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1235年，窩闊臺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為國都。通過不斷的征服戰爭，大蒙古國統治瞭亞洲和歐洲廣大地區。按臺山（今阿爾泰山）以西的術赤、察合臺、窩闊臺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後據有的波斯之地（見伊利汗國，先後成為名義上是大汗藩屬實際上擁有獨立地位的汗國。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遵用漢法，改革舊制；以開平為上都，燕京（今北京）為中都，將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經》“大哉乾乾元”之義，改國號為大元；次年，升中都為大都。1276年，滅南宋。又傳九代，至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元順帝妥歡貼睦爾退出中原。其繼承者據有漠北，仍用元國號，史稱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迄元順帝出亡(1206～1368)，通稱元朝。
蒙古的興起
13世紀前的蒙古 蒙古族名稱始見於唐代。當時，分佈在大興安嶺北段的室韋諸部中有一蒙兀室韋部，居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之東。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漢文譯名。遼、金、宋時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裡、蒙古等異譯，或與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稱為韃靼，又稱黑韃靼，以別於漠南的白韃靼（汪古部）。大約在唐代末葉，蒙古一部逐漸遷到原來鐵勒人的居地斡難河（今蒙古鄂嫩河）上遊不兒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區。蒙古人傳說，遠古時，蒙古部落被他部所滅，僅兩男兩女幸存，逃到名為額爾古涅昆的山中，後來子孫繁衍，分為許多支，山谷狹小不能容納，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個部落的首領名叫孛兒帖赤那（Börte-čino，意為蒼狼），妻子名叫豁埃馬闌勒（Qoḥai-maral，意為白鹿），他們遷到斡難河源頭不兒罕山居住。蒙古人的祖先傳說，反映瞭他們的先人從額爾古納河西遷的事實，以及蒙古人遠古的圖騰觀念。
元時期形勢圖（1330年）
元人繪《沙原放牧圖》
蒙古原為森林狩獵部落，進入草原後，遊牧畜牧業很快發展起來。在遼朝的統治下，他們與中原地區的聯系日益緊密。中原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特別是鐵的輸入，促進瞭蒙古各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發達。部落中的伯顏（富者，蒙語bayan的音譯）多擔任首領，社會分化成世代當首領的那顏（貴族，蒙語noyan的音譯，意為“官人”）和依附於貴族的哈剌抽(平民，蒙語qaraču的音譯)。貴族通過掠奪戰爭獲得更多財富，並俘擄人口作為孛斡勒（奴婢，蒙語boḥol的音譯），世襲占有。有勢力的貴族擁有從屬於個人的那可兒(軍事侍從，蒙語nökör的音譯，原意為“同伴”)，大首領還組織瞭護衛軍(turqaḥud)。斡孛黑（氏族，蒙語oboq的音譯）組織的形式雖還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緣氏族，其成員包括瞭貴族和來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從、屬民與奴婢。貴族的兒子繼承父親分配的一份屬民和奴婢，分別自立傢業，並繼續擴展，由此不斷分衍出新氏族。在頻繁的相互掠奪戰爭中，一些氏族和部落為瞭保全自己，擴大勢力，結成瞭聯盟。