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傢和政論傢。初名大陶，字鑄萬，號圃亭。四川省達州（今達縣）人。出身於官僚地主傢庭。清順治十四年(1675)中舉人。曾在山西長子擔任過10個月的知縣，因與上司意見不合被革職。後曾經商，因賠本乃流寓江南，靠講學賣文維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潛書》。
唐甄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皇帝也是人，沒有什麼神秘，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自秦以來”的皇帝都是賊，他們為瞭奪取皇位常常無故殺人，殘害百姓姓。唐甄憤然地說：“川流潰決，必問為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國破傢亡，流毒無窮……，非君其誰乎”(《潛書·遠諫》)。唐甄提出瞭“抑尊”，即限制君權的主張，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們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權貴作鬥爭的權力，以“攻君之過”，“攻宮闈之過”，“攻帝族、攻後族、攻寵貴”之過，使皇帝有所顧忌。唐甄還發展瞭產生於先秦的民本思想，強調民是國傢的根本，離開瞭民，便沒有國傢的政治。他指出，國防靠民來鞏固，府庫靠民來充實，朝廷靠民來尊崇，官員靠民來養活。君主隻有愛護人民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如果無道於民，縱然“九州為宅，九州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同前)。他還提出瞭愛民、保民、富民的具體政策，主張打擊貪官污吏，強調“刑先於貴”；呼籲政府幫助農民種值農桑，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針對當時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唐甄提出貧富要相對平均的主張。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潛書·大命》)，否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唐甄還提倡為民的功利主義，反對理學傢們“儒者不計其功”的說法。他認為儒學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能定亂、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隻顧自己，那就同一個匹夫匹婦沒有什麼區別。
唐甄的反君主專制的思想和民本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