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戲曲傢、曲論傢。字伯英，晚字聃和，號寧庵，別號詞隱。吳江（今屬江蘇）人。萬曆二年(1574)進士，曾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等職。萬曆十四年上疏請立儲忤旨，左遷吏部行人司司正，奉使歸裏。萬曆十六年還朝，升光祿寺丞，次年充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因科場舞弊案受人攻擊，辭官回鄉。由於沈璟曾作過吏部、光祿寺官員，所以時人稱之為“沈吏部”、“沈光祿”。後傢居30年，潛心研究詞曲，考訂音律，與當時著名曲傢王驥德、呂天成、顧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學，並在音律研究方方面有所建樹。
沈璟是吳江派的領袖，在當時戲曲界影響頗大。針對傳奇創作中出現的賣弄學問、搬用典故、不諳格律等現象，沈璟提出“合律依腔”和“僻好本色”的主張，並編纂《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以為規范。以沈璟為首的吳江派戲曲傢，同崇尚才情的臨川派湯顯祖在戲曲創作諸問題上，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辯難。
《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以下簡稱《南曲譜》)以蔣孝《南九宮譜》和《十三調譜》為基礎，增補新調，嚴明平仄，分別正襯，考訂訛謬，有時還註明唱法，是一部集南曲傳統曲調大成、格式律法詳備、音韻平仄詳明、作法與唱法相兼的曲學文獻。沈璟另有曲論多種，如《論詞六則》、《唱曲當知》和《正吳編》等，今均已不存。所作傳奇《博笑記》前附有著名論曲散套《二郎神》，其中以通俗的語言，簡要地說明瞭“合律依腔”和“詞人當行，歌客守腔”的重要性。據王驥德《曲律》說，沈璟甚至主張“守協律而不工”。沈璟的聲律論，對於糾正傳奇創作中不合音律、脫離舞臺的弊病有積極意義，因而產生瞭相當大的影響。但沈璟的聲律論也不可避免地顯得過於瑣碎，宥於細微末節，容易束縛作者的才情。
沈璟的“僻好本色”主張，有助於矯正駢麗靡縟之風。惟他對“本色”的理解局限於“摹勒傢常語”，失之片面；他推崇元劇語言的“當行本色”，卻又隻停留在玩味隻言片語上，未免取貌遺神。
沈璟著有傳奇17種，總稱“屬玉堂傳奇”，現存7種：《紅蕖記》、《雙魚記》、《桃符記》、《一種情》（即《墜釵記》）、《埋劍記》、《義俠記》和《博笑記》。
《紅蕖記》是沈璟的初筆，寫書生鄭德麟、崔希周與鹽商女兒韋楚雲、曾麗玉因泊舟洞庭湖邊而邂逅，分別以紅蕖、紅絹、紅箋等互相題贈，後屢經輾轉波折，各成夫婦。內容未脫才子佳人老套，藝術手法上也有關目過於巧合之病。此劇有嚴守格律和字雕句鏤兩個特點。前者是沈璟“合律依腔”主張的體現，後者卻與沈璟後來的語言本色的主張不合，故沈璟對它並不滿意。當時人對《紅蕖記》的評價即有分歧。王驥德看重它嚴守音律，說：“詞隱傳奇，要當以‘紅蕖’稱首。”徐復祚卻以為“時時為法所拘，遂不復條暢”。劇中好用詩句和四六句，且搬用藥名、曲名、五行、五色、八音八曲，又好用聯韻、疊句眩人耳目。說明沈璟初期的創作也曾一度受到駢麗風氣的影響。
從《雙魚記》和《一種情》可看出沈璟作品由駢麗向本色語言風格的變化。“水滸”戲《義俠記》是沈璟改變駢麗之風後的名作，它從武松辭別柴進寫起，故事內容包括打虎、殺嫂、十字坡、快活林、飛雲浦、鴛鴦樓、投梁山，一直到武松和宋江等同受招安為止。基本情節與小說《水滸傳》中武松故事相合。第四出“除兇”到第十八出“雪恨”，描寫武松從打虎到殺西門慶，是全劇的精采部分。作者同情武松屢為奸佞所害、被逼得走投無路的遭遇，並贊美他替兄報仇的行為，著力在這方面刻畫武松的面貌。沈璟在劇中強調嘯聚的目的是“懷忠仗義”，等待“招安”。提出臣民要恪守“忠孝”、“貞信”的信條，而人主則要能夠“不棄人”。這是沈璟的“清平政治”理想在劇中的反映，也是《義俠記》的主旨所在。
沈璟作品中頗有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宣揚，也多有宿命論思想。《埋劍記》取材於唐代牛肅的《吳保安傳》，寫書生郭飛卿與吳永固朋友之間“輕利重義”的至交，目的又是為宣揚“達道彝倫，終古常新”的封建倫常準則。《紅蕖記》、《桃符記》、《一種情》和《雙魚記》又都貫註瞭死生有命、姻緣天定的宿命論思想。
《博笑記》在體制上比較特殊，它由十個故事組成，每個故事三、四折不等。雖然作者是從“可笑可怪”的角度取材，其中卻有反映一定社會現實內容的短劇，如《乜縣佐竟日昏眠》諷刺官吏終日嗜睡的昏庸，《起復管遘難身全》揭露瞭佛門的偽善。
總的來看，沈璟在曲學上的成績勝過他的創作成就，他的曲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也有距離。凌濛初批評他的作品“審於律而短於才，亦知用故實用套詞之非宜，欲作當傢本色俊語，卻又不能，直以淺言俚句，掤拽牽湊……”（《譚曲雜札》），固有苛刻之處，卻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