約11世紀上半葉，蒙古部首領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滅瞭斡難河南的強部——札剌亦兒部，從此“形勢寖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寧昆（又譯察剌孩領忽）受有遼朝的“令穩”（即領忽，小部族官）官號，其子想昆必勒格升號“詳穩”（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繼任遼屬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組成大聯盟，推舉海都長子之孫葛不律（又譯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為汗（qan，意為君主），蒙古部首領自此始用汗號。察剌哈寧昆的後裔號泰赤烏氏(Tayičiḥud)，葛不律汗傢族號乞顏氏（Qiyan），各自都擁有許多部眾，成為蒙古部中最有勢力的貴族。
蒙古馴鷹人圖像
葛不律汗曾入朝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深恐蒙古勢力強大會成為邊患，企圖將他殺死，蒙古於是叛金。此後數十年，蒙古與金朝經常發生戰爭。金朝利用屬部塔塔兒攻打蒙古，俘殺咸補海（又譯俺巴孩）汗等蒙古首領，並派兵到蒙古剿殺擄掠；蒙古也多次攻掠金朝邊境地區。此時，蒙古高原上勢力強盛的部落集團除蒙古外，還有塔塔兒（Tatar，居地在今呼倫湖、貝爾湖之西、南）、克烈、乃蠻和蔑裡乞（Merkid，居地在今色楞格河下遊一帶）等部。各部貴族為瞭掠奪人口、牧畜和擴大統治地域，也互相爭戰不休。蒙古與其鄰部蔑裡乞、塔塔兒是世仇，更經常處於敵對之中。
大蒙古國的建立 在諸部爭戰中，蒙古乞顏氏貴族鐵木真的勢力逐漸壯大。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他先依靠克烈部首領王汗的支持，打敗蔑裡乞部，又相繼消滅瞭蒙古部內強大的主兒乞氏(╬ürkid=╬ürkin)和泰赤烏氏貴族，擊潰以札答闌(╬adaran)部首領札木合為首的各部貴族聯盟，乘勝滅塔塔兒，降服弘吉剌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滅王汗，盡取克烈部眾。這時，漠南汪古部首領也遣使獻降。1204年，鐵木真舉兵攻滅乃蠻太陽汗部，又先後兼並瞭蔑裡乞殘部和乃蠻不欲魯汗部，完成瞭蒙古高原的統一。
1206年，蒙古貴族在斡難河源舉行忽裡臺，奉鐵木真為大汗，尊號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將全蒙古遊牧民統一編組為數十個千戶《元朝秘史》記載最初編組的千戶數為九十五個，但其中包括瞭一些後來組成的千戶），分授共同建國的貴戚、功臣，任命他們為千戶那顏，使其世襲管領，並劃定其牧地范圍。千戶既是軍事組織單位，又是地方行政單位。成吉思汗又命大將木華黎為左手萬戶，統領東面直到哈剌溫隻敦（今大興安嶺）的各千戶軍隊；博爾術為右手萬戶，統領西面直到按臺山的各千戶軍隊；納牙阿為中軍萬戶。萬戶是最高統兵官。成吉思汗將原來的護衛軍擴充為一萬人，包括一千宿衛，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從各千戶、百戶、十戶那顏和白身人子弟中選身體健壯、有技能者充當。護衛軍職責是保衛大汗金帳和跟隨大汗出征，平時分四隊輪番入值，因此總稱四怯薛，由“四傑”博爾術、博爾忽、木華黎、赤老溫四傢子弟任四怯薛之長。大汗直接掌握這一支最強悍的軍隊，足以“制輕重之勢”，控禦在外的諸王和那顏。又設立瞭“治政刑”的札魯忽赤（斷事官）一職，掌管民戶分配和審斷案件，命養弟失吉忽禿忽擔任，這是蒙古國的最高行政官。千戶制、怯薛制和斷事官的設置，是蒙古國初建時最重要的三項制度。按照傳統的分配財產習慣，成吉思汗將一部分蒙古民戶分封給其弟、子，各得一份子（忽必，qubi）。後來又劃分瞭諸弟和諸子的封地。弟搠隻哈撒兒封地在也裡古納河（今額爾古納河）、海剌兒河和闊連海子（今內蒙古呼倫湖）地區，合赤溫封地在兀魯灰河(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烏拉根果勒)南北，鐵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東，別裡古臺封地在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中遊，總稱東道諸王；子術赤、察合臺、窩闊臺封地在按臺山以西，總稱西道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襲，管轄分民的千戶那顏即成為所屬宗王的傢臣。大部分民戶和蒙古中心地區歸成吉思汗領有，按照傳統的幼子守產習慣，由幼子拖雷繼承。