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至秦統一前的全部文學。“先秦”一詞,最早見於漢代。《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這裏的“先秦”,即漢人心目中的“前秦”,包括秦王朝在內。至後人論學所謂“先秦諸子”,才開始將“先秦”的範圍轉移到秦以前,主要是指春秋末期至戰國的一段時間。今人更將這一概念擴展成為泛指秦代以前。

  遠古口頭文學 遠在上萬年之前,中國人的祖先已經在開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通過勞動實踐,他們改造瞭自然界的面貌,促進瞭自身的進化,發展瞭思維,產生瞭語言,同時也創造著人類的精神文明。根據考古學上的發現,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中,就有按照實用和美的原則制造的石器工具和陶器用品,本身就是頗為精美的造型藝術品,上面的人面、魚、鹿、鳥、蛙等圖象和人面、壁虎、鷹隼等雕塑,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審美趣味。音樂方面,傳說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大體上可以判斷,當時美術、音樂等藝術已逐漸同生產分離而走向獨立。與之密切相關的語言藝術──文學,也同時產生。“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谷,時則有豐年之詠”(夏侯玄《辨樂論》)。這些關於遠古時代歌謠創作的記載,不會全無根據。

人物禦龍帛畫 戰國

  石器時代生產力與知識水平低下,在變幻莫測的大自然面前,人們感到無能為力,對它產生瞭神秘感,形成對自然神的信仰。原始人群演進為氏族公社後,又產生瞭祖先神的觀念。神的信念在人們的意識中占著支配地位。對神的崇拜,就出現瞭宗教;對神贊美、祈禱所唱的韻語,是原始歌謠的一種形態;把自然力神化,並借助想象企圖解說它、征服它、支配它,就產生瞭神話;以歌舞等儀式來“溝通”人與神的聯系的巫祝,也就是原始的文藝傢。因此,原始文學與神的觀念以及宗教活動是密切相關的。那時,祀神、祭天、大戰前後、大獵、大耕種、大收成之際,必有歌舞。這是一種鼓舞人心、激勵感情的藝術手段。從而形成瞭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呂氏春秋·古樂》所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就是一例。再如《卿雲歌》,雖然帶有後人加工的色彩,但它的基本精神還是表現原始人對日月光明的崇拜與贊美。這些都是在群眾性的、激動人心的場合,以載歌載舞形式演唱的。

  在階級社會形成以前,人與自然的矛盾特別突出。基於人們對自然幼稚的理解,便有“十日並出”、“十日代出”、“日中有金烏”、“日休止於扶桑”等神話,表現瞭原始人類對酷暑、太陽運行等自然現象的認識。對自然恩賜的感激與喜悅,就表現為“豐年之詠”、“葛天氏之樂”。至於自然界給人們帶來的災難以及人們為消除災難所進行的鬥爭,更是成瞭原始文學的主要內容:女媧補天、羿射十日、大禹治水、精衛填海等神話故事,伊耆氏的《蠟辭》(《禮記·郊特牲》)和《彈歌》(《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都屬此類。原始文學中也有以社會矛盾為表現主題的,如黃帝戰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觸不周山等,反映瞭氏族部落間的激烈戰爭。這些神話傳說,可能產生在原始社會的後期。

  遠古時代基本上還沒有文字,原始文學隻能是口頭文學,在群眾中廣泛流傳,不斷充實,不斷提高。從《山海經》、《淮南子》、《楚辭》等後世著作所記載的有關內容看,古代神話原本是十分豐富多采的。到瞭文字記錄的時候,可能受到史官求實精神與孔子為首的儒傢“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觀點的影響,往往被當作史實來加以修改、刪削,甚至曲解,使其本來面目顯得比較模糊。

  奴隸社會文學 夏禹傳帝位於其子啟,顯示著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化。奴隸社會在上升時期,和一切新的社會制度一樣,推動瞭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到瞭商、西周,出現瞭光輝燦爛的文化。尤其文字的日趨進步和廣泛使用,對文學的影響至大。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銅器銘文、《周易》繇辭以至《尚書》,反映瞭書面語言由句而章、由章而篇的形成過程。《盤庚》多記言,《顧命》中不少敘事,是現存較早的散文完篇。

  詩歌的興盛,是周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周代金文中已多用韻之文。《周易》中約三分之一為韻語,多采錄與效仿民間歌謠,記敘瞭世情風俗。《詩經》中產生時間比較早的反映周民族發展史的詩篇《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其中雖帶有若幹神話色彩,但基本上記述瞭周民族由母系為中心而至父系為中心,由遊牧為主而至農業為主,由穴居而至室居,由定居於周而至統治天下的發展過程。周初的統治者鑒於商朝覆滅的歷史教訓,意識到光靠天命、神權不足以鞏固統治,提出還要“敬德”(《尚書·召誥》)、“保民”(《尚書·康誥》)。周史詩的作者,通過對祖宗豐功偉績的歌頌,說明人君德行修養的重要,以之警戒後代子孫,反映瞭周初統治者的思想轉變。《詩經》中的《豳風》,為周初民歌,其中有記述勞苦者不得溫飽的《七月》,久征者日夜思歸的《東山》,還有帶寓言性質的禽言詩《鴟鴞》等,反映現實深刻,敘事抒情皆富於藝術性。從西周後期開始,奴隸主統治階級日趨腐化衰敗,奴隸們的反抗鬥爭也日趨激烈,奴隸社會開始走向沒落。這時期產生的一些詩歌,如《詩經》中的《伐檀》、《碩鼠》、《鴇羽》、《正月》、《十月之交》等作品,從不同角度揭露瞭統治者的腐朽黑暗,喊出瞭下層吏民不平之聲。還有大量被指為“淫奔”之辭的愛情詩,擺脫瞭宗教式的歌功頌德和平鋪直敘的記事,言志抒情,句式章法生動活潑。

