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學傢。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吳興）人。曆仕宋、齊、梁三朝。他的父親沈璞，在宋文帝元嘉末年皇族爭奪帝位的鬥爭中被殺。沈約的少年時代傢境貧困，他刻苦攻讀，博通群籍。劉宋時代，任蔡興宗記室，人朝為尚書度支郎。齊初，為文惠太子蕭長懋傢令，深見寵信。後來又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為“竟陵八友”之一。隆昌元年（494），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蕭鸞即位，任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齊末，他積極參預蕭衍密謀代齊自立的活動，曾經為蕭衍擬定即位詔書。蕭衍建立梁朝後，沈約被任為尚尚書仆射，封建昌縣侯，後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死後謚隱，故後人也稱他為“隱侯”。
沈約政治地位很高，加上耆年碩望，深於世故，所以成為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他不僅是一位有成就的詩文作傢，而且也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著有《晉書》110卷、《宋書》100卷、《齊紀》20卷、《高祖紀》14卷、《邇信》10卷、《宋世文章志》30卷以及《四聲譜》等。《宋書》流傳至今，是“二十四史”中的一種。
沈約是講求聲律的“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齊、梁之際，漢語音韻學已經有瞭相當的發展。沈約把同時人周顒發現的平、上、去、入四聲用於詩的格律，歸納出瞭比較完整的詩歌聲律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宋書·謝靈運傳論》)要求在詩歌中使高低輕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間隔運用，使音節錯綜和諧，即後世所謂調和平仄。除瞭四聲說以外，他還提出瞭八病說，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聲律上的毛病。八病這一名詞最早見於唐朝人的記載，因而有人懷疑沈約本人並沒有明確地提出過這一說法。但據郭紹虞的考訂，認為唐朝人把八病說的首創者歸於沈約，應當是有根據的。至於“八病”的具體內容，後人的解釋雖有不同，但大抵是詩歌聲律上的各種禁忌，其規定極為苛細，連沈約自己都不能做到，不過更重要的是，詩歌聲律論的提出，為五言律詩的正式形成開辟瞭通途，而且影響到駢體文，促使作者更加註意音節的鏗鏘優美。
沈約手跡石刻
沈約在文壇上負有重望，齊、梁兩朝的許多重要詔誥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他的詩文數量極多，據《梁書·沈約傳》、《南史·沈約傳》所記載，共有100卷。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其遺文為8卷，除瞭那些例行的公文外，大量的賦、論、碑、銘，都足以表現他的“高才博洽”。如《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文辭典雅，用事得體；《梁書·沈約傳》所載《郊居賦》，洋洋灑灑，以矯情掩蓋牢騷。相比之下，《高松賦》、《麗人賦》反倒具有情致。《與徐勉書》自敘老態，寫得十分形象，“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後世竟因此而有瞭“沈郎腰瘦”這一典故。
現在的詩作，除郊廟樂章外，尚有140餘篇，一部分是擬古的樂府，侍宴和應制之作也不少，內容比較貧乏，但是平穩工整。作品中比較突出的是描寫山水景物和離別哀傷的詩，為數不多。山水詩中的《早發定山》、《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石塘瀨聽猿》、《宿東園》，都可以列入優秀作品之列，其中的名句如“標峰彩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早發定山》），“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遊沈道士館》），都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描寫離別之情，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別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感情深沉真摯，在藝術技巧上也富有獨創性，後代有不少名篇雋句都從中脫胎而來。他還有一組《懷舊詩》，共9首，每首悼念一位已經作古的朋友。寫得最好的一首是《傷謝眺》：“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也很容易令人聯想起杜甫懷念李白的詩。他的另一組《八詠詩》體裁介於詩、賦之間，不僅文體具有特色，而且情韻兼備，時號絕唱。其他如樂府詩中的《臨高臺》、《夜夜曲》，在當時也是上乘之作。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論沈約，說他不如鮑照、謝靈運，“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傢，以邊幅尚闊，詞氣尚厚，能存古詩一脈也”。鐘嶸《詩品》列沈約於中品，說他“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其工麗為“一時之選”。
沈約還精研佛典，《廣弘明集》中曾經收錄瞭他不少有關這方面的文章。
他的存世之作，張溥輯為《沈隱侯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