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傢。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農民傢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湖南起義的新軍中當過兵。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秋在長長沙創建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毛澤東是中共最早認識革命武裝鬥爭在當時中國歷史條件下具有極大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1926年3月，針對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以後的形勢，曾主張聯合國民黨左派，發動工農群眾，以武力給予堅決回擊。同年5月起，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組織學員進行軍事訓練，培養農民運動和革命武裝鬥爭的骨幹，支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5月被選為中共第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在國民黨反動派已在上海接著也將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緊急關頭，7月4日在武漢召集的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言，主張“上山”，保存革命武力，應付反革命事變，說“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1927年7月15日國共兩黨合作全面破裂，毛澤東開始投身於中共獨立領導的武裝鬥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鑒於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強調指出黨今後要非常註意軍事，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隨即同彭公達接受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改組中共湖南省委和組織秋收起義的任務，前往長沙。後根據省委決定，任秋收起義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以下簡稱前委）的書記，組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9月領導發動湘贛邊秋收起義。起義軍受挫，主持前委會議，決定放棄原定進攻長沙的計劃，率部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到反動統治力量薄弱的地區尋求立足點。進軍途中，在永新縣三灣村領導對工農革命軍進行改編，在部隊中建立中共的各級組織，把黨支部建在連上，並在部隊中建立民主制度。同年10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領導創建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部隊規定瞭三大任務，即：①打仗消滅敵人；②打土豪，籌款子；③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工農革命政權。繼又制定革命部隊的三大紀律六項註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註意）。
1928年4月，率部接應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到井岡山會師，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工農革命軍後改名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是沿用在北伐戰爭中因軍內共產黨員多、戰功和紀律都受群眾稱頌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的番號），任該軍中共軍委書記、黨代表。5月，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後任中共第4軍前委書記。在同年6月至7月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堅持井岡山的鬥爭中，同朱德等總結遊擊戰爭的經驗，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爭基本原則，並領導擊退湘贛兩省敵軍多次“進剿”和“會剿”，擴大革命根據地，發展土地革命。
1928年10～11月，毛澤東撰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文，文中總結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經驗，闡明紅色政權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發生、存在、發展的原因和條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1929年1月，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面臨湘贛兩省敵軍“會剿”的嚴重形勢和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同朱德等率第4軍主力出擊贛南、閩西，在當地中共組織和群眾武裝的配合下，相繼建立瞭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同年12月，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和創建紅軍以來的經驗，起草中共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案規定瞭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基本任務，強調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要求對紅軍實行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領導，糾正紅軍黨內的錯誤思想。它在中共所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史上起到長時期的指導作用。
1930年1月，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篇著作進一步發揮瞭“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闡明瞭中國革命必須堅持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指出紅軍、遊擊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被認為是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基本形成的標志。
1930年6月任紅軍第1軍團政治委員和中共前委書記，8 月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總前委書記。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月底，針對蔣介石所指揮的大規模軍事“圍剿”，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同朱德等領導紅軍開始實行由以遊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重大戰略轉變。同年12月至1931年9月，同朱德指揮紅軍集中力量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連續打破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使組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並得到鞏固和擴大。在這期間，使紅軍在戰略上以弱勝強、在戰術上以多擊少的作戰原則得到完成。1931年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1931～1934年期間，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受到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人的反對。1932年10月，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專任蘇維埃政府的工作。由於蔣介石在1933年3月第四次“圍剿”失敗以後，又發動第五次“圍剿”，以50萬兵力直接用於進攻第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而原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同年1月遷入中央蘇區之後，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執行“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的陣地戰方針，致使一方面軍連續遭到嚴重挫敗並陷入日益縮小的包圍圈。