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還不分明。當時的散文，隻能說是與韻文相對的一種文體，基本上是哲學、政治、倫理、歷史方面的論說文和記敘文，但由於它們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產生過很大影響，因而被視為先秦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散文的形成 散文形成的歷史，從沒有文字到有文字，從片言隻語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確、結構謹嚴的篇章，經歷瞭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殷代是一個神權統治的時代，統治者借用神的力量來加強他們對奴隸及臣民的控制。當時的文化，基本上是神權統治的工具，被巫祝所壟斷。殷代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他們把卜問的時間及祭祀、天時、年成、田獵、征戰、商王的起居、疾病等內容刻在龜甲或獸骨上，以便日後檢驗。這些卜辭，一般包括序辭（占卜的時間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辭（占卜的問題）、占辭（對卜兆的解說）、驗辭（事實與預卜是否符合）等部分。也有少量非卜辭的記載，上面記錄瞭狩獵與戰爭的史實以及有關甲骨整治、收藏等情況。這些記事，隻是為瞭備忘，加上刻寫的困難，所以力求簡單概括，大多是些零散的句子，較長的記事刻辭如“小臣墻刻辭”（《殷墟卜辭綜述》圖版16），補足其殘文，估計原文字數超過150字。就中能夠完整明白地表達意思的已屬上乘，能夠略具篇章規模的更為少見，所以它還隻是記事散文的萌芽。
殷代甲骨文
商周盛行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的風氣。銅器銘文，也稱金文，已發現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估計近萬件。商代銅器銘文很簡單，一般僅用一至五、六個字記作器者之名、所紀念的先人廟號等。商代晚期出現瞭較長的銘文，但也沒有超過50字的，內容多數是因接受賞賜而作紀念先人的祭器以示榮寵的記錄，在表現技巧上，與同時的商代甲骨文相似。到西周，銅器銘文達到全盛，篇幅加長，二、三百字的頗為多見，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則長達498字；內容也大為豐富，除瞭較常見的記載周王的任命、賞賜及記功表德外，還有記訴訟、土地交易、勘定田界等較特殊的記事銘文，正如《墨子·魯問》中說的：“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許多周代的銅器銘文是有韻的，且喜歡用整齊的四字句，有的銘文還具有比較濃厚的文學氣息。但因銅器銘文的篇幅受限制，內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敘事部分大都直陳其事，很少修飾，又有不少頌揚求福的套語，因此其文學價值一般不如流傳下來的同時代的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
周人卜與筮並用，但多用蓍筮。把占筮過的事和結果記下來，以便年終復查占驗多少，這些記錄，叫做筮辭。占筮者把收集到的舊筮辭編輯成書，以作占筮的參考。《周易》就是這樣的一部占筮用書。
西周晚期的鐘鼎文
《周易》中所記的舊筮辭也象卜辭一樣，大多片言隻語。經過編輯者的選擇、加工，編成六十四卦，每卦分為六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多數的卦都有中心、有層次，卦爻辭中用韻的約占三分之一，部分近似民歌，有些描寫細致，運用比喻、起興、襯托等表情達意的手法，頗為生動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瞭西周時期的寫作水平。因為是占筮之書，所記的內容顯得駁雜零亂，其中又插進瞭不少貞兆辭，銜接成章的並不多，隻能說它還處在散文正在形成的階段。
真正標志著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應該是《尚書》。《尚書》主要載錄瞭殷商、西周時期的典、謨、誓、命、訓、誥，以及東周作品，是上古的一部官方歷史文獻。卜辭與《周易》是巫官之作，《尚書》是史官之作；前者記錄的是對神的祈禱與所謂神的啟示，後者記錄的是王公的言辭與政令。
現存的《尚書》已幾經聚散，真偽雜糅。《盤庚》三篇是盤庚遷都於殷的三次訓話。今天讀來，文句上雖然“佶屈聱牙”（韓愈《進學解》），但全文中心突出，議中夾敘，有生動的比喻，富於感情色彩，從中可見盤庚的胸懷、膽略與神情。它與《周書》中寫周公告誡周成王的《無逸》等篇，可算是較早的、比較完整的論說文。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記敘文，則可以《周書》中的《顧命》為代表。《顧命》記敘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經過，先記成王臨終時對大臣們的遺囑，接著記述康王即位的儀式，最後是召公和諸侯們對康王的告誡和康王的答詞，記敘具體而有層次。
