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際社會各個行為主體之間的政治關係及其運行機制和規律為主要研究物件的一門學科。

  研究物件與範圍 由於對國際政治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對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範圍和方法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國際政治學是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應以政治學的一般概念、方法和原理為基礎,以國傢之間的政治交往為主要研究物件;另一些學者強調國際政治學的跨學科性質,認為它與國際關係史、國際法、、世界經濟等學科密不可分;也有人說,國際關系學已經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覆蓋瞭國際政治學的內容;還有的學者認為,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是跨國關系,而世界政治學側重研究各國國內政治發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世界性政治變化。在實際運用中,國際政治、國際關系、世界政治、國際問題等概念往往混用,很難嚴格區分。

  國際政治學一般包括這樣一些研究領域:

  ① 國際體系。當代國際體系由170多個主權國傢組成。與國內社會不同的是,國際社會中不存在一個凌駕其上的政府,也缺乏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對國際體系的研究,集中於國際政治的結構,即各種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及分化組合、集團政治、政治均勢與格局、權力中心或“極”的形成與演變。

  ② 戰爭與和平。防止國際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一直是國際政治學的中心課題。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尋找國際沖突的根源、爆發戰爭的具體原因、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途徑、國際危機處理、軍備控制與裁軍、集體安全、核武器的作用、核戰略的演變等。有的學者還著重研究各國的對外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

  ③ 國傢對外政策。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體是國傢。如國傢對外政策的國內根源、外交決策過程、國傢領導人的個人素質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國傢力量的綜合分析、國力對外交的制約、意識形態和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民族心理和傳統文化所形成的不同外交風格等諸多方面,都可以納入國傢對外政策這一研究領域。

  ④ 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隨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程度加深,地區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以及科技革命的巨大沖擊,國際政治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各國對外政策也越來越受到本國經濟實力和對外經濟需求的制約。諸如能源、人口、環境、糧食、禁毒等問題,已成為全球性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問題,單靠個別國傢的努力無法解決。在國際合作趨勢加強的同時,南北矛盾加強,資本主義國傢之間經濟摩擦的范圍擴大,孕育著新的國際矛盾和沖突,許多學者致力於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

  ⑤ 國際關系中的準則和法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聯合國憲章》原則等都是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而它們的具體實施,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等則是國際政治學者面臨的重大研究課題。

  ⑥ 國際組織。世界性組織和地區性組織在當代國際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顯著的作用,同主權國傢一起構成國際政治的行為體。20世紀80年代後,政府間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乃至有政治影響的跨國公司急劇增加,其功能、結構、決策過程、運行機制、政治作用、發展方向等,都成為專門的研究課題。

  按照研究層次,國際政治學可分為全球性研究、地區性研究和國別研究;還可分為國際政治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等。

  發展概況 隨著國際政治的發展,許多國傢的政治傢和學者對國際政治學的發展作出瞭貢獻。

  國際政治學在中國 中國從古代到近代都有許多關於對外關系的歷史記載和文稿、文集等。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寫出瞭一批有價值的著作,如國際關系史、歐洲外交史、中國對外關系史、世界大戰全史,以及國際法方面的著作。在革命戰爭年代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十分重視對國際形勢的觀察和分析,他們創造性地運用В.И.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理論,寫出瞭一批有關國際政治的理論著作,並把它運用到制定中國革命戰略上來。其中毛澤東、周恩來的著述在國際上也產生瞭深遠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許多外事幹部和新聞工作者進入國際問題研究領域。50年代初,有幾所大學已開始瞭國際關系史、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學,有一些較優秀的中外關系史著作問世。60年代初,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召開瞭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座談會,指導成立瞭一批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又在幾所大學裡設立瞭國際政治系,並創辦瞭幾種外國問題研究刊物。當時由於資料等種種條件的限制,國際問題的研究和教學多側重於國際動態以及對中國的對外政策進行解釋和宣傳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國際政治學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遭受瞭嚴重幹擾和破壞。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的研究與教學才得到瞭突飛猛進的發展。有關研究單位、學會、研究會、大專院校的專業系科紛紛成立,國際政治理論與實際問題的研究成果,從數量到質量都有瞭很大的提高,研究范圍也擴大到國際政治的許多重要領域。同時,註意瞭解和借鑒國外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強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提出瞭建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設想。

  中國的國際政治學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指導,提倡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為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國際鬥爭服務,逐步形成瞭自己的學科特點。如有關世界基本矛盾、時代特征、國際統一戰線、三個世界的劃分、反對霸權主義、國際戰略格局、“東西南北”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求同存異、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等概念,都具有中國的特色。然而這一學科在中國起步較晚,學科基礎還不夠雄厚,許多分支領域的專門性研究尚待建立,對於國外有關該學科的發展及主要流派、觀點,還需進一步加深瞭解,作出更高水平的評介。

