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政治傢、思想傢。洛陽人。18歲即“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22歲由廷尉吳公推薦，被漢文帝(西元前180～前157在位)征為博士，旋遷太中大夫，頗受重用，並議“任公卿之位”。大臣周勃、灌嬰等“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對他進行詆毀和排擠，遂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後又被召回京師，任文帝少子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死後，他“自傷為傅無狀”，憂傷而亡，年僅33歲。他的著作，經後人整理為《新書》10卷。
賈誼為官，正當“文景之治””，當時一般官僚，“皆曰天下已安已治”，但賈誼“獨以為未也”。在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背後，他看到西漢王朝所潛伏的嚴重社會危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封建統治者猶如處在“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為此，他向漢文帝“陳治安之策”，提出一套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主張。從而形成瞭“禮先刑後”、“德主刑輔”的政治法律思想。
賈誼在總結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時，得出一條重要結論，即“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新書·過秦論上》）。他認為，君主取天下和守天下，其做法是不應相同的。取天下要“高詐力”，守天下則應“貴順權”。秦王朝在統一中國之前，為奪取全國政權，“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用武力征討六國，這種政策在當時是合適的。但取得政權後，不知“變化因時”，“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仍然以取天下之策治守天下之世，不尚“仁義”，“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罰，先詐力而後仁義”，“繁刑嚴律，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新書·過秦論中》）。因此，結出“百姓怨望而海內叛”的惡果。前事之覆，後事之誡，漢王朝必須以此為鑒。
賈誼認為，“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對待諸侯王的分裂割據，必須使用“斤斧”，武力削除，用“芒刃”就會“不缺則折”。除此之外，治理國傢則主要用“芒刃”，行禮治。在他看來，“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驅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祈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新書·禮》)。禮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的作用，遠勝“權制法制”，治國必須“禮先法後”。
對禮法的功效作用，賈誼提出：“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但是，和禮義德教相比，它又不得不居次要地位。禮的功效沒有行法那樣容易使人看得見，作用卻遠比法大。而且從長治久安考慮，“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湯、武以仁義禮樂治天下，德被四夷，“累子孫數十世”；秦王懷法令遇百姓，“禍幾及身，子孫誅絕”。一得一失，就是最好的例證。
從“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的思想出發，在適用刑罰上，賈誼主張“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理由是：“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黥劓是污辱性刑罰。為“小人”而設；大夫是君主近臣，“其離主上不遠也”，刑戮不加大夫，乃是“尊君故也”。大臣犯罪，要受懲罰，但隻能由君主廢之、退之、滅之、賜之死，而不能“束縛之、系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遭受獄吏的詈罵榜笞。賈誼雖然認為老百姓“至賤”、“至愚”，但又認為他們是“萬世之本”，“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他們的舉動，關系國傢的安危存亡。因此，對他們“不可簡”、“不可欺”，更不能與之為仇，“與民為敵者，民必勝之”。他再三勸戒漢文帝，對老百姓誅賞都必須謹慎。“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有疑罪，“附之去已”；有疑功，“附之與已”。疑罪不誅，“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賞，“故愚民可勸”；“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仁信並行，賞罰分明，則民風自化，封建統治就會鞏固。
賈誼的“禮先法後”、“德主刑輔”的思想，由於漢文帝時黃老思想占主導地位，沒有完全付諸實踐。但到漢武帝時，隨著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他的思想被重視，並由董仲舒加以發展，成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