《尚書》之後，散文分別向著偏重於論說的諸子散文和偏重於記述的歷史散文兩方面發展。
諸子散文 春秋末年開始，奴隸制逐步為封建制所代替，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都發生瞭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士”階層興起壯大，活躍於整個社會。他們代表著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針對當時的社會變革，發表評論，提出各自的主張，展開論辯，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瞭百傢爭鳴的局面。
漢人劉向、劉歆父子、班固等人對先秦文化學術進行總結整理，把諸子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傢（《漢書·藝文志》）。各傢著述繁多，舉其要者：儒傢有《論語》、《孟子》、《荀子》；道傢有《老子》、《莊子》；法傢有《商君書》、《韓非子》；墨傢有《墨子》；雜傢有《呂氏春秋》；還有兵傢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由此可見論說文在春秋末至戰國期間的迅猛發展。
春秋戰國之交的《論語》、《孫子兵法》的出現，顯示瞭中國散文內容和風格的重大變化：由占卜語錄變為師生談話錄，由王公號令變為私傢著述。《尚書》中的誥辭，雖然也帶有發言者的觀點、感情，但經過瞭史官的記錄整理，終究是官方文獻，比較呆板。《論語》中所記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談，則活潑自由，語言中還體現出一定的人物個性。《孫子兵法》已是一部兵傢的專著。全書結構謹嚴，各篇中心明確，論證周密，文句整飭而流暢，寫得相當熟練。
到瞭戰國中期，語錄體仍舊通行，《孟子》與《墨子》、《莊子》的一部分都是，但它們已不象《論語》那樣隻是後學的追錄，而是一個學派師徒們的集體著作；所記的也不限於單人的語錄，而普遍采用對話的形式。如《孟子》一書多記論辯之辭，每章圍繞一定的中心展開，多帶駁論的性質。《墨子》、《莊子》中的某些篇章也相類似。這是戰國中期爭鳴風氣盛行中所產生的典型形式。在這以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形成瞭中國第一個學術團體，孔子是師長，德高望重，很少有人和他辯論。所以《論語》所錄主要是他的解惑答疑，除個別篇章外，沒有很多論證、闡發。而後墨翟另立墨學，反對儒傢，寫瞭《非儒》等批駁孔子學說的篇章。接著，孟軻挺身而出，“距楊墨，放淫辭”(《孟子·滕文公下》)，以捍衛孔子學說為己任，宣稱自己的好辯是出於“不得已”。這樣，諸子“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漢書·藝文志》）。通過辯論，對論題闡發得更加詳盡，更加透徹，因而促進瞭散文形式的發展。
莊周與孟軻同時，《莊子》是莊周學派的論說文集。其中論辯對答的成分依然存在，但基本上已是一種專題論說文的形式。作者不僅反駁論敵的謬誤，還從正面深入地闡述自己的主張。這反映瞭對話語錄體向專題論說文體的轉化。
到瞭戰國後期的《荀子》、《韓非子》，則完全擺脫瞭對話體，成為專題論著。它們已經不是一個學派的集體著述，而是學者個人的論文集；不是以駁論為主，而是以正面論說為主。這是百傢爭鳴不斷深入的結果。《荀子》、《韓非子》的大多數篇章，都寫得中心明確，條理清楚，邏輯嚴密，論證充分，有很強的說服力，標志著先秦論說文體的完全成熟。
元代重刊宋代廖氏世綵堂刻本《論語》
諸子散文，從孔子開始，就註意文采。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又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他在列舉學生特長時，有“言語，宰我、子貢”的話，後人認為“言語”是孔門“四科”之一，可見他對語言表達水平的重視。諸子作品中，隻有《墨子》比較樸實，其他都文情並茂。特別是到瞭戰國中後期，遊說之風興盛，隻要能說服君主接受自己的政見，普通士子也可能躍上卿相高位。口才成瞭入仕的重要條件，促進瞭士這一階層對語言技巧的研究，比喻、排比、誇張、映襯等修辭手法被普遍地使用。簡單的比喻已不足動聽，斷章取義的賦《詩》言志也顯得有點過時，寓言的運用就成瞭論說場合的新風氣。《莊子·寓言》篇聲稱“寓言十九，籍外論之”。《韓非子》中有《說林》、《內儲說》、《外儲說》等篇。“說林”，意即傳說故事集；“儲說”，意即把傳說故事儲積起來。這些都是為寫作準備的，表明作者已經有意識、有目的地在運用寓言。寓言的風行，大大地增添瞭論說的形象性，使先秦文學園地更增添光彩。
戰國時期，諸侯國各自為政，既不存在巫、史之官的文化壟斷，也沒有秦朝“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文化專制與漢儒經學的禁錮，所以作者思想比較解放，能直抒己見，發表不同的主張，並能自由地創造和選用適當的形式，形成諸子各有個性的文風，這一時期出現瞭多種多樣的文體。
