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
中國現代美術傢、美術教育傢。擅長中國畫、書法、篆刻、詩文、美術史論。
生平 潘天壽原名天授，字大頤，號壽者。早年署阿壽、懶道人、心阿蘭若住持等等別號，晚年多署頤者、雷婆頭峰壽者。1897年3月14日生於浙江省寧海縣北鄉冠莊村，1971年9月5日卒於杭州。父名秉璋，縣學生員，能書。潘天壽7歲入私塾，文章日課之外，兼寫字、繪畫，並經常從事農活勞動。14歲入寧海縣城國民小學讀書，開始臨摹《芥子園畫傳》及《瘞鶴銘》碑及《玄秘塔》帖。19歲考入浙江第一師范，專修5年，受教於經亨頤、李叔同、夏丐尊等。畢業後回鄉教書，但未曾輟習繪畫。那時他常畫山巖、松柏、牛、虎、鷹一類富於力量感的對象，已見出審美愛好的個性。1923年，到上海，任教於民國女子工校。上海是近代中國文化的中心，學術空氣濃厚，名傢雲集，為潘天壽提供瞭提高學養、見識與繪畫技巧的良好環境，使其畫藝大進。不久，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教授中國畫及中國繪畫史，兩年後編寫出《中國繪畫史》一書。與此同時，他還參與創辦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任藝術教育系主任。此後，一直獻身於美術教育事業，培養瞭大批優秀人才。
在上海，潘天壽以詩畫謁見瞭吳昌碩，數年中時有過從，並深受其影響。吳昌碩器重潘天壽的才氣和魄力，曾以《讀潘阿壽山水障子》一詩相贈，還特地送他一副篆刻書聯“天驚地怪見落筆，巷語街談總入詩”。潘天壽敬佩吳昌碩的人品和藝術，曾努力學習吳派畫風，但不久即自尋蹊徑。1928年春，國立西湖藝術院在杭州成立，潘天壽即遷傢至杭，任該校中國畫主任教授。翌年，同林風眠、王子雲、李樹化等赴日本考察美術教育。1930年後，他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的中國畫教職，每周往返於滬杭之間。在此時期，他與吳茀之、諸聞韻、張振鐸、張書旂等組織瞭白社國畫研究會，並舉辦畫展，探討傳統；並改寫瞭《中國繪畫史》，重新出版。至抗戰前夕，10年安定的教書、創作生活，使他的繪畫日臻成熟。1937年，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西遷，至1940年到達重慶，潘天壽同師生一起，在顛沛流離中堅持教學。1942年，潘天壽兼任東南聯合大學、暨南大學藝術專修科及英士大學教授，1944年，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辭去校長職務，專心教學與創作。這一時期，他的藝術風格更趨成熟，創作瞭一批精采的作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潘天壽的藝術成就受到人民政府的重視，先後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第1、2、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浙江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傢協會副主席，浙江分會主席，還被聘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1962年，他的書畫展在北京、上海、杭州舉行，引起強烈反響。此時期是他創作上最旺盛最成熟的階段，多繪制巨幅作品，風格愈加鮮明突出，並準備作出新的更加艱苦的探索。1966年春，他70壽辰，自作句雲“七十年來何所得，古稀年始頌升平”，對未來充滿瞭希望。
