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中國進行的一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廣大群眾參與並捲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團利用，給中國共產黨、國傢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

圖1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報

　　起因　由於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和對中國的階級形勢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狀況等方面的錯誤判斷，毛澤東從防止“和平演變”的目標出發，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多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瞭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並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其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瞭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歷史證明，這些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明顯地脫離瞭作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過程　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1966年5月發動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為前期。這一時期，經歷瞭全面發動、全面奪權、“全面內戰”及 “鬥、批、改”運動 、建立革命委員會、整黨建黨等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國傢的各級組織、機構普遍受到嚴重沖擊而癱瘓，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和對他們的信用，把持瞭黨和國傢的重要權力，結成兩個野心傢集團，打擊廣大幹部和群眾，制造瞭全國性的動亂和大批冤假錯案。毛澤東一方面利用個人崇拜鼓吹“天下大亂”，號召群眾起來造反，使“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迅速擴大，難以糾正；一方面也采取瞭一些措施，制止形勢進一步惡化失控。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國務院領導進行瞭極為艱難的努力，盡量減小這場災難的損失，維持社會秩序和生產建設。運動之初，人民群眾中有相當多的人響應號召參與或是被卷進其中，隨著動亂的擴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開始產生瞭懷疑。1969年4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為後期。經歷瞭林彪事件、“ 批林批孔 ”、1975年整頓、“ 反擊右傾翻案風 ”、 四五運動 等階段。這一時期，運動基本上結束瞭前期的大規模無政府主義造反形式，但並沒有像毛澤東預想的那樣走向“天下大治”，而是繼續陷入不可解脫的矛盾之中。九一三事件標志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也宣告瞭“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破產。毛澤東一方面領導取得瞭對林彪集團的鬥爭的勝利；另一方面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不允許糾正其根本性錯誤。因此，江青集團的力量繼續得到加強，形成瞭“四人幫”；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正確力量也逐步壯大。圍繞堅持還是抵制、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鬥爭向縱深繼續進行。最終，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周恩來、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奠定瞭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華國鋒、葉劍英等在毛澤東逝世後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斷然措施，結束瞭這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圖2　1967年5月1日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

　　評價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面臨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難以數計的幹部和群眾遭到打擊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嚴重地破壞瞭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聲譽，破壞瞭中國的國際形象，人民的思想和道德倫理陷於混亂。“文化大革命”嚴重幹擾和破壞瞭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瞭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學文化事業被摧殘，拉大瞭中國與世界發展的距離。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給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動亂。“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對“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集團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正是這種鬥爭，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在困難的環境中，堅持進行經濟建設並取得瞭一定的成就，對外關系也獲得瞭新的突破，最終依靠自身的力量，糾正瞭這場嚴重的錯誤運動。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教訓作出瞭科學的總結。

　　

推薦書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 修訂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