殷代甲骨文

  封建社會初期文學 春秋末年,鐵器和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瞭勞動效率。地主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向封建制度轉化。士作為知識分子階層而興起,是奴隸主貴族統治衰敗後文化下移的產物,他們中湧現瞭不少政治傢和思想傢,代表著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主張各異,互相辯難,至戰國時期形成瞭一個學術文化繁榮的百傢爭鳴的局面。漢儒在總結這時期的學術思想時,把他們劃分為儒、墨、道、法、農、陰陽、名、縱橫、雜、小說等不同學派。他們現存的主要著作有《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這些政治傢、思想傢,有的同時也是當時主要的散文傢。他們在爭鳴中,把論說文從簡短的語錄推進到對話式的論辯,再進而為專題性的論文,並且很重視語言技巧的研究,除瞭邏輯性日益嚴密外,還大量運用比喻、排比、映襯、誇張等修辭手法。特別是戰國中期孟軻、莊周、韓非等人都善用寓言說理,增強瞭文章的形象性與感染力。有的篇章甚至把寓言擴展成篇,近似於後代的小說。而荀況又采用瞭民間歌謠的形式寫成瞭《成相篇》。從他的賦篇中,可以看到體物之賦、敷陳之賦,乃至說理之賦的原始面貌。

  諸子散文之外,還有歷史著作,或以年為序,或以國為別。歷史傢們旨在總結各個國傢成敗之理,對歷史事件作某種評價,但也對散文的發展作出瞭貢獻。《春秋》還隻是簡略的大事記。到《左傳》、《國語》,就有瞭具體的情節、逼真的對話,有瞭人物的音容笑貌,形象地展現瞭歷史畫面。到《戰國策》,則更多地作人物個性描寫,常以誇張的筆法、巧妙的情節,寫出人物的神態。這些歷史散文著作,開創瞭真實性與形象性相結合的史筆傳統,為後代散文創作積累瞭重要的經驗,也為小說、戲劇創作提供瞭豐富的題材。

  詩歌方面,《詩經》之後200多年間,民歌創作並未停滯,但由於社會動蕩,無人去采集和整理。而在上層社會裡,賦詩基本代替瞭作詩。《詩經》成瞭政治、倫理、生活的教科書,被廣泛地流傳應用著,並由此而引起對《詩經》的評價和研究。孔、孟、荀諸子的詩論,實際上開始瞭對文學的性質、目的、社會作用的研究,可說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開端。

  中國第一位偉大詩人屈原的出現,打破瞭寂寞已久的詩壇。他是列國紛爭、秦楚爭霸、變法改革的潮流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矛盾激化的產兒。他作為一個年輕有為的政治傢,出現在懷王時代的楚國朝廷中,但後來壅君信諂、奸邪嫉妒,使他決心實現的“美政”理想破滅瞭,並因而被疏遠、流放。清白好修的品格、九死不悔的堅強意志,支持著他在逆境中寫下瞭可與日月爭光的詩篇。

  楚國早就存在與中原不同的詩歌──楚歌,或稱南音。屈原長期沉浸在楚國文化之中,又受過《詩經》及齊魯諸國文化的影響。他以楚民族的語言、音樂、舞蹈為基礎,汲取瞭江漢淮泗間的文化精萃,完成瞭由四言詩體到騷體的變革。他以驚人的才華與創造力寫出文學史上第一篇富於崇高理想和政治激情的長篇抒情詩《離騷》與組詩《九歌》等,大大地提高瞭詩歌的表現力,開創瞭與《詩經》的寫實精神相輝映的富於浪漫氣息的新詩派。屈原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學習屈原的從容辭令。他們“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把配樂的歌辭演化為脫離音樂、“不歌而誦”的文學體裁──賦。他們雖“終莫敢直諫”,在思想、勇氣方面不能同屈原相提並論,但從宋玉現存的作品來看,較善於鋪陳描繪,對文學的發展起瞭良好的作用,故後世多“屈宋”並稱。

唐代歐陽詢書《九歌》石刻

  先秦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先秦文學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開端,而且是中國文學的基石。《詩經》、《楚辭》是公認的古代詩歌寫實和浪漫兩類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的源頭,“風騷”的傳統影響深遠、衣被百代。

  從散文方面說。這一時期作品的思想深刻豐富,有個性而又各成體系。尤其儒、道二傢,後代作傢幾乎無不受到他們的影響。春秋戰國社會大變革時期的作者,盡管思想觀點是那樣分歧對立,但有兩點大致相同:一是敢於正視當時的社會現實,以治世為出發點。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二是對“民”十分重視,或言邦本,或稱神主,甚至提出民貴君輕主張,諸子多以為民請命的姿態上下遊說。這兩種精神,成為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後世許多傑出的作傢,總是關註著國運民生,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

  這一時期作品的形式風格多樣。詩分風、騷,文有史、論。《論語》警策,《墨子》謹嚴、《孟子》雄暢,《莊子》恣肆,《荀子》淳厚,《韓非子》犀利,《春秋》隱約,《左傳》富艷,《戰國策》誇飾,都可資後人借鑒。後世各種文體也大多被認為導源於先秦。正如劉勰所說:“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傢騰躍,終入環內者也。”(《文心雕龍·宗經》)

  先秦的文化,到瞭後期,各傢出現瞭由對立轉向融合的趨向。從齊稷下學官到秦呂不韋門下,都集中瞭上千的文士門客,相互琢磨切磋,相互吸收。到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社會的大變革基本告一段落,百傢爭鳴結束,文學的行程也進入瞭新的歷史階段。

  

參考書目

高亨:《文史述林》,中華書局,北京,1980。

 胡念貽:《先秦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