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文藝理論傢。生在喀什米爾一個信仰濕婆教的傢庭。撰寫有40多部濕婆教宗教和哲學著作，並為婆羅多牟尼的《舞論》和歡增的《韻光》作註。《舞論註》廣征博引，對《舞論》中的許多難點作瞭透徹的闡釋，時常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充實和發展《舞論》中的一些觀點。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對婆羅多牟尼的味的定義——“味產生於情由、情態和不定情的結合”所作的長篇註釋。他將這個定義稱作“味經”，他的這部分註釋通常也稱作味經註。在味味經註中，首先對洛羅吒（9世紀）、商古迦（9世紀）和那耶迦（10世紀）等人的味論觀點作瞭評述。然後，批判地吸收他們觀點中的合理成分，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具有鑒賞能力的觀眾在觀賞戲劇時，是以普遍化的方式把握戲劇內容的。憑借種種戲劇藝術表演手段，戲劇內容擺脫具體的時空限制，觀眾也擺脫個人的利害關系。每個觀眾心中都潛伏著各種常情（基本感情）。戲劇中普遍化的情由、情態和不定情，喚醒觀眾心中潛伏的常情。觀眾體驗到這種常情，也就是品嘗到味。味雖然源於常情，又不同於常情。常情有快樂，也有痛苦，而味永遠是愉快的，因為味是超越世俗束縛的審美體驗。新護對藝術審美心理的深刻探索代表印度古代味論達到的最高成就。在新護之後，梵語詩學傢大多采納他的味論。在《韻光註》中，新護也著重闡發味論。歡增在《韻光》中將韻視為詩的靈魂，並將韻分成本事韻、莊嚴韻和味韻。而新護唯獨將味視為詩的靈魂，並將本事韻和莊嚴韻也最終歸結為味韻。他認為詩中的本事韻和莊嚴韻總是或多或少與味相結合，全然無味的詩不成其為詩。同時，他認為詩是味韻（靈魂）與裝飾有詩德和莊嚴的音和義（身體）的結合，味韻與優美的音和義不可分離。他還認為吠陀的教誨猶如主人，歷史傳說的教誨猶如朋友，唯獨詩的教誨猶如愛人，因此，“歡喜”（審美愉悅）是詩的主要特征，也是詩的最重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