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區的一次農民起義。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鐘相(？～1130)，在傢鄉利用宗教活動組織群眾，凡加入他的組織──鄉社的農民要交一點錢糧，社內實行互助共濟，因此都能“田蠶興旺，生理豐富”。他宣稱：“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代表瞭農民要求財富上平均、社會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張，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貧富”的思想又進瞭一步(見王小波、李順起義)。鐘相以此深受群眾擁護，被稱為“老爺”或“天大聖”。周圍數百裡的貧苦農農民加入鄉社的不計其數。如此二十餘年，其影響擴大到洞庭湖周圍各縣。
靖康二年(1127)初，鐘相組織民兵三百人，命長子鐘子昂率領北上“勤王”。這支隊伍未與金兵接觸，就被剛即位的宋高宗趙構命令遣返。鐘相便以這支隊伍為基礎，籌劃起義。金兵渡江南犯，所過殘破，官兵和潰兵到處燒殺搶劫，南宋統治者橫征暴斂，“政煩賦重”，南方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在江西、福建、荊湖各路先後爆發瞭農民起義。建炎四年(1130)二月，鐘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長沙）、孔彥舟軍隊犯澧州（今湖南澧縣）、鼎州危急之時，率眾起義，保衛傢鄉。建國號楚，年號為天載（一作天戰），鐘相稱楚王，立子鐘子昂為太子，設立官屬。起義軍“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傢，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並占據地主的土地，歸為己有。他們把殺官吏等稱為“行法”，把平分這些人的財產稱為“均平”，斥宋朝國法為“邪法”，對於“執耒之夫”和“漁樵之人”，則加以保護。凡是參加起義軍的，一律免除賦稅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縛。這些主張和行動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認為是“天理當然”。起義軍攻占瞭鼎、澧、荊南（今湖北江陵）、潭、峽（今湖北宜昌附近）、嶽（今湖南嶽陽）、辰（今湖南沅陵）等州十九縣。
農民起義軍的浩大聲勢，使鼎州的地主豪紳十分恐懼，他們勾結孔彥舟軍隊進駐鼎州，鎮壓農民起義。孔彥舟在屢遭失敗之後，派奸細混入起義軍作內應，於三月末偷襲攻破鐘相營寨，鐘相及鐘子昂被俘遇害。
鐘相、楊麼起義圖
鐘相犧牲後，部眾在楊麼等領導下，仍繼續堅持鬥爭。楊麼(？～1135)名太，在諸首領中最年輕，楚語稱幼為麼，故稱他為“麼郎”或“楊麼”，逐漸成為起義軍共同擁護的領袖。
楊麼在洞庭湖周圍建水寨，造戰船，實行兵農相兼，“陸耕水戰”的戰略方針，使起義軍得到迅速發展。他們平時從事生產，戰時則登舟作戰。從武陵、龍陽到沅江縣的沅水西側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沅水支流，在今漢壽縣內）的夏誠、劉衡兩寨最為險要。他們還充分利用河港交錯的地形和自己善於操舟的特長，采用水陸兩棲的戰術與敵軍周旋。紹興元年(1131)，俘獲南宋官軍車船和工匠後，又大造車船。車船是大型戰船，用腳踏動車輪，即可擊水前進，其行如飛，四周裝有打擊敵船的拍竿。故楊麼水軍更加強大，在與南宋官軍的水戰中一直保持優勢。紹興三年四月，起義軍重建楚政權，立鐘子儀為太子，稱楊麼為大聖天王。這時起義軍控制瞭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嶽陽，南抵長沙之界的廣大地區。
楊麼戰船（模型）
紹興三年以來，南宋多次派遣程昌㝢、王恵、折彥質等前往鎮壓，都大敗而歸。紹興三年冬，禁軍將領王恵又率兵前往鎮壓。他從上遊的鼎州水陸並進，對沅水沿岸的起義軍水寨發動攻擊，並在下遊埋伏大量水軍，企圖一舉消滅起義軍。楊麼早已將上遊的主力及傢屬轉移，使官軍撲空。楊麼又發車船數隻，偃旗息鼓，交橫順流而下。埋伏在下遊的崔增、吳全水軍以為是起義軍敗下的空船，全隊爭先入湖，大小數百隻舟船都被起義軍的車船撞沉，崔、吳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內，起義軍殲滅南宋水軍上萬人。同時，起義軍還多次挫敗南宋朝廷“招安”的陰謀。
紹興五年春，宋高宗調嶽飛前往鎮壓起義軍，又派宰相張浚親臨督戰。他們在湖區各要道屯駐重兵，縮小包圍圈，加緊經濟封鎖，並在夏季進兵，蹂踐禾稼，造成起義地區嚴重的經濟困難；同時大力開展政治誘降活動。黃佐、楊欽叛變投敵，起義軍內部分化瓦解，楊麼力戰不屈，被俘犧牲。
楊麼死後，黃誠、周倫等力屈投降，夏誠繼續抵抗，小寨亦被攻破。澧州的起義軍則在雷德進、雷德通兄弟率領下，固守小寨，又堅持瞭一年多才最後失敗。這次起義前後共持續六年半之久。
參考書目
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中華書局，北京，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