  西方國際政治學 一般認為,西方的國際政治學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在客觀上促進瞭西方對戰爭和革命的原因及其相互作用的探索,外交史研究開始系統化、理論化。研究地理位置和空間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的地緣政治學,也曾經興盛一時。國際聯盟的成立,使一部分學者致力於世界政府和具有強大約束力的國際準則與法規的設想,企圖從中尋找到通向普遍和平的道路。有的學者還創立瞭“理想主義”理論(見政治理想主義)。

  30年代,由於東、西兩個戰爭策源地的形成,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結束瞭西方國際關系研究的“理想主義”階段。美國學者E.H.卡爾和H.J.摩根索等人提出“現實主義”的理論概念和框架,認為國際政治鬥爭和外交政策都是由國傢的權力和利益決定的,不應取決於意識形態和脫離實際的道義原則;他們還探討瞭國傢間的權力均衡作為一種規律和原則對於國傢安全所起的作用(見政治現實主義)。在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西方學者在核戰略、有限戰爭、國際危機處理、軍備競賽與軍備控制等方面都發表瞭大量著述。

  進入60年代以後,“行為主義”研究方法(見行為主義政治學)在西方盛行。行為主義強調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傢決策集團的行為,企圖借用自然科學嚴密、精確的方法對國際行為進行“科學”的調查和量化分析。一些學者主張在研究中應該做到“價值祛除”,即遠離是非判斷和政策建議。外交決策過程等微觀研究在這一階段發展較快。

  從60年代末開始,國際政治生活發生瞭一系列重大變化,包括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美蘇爭霸、世界石油危機、西歐經濟一體化進程、第三世界興起等,對西方國際政治學提出瞭重大挑戰,宏觀研究、定性分析重新受到重視,“價值祛除”的觀念受到大多數學者的擯棄。更多的人承認國際政治學的社會功能和政策含義,走向實質性問題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提倡傳統方法與行為主義方法的結合。以政治和經濟的相互作用為主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逐漸發展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領域。一些學者稱自己的理論為“新現實主義”,企圖一面繼承傳統現實主義中的權力論,一面用國際體系模式對之加以補充和修正,同時註重研究各個國際行為體之間、政治與經濟之間相互依存的現象。

  當代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基本傾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它的理論流派繁多,方法多樣,觀點龐雜,眾說紛紜,沒有一種理論觀點能夠在西方國際政治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於發展歷史較長,研究條件較好,該學科在西方已成為相對完整的社會科學分支領域,並同其他學科相互滲透。在西方國際政治研究中,雖存在理論與實際脫節、論證煩瑣的現象和意識形態的偏見,但也有一部分學者註重概念的精確和邏輯的嚴密。在和現實政治的關系方面,一部分研究者或步入政界,或積極為政府出謀劃策。如美國的H.基辛格原是國際關系學者,後來成為美國外交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另一部分學者和研究機構則標榜自己的獨立性,與現實政治保持一段距離。

  國際政治學在蘇聯 十月革命前後,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提出瞭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規定瞭蘇聯外交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傢之間和平共處的原則,為蘇聯的國際問題研究奠定瞭理論基礎。И.В.斯大林在對外關系中提出瞭關於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蘇聯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強調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傢庭的利益高於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傢的利益。國際問題研究側重以俄國和蘇聯為中心的外交史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包含瞭國際關系理論,而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偽科學”。

  60~70年代,美蘇冷戰曾一度有所緩和,蘇聯的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出現瞭新趨勢。蘇聯學者在不拋棄傳統理論方法的前提下,力圖批判地吸收西方同一領域的學術成果,改變瞭對西方理論方法一概排斥的局面。許多學者開展瞭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用系統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結構和活動方式,從心理學、社會學角度探討民族心理、國傢自我意識、國際政治人物行為、民族文化和宗教對國際關系的影響等問題。也有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解釋蘇聯的對外戰略,為蘇聯擴充軍備和推行海外擴張政策尋找理論根據。

  80年代中後期,隨著蘇聯內外政策的大幅度調整,一些人提出在外交工作中實現“民主化、人道主義化、非軍事化”的口號。另一些人仍堅持用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指導研究。由於受到西方思想觀點的影響越來越深,蘇聯在解體前,其國際政治學的理論及方法論已經趨於“多樣化”。

  除瞭中國、西方國傢、蘇聯以外,印度、波蘭、南斯拉夫等國學者也對國際政治學的發展作出瞭自己的理論貢獻。從世界范圍來看,國際政治研究仍然是以涉及各國安全和對外政治經濟關系的政策性研究為主。

  主要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對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觀察角度進行理解。對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問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往往不盡相同。

  階級分析法 它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結柢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化,也是受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影響的,研究分析國際政治問題時,必須全面把握制約發展的各種因素。而在各種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中,隱含著一定的階級關系。以階級分析方法看,在社會主義國傢登上國際舞臺後,國際政治鬥爭的本質特點則表現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即集中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傢和資本主義國傢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殖民主義是階級壓迫的擴大和延伸,它形成以階級壓迫為基礎的殖民制度;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是爆發世界大戰的根源;殖民體系瓦解後,資本主義的國際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國際資本的互相傾軋和爭奪,也是造成國際政治復雜矛盾的一個原因。

