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清雕塑藝術的製作活動，在空前豐厚的社會物質財富基礎上和不斷改進工藝技術條件下，首先是適應封建統治階級宗教的、精神的以及奢侈豪華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普遍地活躍起來。其中的陵墓雕刻與宗教雕塑，特別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產生的作品，規模大，材料貴重，製作精細，但大多缺乏創造性和生命力。而一些與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市民群眾及知識階層有著較密切關係的各種小型的案頭陳設雕塑和工藝品裝飾雕刻，則有顯著的發展，出現瞭生機勃勃的景象，代表著這一歷史時期雕塑藝術的新成就。。
建築雕刻 以北京故宮為代表的明清宮廷建築雕刻，多以龍鳳為主題。天安門前明代的華表，以多種雕刻手法雕造，華表柱身纏以浮雕龍紋，柱頭橫貫透雕雲朵，頂端為蓮瓣石盤上的圓雕“坐吼”，下面圍以龍紋欄板和飾有獅子的望柱，整個石華表渾厚挺拔。禦花園欽安殿的龍鳳紋禦路石、踏垛石以及欄板也都是明代工匠的作品。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三臺玉階雕刻裝飾華麗，特別是保和殿後巨大的九龍戲珠禦路石是清代宮廷建築雕刻中的代表作品。琉璃雕塑作為明清建築裝飾被廣為采用。山西省大同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代王朱桂（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琉璃九龍壁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建於北海的雙面起突的九龍壁以及故宮皇極門前的九龍壁，都以龍的變化多姿、色彩的絢麗而著稱於世。山西洪洞縣明代的飛虹塔（通高47.31米），塔身內部用青磚砌成，外部以五彩琉璃磚瓦包砌，各層塔身均有豐富的琉璃佛像、菩薩、金剛力士、塔龕、蟠龍、鳥獸以及各種動植物圖案花紋，整個塔身色彩斑斕，保存完整。大型圓雕如北京天安門前的石獅、故宮太和門前的銅獅（明或清初造）、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及文廟門前洪武(1368～1398)年間的鐵獅等也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天安門前石獅之一
陵墓雕刻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紫金山明孝陵、位於北京市昌平縣天壽山南麓十三陵、位於安徽鳳陽的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位於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的清東陵、位於河北省易縣梁格莊西的清西陵、位於遼寧省新賓縣的永陵、位於沈陽的福陵和昭陵等陵墓，地面上都有大量的雕刻。陵前的神道兩側多設有左右相對的人物、動物雕刻行列。明十三陵共用一條神道，長1200米，兩側有明宣德十年(1435)完工的石獅、獬豸、駱駝、大象、麒麟、駿馬、武官、文官、勛臣等18對，皆用巨大的整石雕成，風格寫實，尚簡樸，不追求華麗。清孝陵神道兩側石雕共18對，是清帝諸陵中規模最大、數量最多者，其他帝陵，多數也有數量不等的雕刻行列。清孝陵神道最南端的六柱五間十一樓的石牌坊，氣勢頗為雄偉，柱礎上浮雕雲龍及瑞獸皆莊嚴華麗。清陵停放棺槨的地宮內也有不少雕刻。清裕陵地宮雕刻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地宮全部采用石結構拱券式，4道門的8扇石門上，每扇均雕有一身高1.5米，姿態各異的立式菩薩像，線條清晰流暢。第一道石門內門洞兩壁雕刻與真人等身的四大天王坐像，手中各持法器，威武、雄壯，明堂券之券頂刻五方佛，穿堂券內兩壁刻五欲供，券頂雕24身佛像，容貌端莊。地宮主體的金券頂部雕刻三大朵佛花，花蕊由梵文和佛像組成，周邊有花瓣24個，東西壁上各刻一尊佛像和八寶圖案。地宮四壁墻上還滿刻字體端正的藏文和梵文經咒3萬餘字。地宮建築與雕刻極為統一。