中共中央（包括毛澤東）連同一方面軍主力不得不在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同年12月，在紅軍遭到嚴重損失和國民黨軍重兵圍堵的緊急關頭，毛澤東說服一些中央領導人，放棄原定向湘西轉移的計劃，改向戰鬥力比較薄弱的地方軍閥所統治的貴州進軍，使紅軍擺脫險境。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嚴重錯誤，闡明紅軍在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受到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包括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並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這次會議，被1945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價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新領導的開端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有意義的轉變。3月，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1～5月上旬，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川黔滇邊界地區，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以四渡赤水的作戰行動，聲東擊西，迷惑敵人，迂回穿插於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隨後又南渡烏江，威逼貴陽，乘虛疾進雲南，渡過金沙江，從而擺脫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一方面軍長征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6月，在一方面軍同第四方面軍會合後，堅持中共中央關於北上創建新的根據地的方針，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一起，拒絕張國燾企圖要挾中共中央南下四川西康邊界地區的冒險主張，果斷地率領第1軍、第3軍（即第1軍團、第3軍團）繼續北上，10月到達陜甘蘇區。11月初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月下旬指揮紅軍取得直羅鎮戰役勝利。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1936年2月起，同彭德懷率領紅軍渡過黃河向山西西部進行東征，準備東出河北同日軍直接作戰。5月因情況變化主動回師，同周恩來、彭德懷決定紅軍向陜甘寧邊境西部地區西征，使陜甘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包括瞭寧夏一部分地區。在10月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等地會師以後，12月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月發生西安事變，同周恩來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後來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鋪平道路。
1936年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該書系統地總結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闡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規律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是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著作之一，並被軍事科學界認為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的重要貢獻。該書的寫作因西安事變的發生而中斷，隻完成瞭大半。
隨著1937年7月抗日戰爭的爆發，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中國抗戰應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堅決抗戰的主張。8月在陜北洛川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並確定紅軍應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實行向抗日遊擊戰的戰略轉變，使遊擊戰爭擔負起開辟敵後戰場、配合正面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歷史使命。會上，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8月25日，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會同副主席朱德、周恩來，發表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9月，針對日軍的戰略企圖，指示八路軍三個師由集中配置改為分散配置，到日軍的翼側和後方，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1938年4月同張聞天、劉少奇聯名發出關於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的指示。5月，電促新四軍（該軍是1937年10～12月間由南方各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而成的）加緊開辟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同月，先後發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部著作，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雙方的基本特點，闡明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戰略戰術原則，論述持久戰的總方針和人民戰爭的思想，預測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批判“亡國論”、“速勝論”以及輕視、反對遊擊戰爭的思想，闡述革命軍隊政治工作關於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三大原則。這兩部著作，對提高中國共產黨指導戰爭的戰略思想水平，堅定中國人民的抗日信心，起瞭重要的作用。《論持久戰》一書是毛澤東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後的又一最重要的軍事著作。
1938年9～11月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議重申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反擊日軍的“掃蕩”、蠶食和封鎖，並領導進行精兵簡政，實行主力軍地方化，發展群眾武裝，開展大生產運動。1939～1941年，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打退瞭國民黨當局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2年全黨范圍的整風運動開始後，在1943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1944年5月至次年4月，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著重總結1931～1934年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確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路線不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是正確的，在軍事上也是正確的。1945年4～6月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提出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奮鬥目標；並以抗日戰爭的新經驗，對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作瞭深刻的闡述。大會確定以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作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宣佈對日作戰後，他同朱德等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實行戰略反攻，直至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經過八年抗戰，中共領導的軍隊、民兵和解放區（1944年抗日根據地改稱解放區）都得到很大的發展，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1945年8月下旬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爭取實現國內和平。同時為瞭對國民黨發動內戰作充分的準備，同劉少奇、朱德等領導調整戰略部署，編組野戰兵團，從組織體制上適應由分散兵力打遊擊戰為主向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並組織指揮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軍的進攻進行堅決的自衛還擊。