  階級性質不同的國傢,其對外政策的性質也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國傢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為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倡導維護國傢主權、和平共處和互不幹涉內政,在對外經濟關系中努力實現平等互利。帝國主義國傢對外政策的本質是侵略和壓迫。幾十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傢一直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對社會主義國傢進行侵略、幹涉、顛覆和滲透,企圖通過各種方式特別是和平演變來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傢以外,也有一部分學者試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學者提出的依附論。他們認為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許多發展中國傢被迫參與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其結果是形成瞭“中心-外圍”的格局。“外圍”(指發展中國傢)受“中心”(指發達國傢)的剝削,資源的剩餘價值源源不斷地流向瞭“中心”,成為資本擴張的犧牲品,陷入難以逆轉的依附狀態。還有人指出跨國的資產階級在當代世界范圍內取得瞭統治權,跨國公司在其“整合”世界經濟的過程中,造就瞭一個“國際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將本人所屬民族的利益置於次要地位,相互勾結,並同跨國公司所在國的統治者結成特殊的聯盟。從世界范圍內看,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對立;在一個國傢內部,又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同被剝削人民的矛盾和對抗。

  結構分析法 國際政治體系不是各種政治現象雜亂無章的混合體,它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並按一定的規律運動。這種內在聯系和規律的具體體現,就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或稱格局。分析國際結構的要旨,是找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組合或權力中心和國際舞臺上最活躍的主角,分析它們之間的力量對比、相互關系和表現形式,以及政治後果。認清世界總體的和各地區的政治、戰略、經濟的基本結構,不僅有助於理解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化,也可以為國傢對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依據。

  系統分析法 國際系統或體系是比國際結構含義更為廣泛的一個傳統概念。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系統論,是西方學者在行為主義流行的60年代首先采用的。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影響較大的相互依賴論和一體化理論,是在系統分析方法的基礎上產生的。系統分析方法所研究的,可以是由所有主權國傢組成的全球系統,可以是某一個國傢的外交決策系統,也可以是某一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經營網絡系統。全球系統包含若幹個地區系統,後者是前者的子系統;某個國傢的政治系統是地區系統的組成部分和子系統,這個國傢的外交決策系統又是該國政治系統的子系統。每個層次的系統都有其特征,可能是松散的、嚴密的、穩定的、不穩定的,但都力圖保持某種均衡,針對內外變化進行調整。每個系統都有其邊界,使它與活動環境相區別。每個系統又有其一定的開放性和適應性,有信息網絡和輸入、輸出。某一系統(如國傢政府)的輸出(如執行政策造成的後果)都會形成反饋,作為輸入重新進入該系統,如此循環往復。

  系統分析方法強調大系統與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它把國際關系中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看成一系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著的自變量和因變量,其中任何一個或一部分變量若發生變化,其他變量或變量組合就會同時變化或接連發生變化。國際系統是由無數個國傢的和非國傢的社會系統組成的。它們之間又有非常復雜的相互作用。因此,每個國際事件都必然有兩個根源,一個來自參與事件的社會系統,另一個來自有關系統之間的一連串相互作用。同樣,一個國傢的對外政策,一方面是國內政治的繼續,另一方面也是該國傢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

  比較方法 系統的比較方法主要描述國際關系史或外交史,對歷史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研究者力圖揭示在類似的國際條件下,某種現象的重復發生,告誡人們重視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規律。

  80年代後期,國外一些學者熱衷於“案例研究”,他們按照一般的調查方法設計出調查提綱,帶著同一組問題去考察許多不同的案例,希望通過案例的比較分析,建立一些模式,得出一些有啟發性的結論。如在國際沖突的研究中,一些歷史學傢同政治學傢合作,分析歷史上的若幹事例,企圖找出哪些因素容易將國際矛盾和危機激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其他形式的比較研究包括國際政治同國內政治的比較、各國對外政策的比較、決策過程的比較、國際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比較、對外交產生影響的政治文化的比較等。這些方面的專題研究使國際政治學同比較政治學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

  實證方法 在西方國際政治學中,實證方法是傳統的規范方法的對立面。所謂“規范方法”指的是強調價值判斷和道義原則,堅持對歷史和現實政治進行主觀上的定性分析。實證方法的特點是著重從客觀事實中取證,通過數據、公式、圖表、模擬等方式顯示國際關系的規律性,認為定量分析在國際問題研究中不但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最常見的定量分析見於對各國綜合國力的評估。模擬方法則常用於軍事戰略的研究。8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界也出現瞭一些有關綜合國力的量化研究和戰略模擬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定量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同定性方法相結合,這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學者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