十三陵石獅之一
根據明朝規制，凡死後封王者，墓前應有神道碑、文臣、武將、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刻。現存南京近郊的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等墓前尚有石刻，與明史記載相同。
宗教雕塑 佛教雕塑除繼承唐宋以來造像風格而有所變化者外，一部分作品則融合瞭西藏喇嘛教雕塑樣式，還有一些則完全是喇嘛雕塑樣式。其中尤以清朝官府主持修建的寺廟裡的佛、菩薩、明王等形象最為顯著。小型鎏金銅佛、菩薩像幾乎全是喇嘛教造像樣式。清代編纂的《造像量度經》便是以喇嘛教造像為標準的。明清佛教雕塑有不少生動而有特色的創造，如北京大慧寺的二十八諸天塑像（正德八年，1513），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的千手千眼觀音等3身菩薩像(1383～1391)，陜西省藍田縣水陸庵塑壁(1563～1567)，山西省平遙縣雙林寺的天王、力士等。這時期盛行在寺廟中塑羅漢像、建羅漢堂，或塑十八羅漢，或塑五百羅漢，雖然它們仍是宗教禮拜的偶像，但工匠多憑自己的生活感受，發揮藝術想像進行創造，因此，對群眾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山西平遙雙林寺、四川新津觀音寺、陜西藍田水陸庵、廣州華林寺、雲南昆明筇竹寺及湖北武漢歸元寺等寺廟羅漢像，都是比較優秀的作品。當然也有不少公式化、定型化的傾向，如北京香山碧雲寺、河北承德羅漢堂及蘇州戒幢律寺等處的羅漢像。
山西平遙雙林寺彩塑
明清道教雕塑保存不多，但山西省太原市晉祠水母樓的侍女塑像(1545)、陜西省三原縣城隍廟的侍女塑像（明）、西安市東嶽廟的侍臣（清）、湖北省均縣武當山的許多銅鑄神像（明清）以及北京白雲觀的若幹泥塑神像，不同程度地體現瞭這一歷史時期雕塑藝術的發展水平和時代特色。
陶俑、木俑 曾在古代雕塑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陶塑、木雕或金屬鑄造的俑，由於喪葬習俗的變化，逐漸被“紙札”所代替。所以，自五代兩宋以後，用俑隨葬的現象漸漸稀少，藝術水平也日漸下降，明代已系尾聲，清初則偶爾一見。明墓用陶俑、木俑隨葬者雖然為數甚少，但每座墓葬用俑的數目卻往往很多。如山東鄒縣明魯荒王朱檀墓（1389）、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銳墓(1410)、貴州遵義播州土司楊昇墓(1440)、江西南城明益莊王朱厚燁墓(1557)以及河北阜城廖紀墓和河南陜縣王韓墓（1577）等貴族或官僚地主的墓葬，隨葬的陶俑、木俑，少者數十，多者數百。據《明史·禮志》載，開國功臣常遇春安葬時，明太祖朱元璋曾頒賜大量木雕的明器──樂工、儀仗、女侍、武士門神等。今所見各墓出土的俑群中也有眾多的奴婢、成行的伎樂人、浩浩蕩蕩的儀仗隊、排列在公堂內外的衙役以及廳、堂、樓、閣、亭、坊建築模型甚至賭具、刑具等。這些俑在明清雕塑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比較真實具體地反映瞭當時社會現實生活的若幹側面。
明蜀王世子墓出土擊鼓樂俑
裝飾雕塑 能體現這一時代精神特征並和廣大群眾在精神上保持較多聯系的，是被稱作案頭擺設的小型裝飾雕刻。從制作材料可分為木雕、泥塑、陶瓷塑、磚雕、竹雕、玉石雕、骨角牙雕和果核雕等多種。其中如福建德化窯的瓷塑，廣東石灣窯的陶塑，江蘇嘉定、南京的刻竹，閩南、粵東的潮州木雕，無錫、蘇州、天津的泥塑等，都有出色成就和獨特風格。這類小型雕塑品具有樸素大方、明朗健康、單純簡潔而耐持久觀賞的特點。從題材內容上看，雖然有些是取材於宗教的，如觀音菩薩、羅漢、達摩、壽星、八仙之類，但它是作為群眾所熟悉喜愛的帶有傳奇色彩或具有某種優良品性和神異力量的藝術典型而加以再創造的。更大量的則是取材於當時廣為流行的小說、戲曲或者傢喻戶曉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也有不少是來自群眾所熟悉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界的。它們不同程度地體現瞭人民群眾的美好理想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