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字致堯，一作致光。小名冬郎，號玉山樵人。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10歲即席賦詩，才氣傾動一座，前輩詩人李商隱推獎為“雛鳳清於老鳳聲”（《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龍紀元年(889)始登進士第。一度出佐河中節度使幕府，回朝後拜左拾遺。遷左諫議大夫。天複元年(901)，與宰相崔胤定策誅殺宦官頭子劉季述，迎納被囚禁的昭宗復位，因功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參與機密。同年十一月，昭宗被劫持赴鳳翔，韓偓隨駕西行，受任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天複三年正月，扈扈從昭宗回京。不久因忤觸權臣朱溫，貶濮州司馬。於是棄官南下，經長沙、醴陵、袁州、撫州，於天祐三年(906)秋到達福州，投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這期間，唐王朝曾二次詔命韓偓還朝復職，皆不應。唐亡後，寫詩隻記幹支，不記年號，表示不臣服於梁。約從開平三年(909)起，離開福州，先後寓居汀州沙縣、尤溪和桃林場，於乾化元年(911)定居閩南的南安縣。梁龍德三年(923)去世（《十國春秋·韓偓傳》），葬葵山之麓。
韓偓詩中，最有價值的是感時詩篇。它們幾乎是以編年史的方式再現瞭唐王朝由最後痙攣以至死亡的圖景。前人稱許其“自辛酉迄甲戌凡十有四年，往往借自述入直、扈從、貶斥、復除，互敘朝廷播遷、奸雄篡弒，始末歷然如鏡，可補史傳之缺”(毛晉《韓內翰別集跋語》)。作者喜歡用近體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寫時事，紀事與述懷相結合，用典工切，有沉鬱頓挫的風味，這些都繼承瞭杜甫、李商隱的傳統；而善於將感慨蒼涼的意境寓於清麗芊綿的詞章，悲而能婉，柔中帶剛，則又有他個人的特色。特別是遷謫後的作品，如《故都》、《傷亂》、《春盡》、《安貧》等，情韻芳菲，筆意縱橫，稱得上唐代七律的殿軍。多寫上層政治變亂。少觸及民生疾苦，是其思想局限。而藝術上也畢竟缺乏杜甫沉雄闊大的筆力和李商隱精深微妙的構思，有時不免流於平淺纖弱。《四庫全書總目》稱“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論評切中肯綮。
韓偓的寫景抒情詩構思新巧，筆觸細膩。而最大的特色，還在於從景物畫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渾涵無跡。如“岸頭柳色春將盡，船背雨聲天欲明”(《寄湖南從事》)，“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島上來”(《登南神光寺塔院》)，都能通過眼前實境的描繪，寄托自己遷謫流離、緬懷故國的思想感情，淒切動人。七律《惜花》寫得那樣悲咽沉痛，被人視作暗寓亡國之恨，不為無因。一些寫景小詩如《醉著》、《野塘》、《初赴期集》、《曲江晚思》，以白描手法勾摹物象，構圖明晰，設色疏淡，宛如一幅幅飽含詩意的水墨畫卷。至於那首反映農村亂敗景象的《自沙縣抵尤溪縣，值泉州軍過後，村落皆空，因有一絕》，寓時事於寫景之中，更有畫筆與史筆相結合之妙。
韓偓因《香奩集》得名，集中多抒寫男女之情、風格綺麗纖巧之作，舊傳五代和凝所著，托名韓偓，前人已有辨正。對這部分作品，歷來評價不一。詆毀者謂之“誨淫之言”（方回《瀛奎律髓》），賞譽者又以為借言情影射時事，寄托忠君愛國之思（吳喬《圍爐詩話》、震鈞《香奩集發微》）。據集中自序，這些詩歌基本上作於己亥(879)、庚子(880)之前，當時詩人尚未參預政局，以之比附後來發生的史實，顯屬無據。其中一部分篇什如《席上有贈》、《裊娜》、《詠浴》、《屐子》，明寫士大夫的狎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風輕靡。但如《繞廊》、《聞雨》、《欲去》、《天涼》諸作，抒寫愛情受阻隔時的悵恨、追錄、憶念、想望等心理活動，則情深語摯，委婉動人。而像《已涼》、《夜深》之類絕句，純然借助環境景物來烘托人的情思，亦復筆意深曲，興味雋永。
韓偓詩的編集，各傢著錄互異。現在通行的明汲古閣刻本《韓內翰別集》1卷，附補遺1卷。另《香奩集》，專收艷體，有元刊3卷本和汲古閣刊1卷本傳世。《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玉山樵人集》和《香奩集》，不分卷，按體裁分類編排。註本有清末吳汝綸評註的《韓翰林集》3卷。韓偓的著作還有《金鑾密記》，今隻存零星片斷於《說郛》及《唐人說薈》中。此外，《香奩集》裡收錄長短句十餘闋，經王國維輯為《香奩詞》1卷，載入《唐五代二十一傢詞》。震鈞《香奩集發微》後附《韓承旨年譜》。韓偓的事跡見《新唐書》、《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以吳任臣《十國春秋》記述較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