創作 潘天壽的藝術，畫、書、印、詩俱佳，尤以繪畫盛名於世。他的繪畫，上承南宋馬遠、夏圭的雄健峻拔、明代戴進的豪勁奔放、沈周的沉著老練，以及石濤的蒼渾、朱耷的奇倔冷逸。尤其是朱耷的超俗風貌，更與潘天壽的氣質相宜，因而對他有深刻的影響。但潘天壽不傲世，筆墨風格也未取朱耷的靈動與清潤。他於近代畫傢中唯取吳昌碩，但入其內又出其外，他對時尚所推崇的典雅沉靜的“四王”畫風有自己的看法，說“我懶不可藥，四王非所長”，認為吳門派末流“漸由寒儉而至枯索，可謂氣血無存。”經過長期探索，終於走出一條戛戛獨造的路，創立瞭自己沉雄奇崛、蒼古高華的藝術風格。他常用的閑章“強其骨”，概括瞭他的審美追求──以骨氣、骨力取勝。不論書、畫，也不論構圖、用筆，都追求雄強、豪壯、氣勢、剛陽之美。強其骨即講求力之美。骨之力首先在用筆上，所謂“以筆線為間架，故以線為骨”。他主張作畫的用筆“可與書法中‘怒浪抉石，渴驥奔泉’二語相參證。”他畫巖石，不求圓潤、玲瓏、剔透、靈動，而求方折、兀突、陡峭、堅凝。其用筆，務以蒼勁、奇峻、挺拔、古拙、生辣為準。他以書入畫，但他多以隸書與魏碑運筆，而不以草書與篆書運筆，多方折大起大落，佈陣嚴正雄闊，貫於平面分割。因此，他的作品給人感受更多的是雄怪、勢壯力強，博大而靜穆，概言之，近於壯美乃至崇高。清末以來的文人畫多巧而秀媚，乏於氣力，潘天壽反其勢而出之，這不隻是他個性的表現，也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欲以雄力改造世界的審美理想的曲折反映。這一理想，在魯迅的文章、郭沫若的詩歌、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倪貽德、李樺、黃新波的繪畫中，都有不同程度與形態的體現。從這一意義上看，潘天壽的藝術是滲透著時代精神的。
《雨後千山鐵鑄成》
潘天壽也是近代以來傑出的指畫傢。尤其到晚年，他常以指墨作巨幅大障，古拙沉鬱，生澀凝練，質樸無華，與其筆畫的佈陣造境、慘淡經營相互補充。在雄奇壯偉的總體風格上，他的指畫與筆畫相一致，但由於指掌運墨的似拙非拙的效果，比之峭拔的筆畫更趨於自然質樸。指畫本是文人畫傢的“偏側小徑”，潘天壽卻將它作為大道行走，畫出瞭蒼渾博奧的風貌，這在中國繪畫史上是獨樹一幟的。
潘天壽的書法，得力於卜文、獵碣、二爨及黃道周、史孝山諸傢，真草篆隸，無施不可。尤其行書，多用扁筆，方圓並用，錯落參差；大小、疏密、斜正，一任天然，姿致奇峭而多意，適與他的畫面結構相諧。潘天壽善詩，有《聽天閣詩存》2卷行世。其詩註重煉意煉句，詩風僻拗老健，力排柔媚纖弱。潘天壽還自刻印章，剛勁蒼古，與畫風相契無間。總之，潘天壽集詩、書、畫、印於一爐，是現代中國畫史上最富傳統修養與獨創性的藝術傢之一。
《奉命蕩山花》
潘天壽對於藝術的見解，見於他的著作、文章和講話中。總的看，他承繼瞭傳統畫論中富於革新精神的思想，又充實瞭自己在長期藝術實踐中的體會。對中國畫的發展，他主張先承而後革，先鉆進去，再跳出來。他自己是不搞中西融合的，但他並不反對吸取外來營養。他在1928年寫的《中國繪畫史》中說：“歷史上最活躍的時代，就是混交時代。因其間外來文化的傳入，與固有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結合，產生異樣的光彩。”他有許多精采的論述用極簡的語言表述出來，給人以猛烈的震動與啟示，如“必有古人毋忘我”“畫貴能極”“力兼美，入奇正”“在風格上，與其不痛不癢，模棱兩可，還不如走極端”“繪畫往往在背戾無理中而有至理，僻怪險絕中而有至情”。從這些論述中不僅看到潘天壽的藝術個性、傳統修養，也能感到一種欲沖出傳統美學規范的現代精神和現代繪畫觀念的萌動。
潘天壽的著作，有多種版本的《潘天壽畫集》，以及《聽天閣詩存》、《聽天閣畫談隨筆》、《潘天壽談藝錄》、《中國繪畫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