並確定全國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革命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規定紅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根據上述方針，紅一方面軍於1936年2月發起東征戰役，渡過黃河進入山西，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軍直接作戰，但遭到山西軍閥閻錫山部攔擊。紅軍在中陽縣關上村和孝義縣兌九峪打退山西國民黨軍的攻擊，控制瞭石樓、中陽、孝義、隰縣之間的廣大地區。隨後即以少數兵力在上述地區堅持活動，主力分向南北發展，前鋒分別進至侯馬和太原近郊。蔣介石為瞭援救閻錫山和阻攔紅軍東進抗日，派遣約10個師進入山西。同時命令在陜西的東北軍、西北軍向紅軍後方──陜甘蘇區進攻。紅軍為避免不利決戰，於5月初全部西渡黃河，回師陜北。是役共殲國民黨軍約7個團。紅一方面軍回師後經過短暫休整，為打退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進攻，遂發起西征戰役，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裝在東線堅持遊擊戰爭，主力於5月下旬開始，向陜西、甘肅、寧夏3省邊界的廣大地區進攻。經過2個多月的作戰，俘國民黨軍旅長以下2000餘人，占領定邊、環縣、豫旺、鹽池、同心等城鎮，開辟瞭廣大新區。東征、西征戰役的勝利，擴大瞭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並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瞭積極的作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確定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圖為會議舊址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於1935年9月，強令紅四方面軍及隨同行動的中央紅軍第5、第32軍，由阿壩和包座地區南下，10月8～20日，向綏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的四川國民黨軍發起進攻，擊潰其6個旅。24日，又向天全、蘆山、名山、邛崍等地發起進攻。11月中旬在名山東北的百丈地區苦戰一周，雖殲川軍1.5萬人，自己也傷亡近萬。1936年2月，紅軍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的情況下，被迫後撤，於4月轉移至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至此，南下的紅軍由約8萬人減至4萬餘人，南下行動遭到失敗。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經過朱德、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於6月接受瞭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

　　紅軍第2、第6軍團離開湘鄂川黔蘇區，先後在湘中、黔東和黔西北地區轉戰3個多月。隨後，又在烏蒙山區同國民黨軍5個縱隊10多個師周旋月餘，於1936年3月下旬突出敵人的包圍進至貴州省的盤縣地區。接著進入雲南，於4月下旬從石鼓、巨甸渡過金沙江。7月2日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第2、第6軍團和第32軍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紅四、紅二方面軍會師後，從甘孜地區開始北進，先頭部隊於8月10日占領哈達鋪，進入甘南。紅一方面軍主力為瞭策應紅四、紅二方面軍北上，於8月底由寧夏的豫旺堡地區南下，先後占領靜寧以北的將臺堡和會寧縣城，控制瞭西安—蘭州公路的一段。8月12日，中共中央制定瞭紅軍三個方面軍協力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9月中旬，張國燾電令紅四方面軍準備西進青海和甘肅西北部。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召開會議，否定瞭張國燾的西進主張，重新肯定瞭北上方針。9月23日，漳縣會議又采納瞭從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見。會後張國燾電令紅四方面軍迅速從蘭州以西渡過黃河，向涼州、永登地區前進。後西進部隊因氣候、地形條件受阻，中共中央和軍委又連電指示停止西進，立即北上。在此情況下，張國燾遂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10月9日、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省會寧城和靜寧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全部勝利結束。

紅一、紅四方面軍長征會師地——會寧西關

　　10月20日國民黨軍開始大舉進攻。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軍委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渡過黃河。隨後，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亦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11日中共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統一指揮該部的行動。此後，西路軍所屬部隊在向甘肅西部進擊中，艱苦奮鬥，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頑強，克服瞭種種困難，同軍閥馬步芳部的優勢兵力進行瞭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殲敵約2萬人，但西路軍也遭到嚴重損失，到1937年3月中旬終於失敗。李先念等率餘部翻越祁連山，穿過戈壁灘，進入新疆。

　　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不顧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調集5個軍對紅軍發動進攻。紅軍主力逐次由寧夏的同心城、李旺堡之線向東向北轉移。11月20日，國民黨軍第78師1個旅另1個團進至山城堡地區。21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紅二方面軍配合下，對該師發起猛攻，經一晝夜激戰，將其全殲。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國民黨軍停止瞭對陜甘蘇區的進攻，對國內和平的實現起瞭促進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紅軍三大主力北上抗日影響和推動下，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實現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仍堅持內戰政策。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第17路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扣留瞭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及其同來的高級軍政官員，發動瞭西安事變。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為重，派周恩來等前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見彩圖)。此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繼續鬥爭下，國內和平基本實現。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奠定瞭基礎。圖為參加談判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從西安回到延安時，受到毛澤東等的歡迎

　　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紅軍和遊擊隊，在中共當地組織的領導下，在人民群眾支援下，戰勝種種困難，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八省范圍內的贛粵邊、閩贛邊、閩西、閩粵邊、皖浙贛邊、浙南、閩北、閩東、湘鄂贛邊、湘贛邊、湘南、鄂豫皖邊、鄂豫邊、瓊崖等14個主要地區，堅持瞭艱苦卓絕的3年遊擊戰爭。在戰略上配合瞭主力紅軍的行動，為中國革命作出瞭重要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三省的抗日遊擊戰爭，也迅速發展起來，給瞭日本侵略軍以沉重打擊，為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作出瞭很大貢獻。

　　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走過瞭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曾經從最多時的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但從戰爭實踐中，造就瞭大批優秀的軍事指揮員，積累瞭豐富的鬥爭經驗，提高瞭部隊戰鬥力，而且鍛煉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從而為實現全國抗戰和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奠定瞭堅實的基礎。（見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