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兵書，列為《武經七書》之首。又稱《吳孫子兵法》、《孫子》。《隋書·經籍志》載為“吳將孫武撰”。它是世界公認的現存最古老的軍事理論著作。全書共13篇，5900餘字。(參見彩圖)
著名的中國古代兵書《孫子》
李子亮攝>
《孫臏兵法》竹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
該書歷代都有著錄。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孫子兵法》及《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均有“十三篇”《孫子兵法》的明確記載。《漢書·藝文志》作“《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則有二卷、一卷的不同卷本。《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作“《孫子兵法》十三卷”。《宋史·藝文志》則有多種註本的著錄，但不論卷數多少均為13篇。
銀雀山竹書《孫子兵法》為迄今最早的傳世本，惜為殘簡，不能窺其全貌。現存的重要版本有南宋寧宗時所刻《十一傢註孫子》三卷足本，宋刊《武經七書》本；另有西夏文本以及其他明、清以來各傢註本五十餘種。現有日、法、英、俄、德、捷等譯本流傳。
《孫子兵法》是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產物，反映瞭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思想。它繼承、發展前人的戰爭經驗和進行兼並戰爭的軍事理論，揭示瞭戰爭的若幹客觀規律，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被譽為“兵經”，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它開宗明義地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宋本《十一傢註孫子》，下同）把戰爭看作關系軍民生死，國傢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認真研究。並且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要求對戰爭持慎重態度。又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主張對敵對國傢可能的進攻，必須做好準備，也就是對戰爭要有有備無患的思想。
書中還著重論述瞭決定戰爭勝敗的基本因素，提出要對戰爭“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它又提出：“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認為從這七個方面（即“七計”）對敵對雙方的優劣條件進行估計和比較，就能在戰前判斷誰勝誰負。它把“道”放在“五事”、“七計”的首位，指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又說：“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道”，指政治。把政治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這是《孫子兵法》的重要貢獻。
《孫子兵法》很重視和強調將帥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將是“國之輔也”。把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個條件的將，看作是決定戰爭勝敗的“五事”之一，把“將孰有能”列入“七計”之中。它對將帥要求有“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廣博知識和卓越的才能；有“知諸侯之謀”的政治頭腦；有能“示形”、“任勢”的指揮藝術；有“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責任心；要有勇有謀，能“料敵制勝”、“通於九變”；善於用間、“因糧於敵”等等。
它的治軍思想，在於文武兼施、刑賞並重。認為“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這“文”，就是懷柔和重賞，使士卒親附；這“武”就是強迫和嚴刑，使士卒畏服。它提出“視卒如愛子”，是要使他們去拼死作戰。對俘虜提出“卒善而養之”，是為瞭戰勝敵人，壯大自己。它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瞭“愛卒”和“善俘”的主張，較之於奴隸制軍隊殘暴虐待兵卒和俘虜，顯然是一個進步。
書中“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的名言是科學的論斷，它揭示瞭正確指導戰爭的規律，至今仍是真理。為瞭瞭解彼己雙方的情況，正確地指導戰爭，它還提出：“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又說：“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孫子兵法》中關於作戰方針、作戰形式、作戰指導原則等的論述，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思想為基礎的。
在作戰方針上，主張進攻、速勝，強調“兵貴勝，不貴久”。為瞭達到進攻速勝的目的，它主張要充分準備，“先勝而後求戰”。就是說先有勝利的把握，才同敵人交戰。要“並力、料敵、取人”，“避實而擊虛”，集中兵力，打敵要害而又虛弱之處。進攻要突然，“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行動要迅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態勢要有利，“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在作戰形式上，它主張在野外機動作戰，把攻城看作下策。要在野外機動作戰中消滅敵人，就要善於調動敵人。它說：“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對於固守高壘深溝的敵人，則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戰法，調動敵人出來消滅它。
在作戰指導原則上，它強調“致人而不致於人”，爭取主動，避免被動。為達此目的，要“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就是先要消除自己的弱點，不給敵人以可乘之隙，以尋求消滅敵人的機會。而在待機中，就要“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它還強調“我專而敵分”，就是要設法使自己兵力集中而迫使敵人兵力分散，這樣就能夠造成“以十攻其一”、“以眾擊寡”的有利態勢。它提出瞭“示形”惑敵辦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或示弱──“卑而驕之”，或擾敵──“怒而撓之”，或疲敵──“逸而勞之”，或間敵──“親而離之”。以此擾亂敵將的心境，挫傷敵軍的氣勢，造成敵人的過失，使敵人弱點暴露，陷於被動。自己則始終保持主動，造成“轉圓石於千仞之山”那樣一種銳不可當的態勢，使自己的進攻，能所向無敵，所謂“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它還強調“兵因敵而制勝”，根據敵情來決定取勝的方針。強調要正確地使用兵力和靈活地變換戰術。指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認為作戰通常是用“正”兵當敵，用“奇”兵取勝。而“奇正之變”又是“不可勝窮”的。對不同的敵人，有不同的打法：對貪利的敵人，則“利而誘之”；對易驕的敵人，則卑詞示弱，使它麻痹松懈。敵對雙方兵力對比不同，作戰方法也有所不同：“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即兵力劣勢，采取防禦；兵力優勢，采取進攻。而優勢的程度不同，打法也不一樣，“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用兵作戰要巧設計謀，“為不可測”，這樣就可“巧能成事”。因而要求“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每次取勝的方法都不重復，即所謂“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踐墨隨敵，以決戰事”。例如，對不同的戰地（所謂“九地”）要采取不同的行動方針；對不同的地形（所謂“六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戰措施。對特殊情況，則要求作特殊的機斷處置：“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它把作戰方式因敵情而變化，比作水形因地形而變化，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由於階級和歷史的局限，《孫子兵法》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消極成分和糟粕。它過分誇大將帥的作用，認為“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傢安危之主也”，甚至提倡愚兵政策，把士卒看成群羊，要“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這些是唯心史觀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