1946年6月解放區遭到蔣介石發動的全面軍事進攻。毛澤東分析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狀況，號召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從1946年起陸續改稱人民解放軍）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在作戰指導上規定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原則，強調“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的方針，並且要求平均每個月殲滅敵軍八個旅左右。從1946年6月起，人民解放軍經過八個月的作戰，迫使國民黨軍放棄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山東和陜甘寧兩個解放區。1947年3月，人民解放軍主動撤出延安。毛澤東和周恩來轉戰陜北，繼續領導全國的解放戰爭，同時領導彭德懷直接指揮的陜甘寧戰場的作戰。1947年6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軍委根據敵我力量趨向均勢的情況，適時抓住戰機，作出轉入戰略反攻的決策，部署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陳（賡）謝（富治）三路大軍實施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在以河南為中心的江、淮、河、漢地區，進行一系列重大戰役，大量殲滅敵人，迫使國民黨軍陷入被動。在陜甘寧戰場，彭德懷率領的西北人民解放軍由於同年8月沙傢店戰役的勝利，也在1948年春南下陜西國民黨統治區，轉入外線作戰。其他戰場也先後轉入外線作戰。1947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在軍事方面總結人民解放軍長期的作戰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同年冬至1948年夏，指導人民解放軍開展以“訴苦”和“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並把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制度概括為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
人民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後，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條件已經成熟。毛澤東在194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建設500萬人民解放軍和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任務，要求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組織紀律性，準備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從當年9月到次年1月，同周恩來、朱德等組織指揮人民解放軍進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見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人，取得瞭解放戰爭決定性的勝利。在戰略決戰中，毛澤東領導制定正確的作戰方針，把實行戰略包圍同實施戰役分割緊密結合，把大規模的陣地戰同大規模的運動戰緊密結合，把奪取大中城市同殲滅敵人重兵集團緊密結合，把軍事打擊同政治攻勢緊密結合，充分顯示一個戰略傢的膽略和指揮藝術。
1949年1月，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揭露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策劃的以和談騙局阻擋人民解放軍南進的陰謀，宣告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奪取戰爭的最後勝利。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報告，報告在論述軍事問題時，指出在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解決國民黨軍的三種方式：①天津方式，即用戰爭的方法解決敵軍；②北平方式，即迫使敵軍接受和平的方法改編為人民解放軍；③綏遠方式，即有意識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再將他們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且指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賦予人民解放軍參加新解放區建設的戰略任務。4月21日，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召人民解放軍堅決、徹底、幹凈、全部地殲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人民。同時發起渡江戰役，攻占南京，從而宣告國民黨政權的覆滅。隨即又不失時機地部署人民解放軍向東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區進軍，實行遠距離大迂回、大包圍和斷敵退路的作戰方針，采取戰爭與和平兩種方式，迅速消滅國民黨軍殘餘部隊。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接著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10月，在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朝鮮的戰爭嚴重威脅中國東北邊境安全的時刻，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傢衛國”的戰略決策。在以他為首的中央軍委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境內同朝鮮軍民並肩作戰，取得偉大勝利，創造瞭在現代條件下進行運動戰和陣地戰的經驗。1952年，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解放軍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歷史任務。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同年起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56、1969、1973年分別當選為中共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同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籌建空軍、海軍和陸軍的技術兵種，著手建設一支諸軍兵種的合成軍隊。毛澤東強調人民解放軍必須掌握最新的技術和戰術，提出要研制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要求部隊實現指揮、制度、編制、紀律、訓練的統一和諸軍兵種密切協同，指出部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指示全軍學習文化，興辦各類正規軍事院校。毛澤東強調發揚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重申政治工作是軍隊的生命線。1965年美國擴大侵略越南戰爭後，領導黨和國傢大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直到取得徹底的勝利。毛澤東始終警覺地維護國傢的獨立和安全，領導黨和國傢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幹涉、控制和侵犯中國的企圖進行堅決鬥爭。
1966年，錯誤地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又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使黨、國傢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人民解放軍在這場浩劫中也受到嚴重損害。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功過作出全面的估價。決議詳細分析瞭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嚴重錯誤的根源，同時認為，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
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的重要貢獻。它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實踐中，集中軍隊高級將領和廣大指戰員的智慧和創造，逐步發展而成的完整的科學理論。毛澤東的軍事著作被收入《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軍事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