文風方面，《論語》言簡意賅，富哲理，多警句；《墨子》講究邏輯，善於運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例作論據，多用類推法，文章淺顯易懂而又結構嚴謹；《孟子》雄辯，明白流暢，激情蕩漾，氣勢磅礴；《莊子》汪洋恣肆，想象奇特，精微玄妙，句式靈活多變；《荀子》論證縝密，條理清晰，托譬設喻，務求義盡，可謂典型的經師、學者之文；《韓非子》氣盛言宜，剖析入微，犀利峻峭，銳不可當。他們都從不同的方面，對後代散文傢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在文體方面，諸子也有很大的創造性。其中有大量政治、倫理、哲學、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專題論文。有駁論性質的辯難問對，如《韓非子·難勢》；有諫議上書，如《韓非子·存韓》；有學術思想的評述，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有解說，如《墨子》中的《經》與《說》、《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有雜文，如《莊子·馬蹄》、《韓非子·和氏》；有故事形式的說理文，如《墨子·公輸》、《莊子·盜蹠》。這表明各種論說文體在先秦已大體齊備，作者們依據內容來選擇適合的體裁，大體上做到瞭各得其宜。
歷史散文 傳說古時王者身旁設有左右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大事記於策，小事記於簡。把簡策按時間順序編在一起，就成為史書，或稱“春秋”，或稱“史記”。另外“諸侯建邦，各有國史”（《文心雕龍·史傳》）。《墨子·明鬼》記載，有周的春秋、燕國的春秋，宋國的春秋、齊國的春秋；《孟子·離婁》記載，有晉的《乘》、楚的《檮杌》、魯的《春秋》；還有《世本》、《竹書紀年》。墨子見過“百國春秋”，這說明春秋時期歷史著作很繁盛，可惜流傳下來的很少。
到瞭戰國，不獨王侯，連孟嘗君之類卿大夫都有“侍史”。其時史書內容更加豐富，形式也更加多樣。有編年體的《左傳》，有國別體的《國語》、《戰國策》，有記個人言行的《晏子春秋》等。統治者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作為借鑒，這是歷史散文興盛的政治原因。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整理、講授《春秋》，正是這種見解的實踐。但《春秋》隻是編年的大事記，寫得比較簡約。其中的褒貶是通過一字一句來顯示的。《左傳·成公十四年》記君子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後人稱之為“微言大義”或“《春秋》筆法”。其中的意義很不容易為讀者所領會，後來就有解說、補充它的書出來。現存的有《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春秋左氏傳》，世稱“春秋三傳”。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據說是齊人公羊高；《春秋谷梁傳》的作者，據說是魯人谷梁赤，或說名俶、喜、嘉等。他們為何時人，已難確指。師徒代代相傳，大概到漢代才寫成定本。《春秋公羊傳》中有一些歷史故事頗為生動，並有俊語，為後人所稱引。《春秋谷梁傳》較為平實，間或也有清婉之篇。這兩傳主要是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的，偏重說理，而略於記事，所以文學價值不大。
《左傳》作者則實踐瞭孔子的見解，繼承瞭《春秋》“盡而不汙”、“懲惡勸善”的精神，寫出瞭當時社會的現實，但又拋棄瞭《春秋》“微而顯”、“志而晦”中“微”與“晦”的色彩，鮮明地表示瞭作者的態度，特別是對於昏君暴吏，加以盡情的揭露，而對於優秀人物，則加以熱情贊揚。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所說作者所闡發的“刺譏褒諱挹損”的精神。
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誇。”（《進學解》）所謂“浮誇”，正表明《左傳》的文采斑斕，這是歷史散文的進步。《左傳》以《春秋》所記大事為綱，具體地記敘瞭春秋時代250多年的歷史事件。它尤其善於敘寫戰爭，把頭緒紛繁、錯綜復雜的大小戰役表現得千巖萬壑，變化多端，脈絡連貫，條理井然。在敘事中又著重寫人，讓人物在歷史的矛盾沖突中呈現不同的性格；通過帶故事性、戲劇性的細節描寫，揭示人物的面貌。同時又從人物的一系列活動中去展現歷史的變化發展過程。它盡管受到編年體的限制，還是寫下瞭許多精美的篇章，刻畫瞭一批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形象。歷史的真實性、思想傾向的鮮明性、語言的形象性三者的有機結合，是《左傳》的重大成就，形成瞭我國歷史散文的優良傳統。
主要記敘春秋時代歷史的，還有一部國別體的史書《國語》，載錄瞭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國貴族的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也有一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故事的記述。其中《晉語》記驪姬害申生與重耳出走事，《吳語》、《越語》記吳越爭霸事，都是較精彩的部分。柳宗元認為作者“務富文彩，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從史實的角度看，這批評不無道理。但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它恰恰從某個方面道出瞭《國語》的藝術價值。所以有人說：“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劉熙載《藝概·文概》引王伯厚語）當然《國語》偏重記言，比之長於敘事寫人的《左傳》，在藝術上要略遜一籌。
繼《國語》之後，國別體史書《戰國策》則記敘戰國時代的歷史，尤多戰國縱橫傢的言行。比起《左傳》、《國語》來，《戰國策》的敘述更連貫、更集中、更富有情節性，作者往往攝取人物的主要特征，用漫畫式誇張手法進行勾勒，個別地方甚至虛構情節，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鮮明、更富有個性，如張儀、蘇秦、魯仲連、觸龍、唐且等，都寫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中說：“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指明瞭縱橫遊說之辭是從古代行人辭命發展而來的。遊說者為瞭達到獵取富貴的目的，必須要使自己的語言具有說服力和鼓動性。記錄他們言論活動的《戰國策》，長於鋪陳，流暢恣肆，氣勢激昂，正是那種雄辯誇飾的遊說風氣的產物。
《晏子春秋》是一部春秋時代齊相晏嬰言行軼事的匯編。比起史書上的人物傳記，它較零碎而多虛構；比起古代“小說”，它又較多史實依據，並非盡是軼事傳聞。全書從各個方面表現瞭一個賢良正直的忠臣形象。其中有許多結構完整、主題明確的小故事。如“晏子使楚”、“景公飲酒”等章，都寫得生動逼真、富有戲劇性。《晏子春秋》體現瞭歷史著作從一國之史轉變到一人之史的新趨向，可惜這種趨向在後代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從《春秋》到《戰國策》可以看到：歷史散文由綱目式的大事記發展到對社會生活廣泛而具體的敘述，由單純的記事發展到記事又寫人，由概念性的表述發展到形象生動的刻畫。尤其是《左傳》、《戰國策》的作者，能夠在基本符合史實的前提下，對材料有所提煉，有所加工，甚至運用合理的誇張、虛構，把歷史的畫面和歷史人物的面貌形象地展現出來，生動地再現瞭當時的社會生活，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先秦散文對後代文學的影響 先秦散文雖然不是純文學的著作，但它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在文體方面，後世各種文體的濫觴，多見於先秦。在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諸篇中，常追本溯源直到先秦。先秦時期的論說及史傳各體都為後世所直接繼承。此外，《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章等，類於軼事；《左傳》、《列子》好奇，載及鬼神，近乎志怪；子、史中的寓言故事以及《穆天子傳》、《燕丹子》，可以稱之為小說萌芽；而《戰國策》鋪陳揚厲，《莊子·說劍》與宋玉《對楚王問》增設主客問答，更可以看出漢賦的淵源。
在文風方面，劉師培《論文雜記》說：“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奡，《荀》、《呂》之平易，皆為後世文章之祖。”確實，先秦各傢的散文風格，從不同方面滋養著後代作者。
此外，先秦散文還為後代小說、戲曲創作提供瞭不少題材。
在表現手法上，“《春秋》筆法”、“《左傳》義法”，曾被推崇為文之準繩。唐宋古文運動以諸經、諸子為旗幟，標舉“文統”，莫不導源於先秦。因此，先秦散文與《詩經》、《楚辭》一起成為中國文學的基石。
參考書目
范文瀾註：《文心雕龍》，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8。
羅根澤編、戚法仁註：《先秦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8。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註：《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北京，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