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蠻人使用畏兀兒文。蒙古滅乃蠻後，即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瞭蒙古文，用來發佈命令、登記戶口、記錄所斷案件和編集法律文書，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瞭一步。蒙古人原有許多從古代相傳下來的約孫(yosun，意為道理、體例)，成吉思汗滅克烈部和建國以後，又相繼發佈瞭一系列札撒（╬asaq，意為法令）。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會，重新確定瞭札撒、約孫和他歷年的訓言(bilig)，命用蒙古文記錄成卷，名為《大札撒》。其後每代大汗即位或處理重大問題，都必須依例誦讀《大札撒》條文，以表示遵行祖制。
13世紀初漠北形勢圖
蒙古騎士圖
成吉思汗建國以後，就開始向鄰境發動掠奪性戰爭。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國稱臣納貢。西夏既降，接著全力攻打金朝。1211年，成吉思汗統兵攻入金西北路邊墻，取昌州（今內蒙古太仆寺旗九連城）、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北郊）、撫州（今河北張北）等山後諸州，於野狐嶺（在今河北萬全西北）北擊潰金三十萬守軍，追至澮河堡，殲其大半。1213年，於懷來再滅金軍精銳。因居庸關防守堅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戰術，率主力從紫荊口入關，進圍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黃河以北數十州縣，大肆殺掠。1214年，金宣宗獻公主、金帛請和，乃退駐魚兒濼（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達裡諾爾）。金宣宗南遷汴京（今河南開封），駐守中都南的糺軍叛金降蒙，蒙古軍再入。1215年，攻占中都，置達魯花赤等官鎮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1217年，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命統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魯諸部軍以及投降的契丹、女真、糺、漢諸軍，專責經略中原漢地。木華黎逐漸改變以前肆行殺掠、得地不守的作法，著重招降和利用漢族地主武裝攻城略地。自1217～1229年，除先已歸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父子兄弟等外，易州（今河北易縣）張柔、東平嚴實、濟南張榮、益都李全（見李璮等地方武裝頭目相繼降蒙，兩河、山東大部分地區為蒙古所占。蒙古對各地歸降的官僚、軍閥，多沿用金朝官稱，授以元帥、行省等官銜，使世襲其職，在其所獻地繼續統軍管民，稱為世侯。
蒙古軍百戶印
大蒙古國圖
蒙古騎兵作戰圖
1217～1218年，蒙古相繼征服北境的火裡(Qori)、禿麻(Tumat)諸部（在今貝加爾湖地區）、吉利吉思及其他森林部落，攻滅被乃蠻貴族屈出律所篡奪的西遼政權。1219年，以花剌子模(Khwārezm)殺害蒙古商隊和使臣為理由，成吉思汗親統大軍西征，分兵攻下諸城，進圍其新都撒麻耳幹（今蘇聯烏茲別克撒馬爾罕）。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先已棄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別、速不臺率軍追趕，摩訶末避入寬田吉思海（今裡海）中島上，病死。1221年，術赤，察合臺、窩闊臺攻克花剌子模舊都玉龍傑赤（今蘇聯土庫曼庫尼亞烏爾根奇）；成吉思汗與幼子拖雷分兵攻取呼羅珊（今阿母河以南興都庫什山脈以北地區）諸城，繼而會師擊潰花剌子模新王札闌丁的軍隊於印度河上，札闌丁退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置達魯花赤等官鎮守撒麻耳幹，率軍回蒙古。哲別、速不臺軍在抄掠波斯各地後，超過太和嶺（今高加索山），攻入欽察(Qibčaq)，1223年，於阿裡吉河（在今蘇聯烏克蘭日丹諾夫市北）戰役中擊潰斡羅思(Oros=Ros)諸國王公與欽察汗的聯軍，進掠斡羅思南境，又轉攻也的裡河（蘇聯伏爾加河的突厥名，又譯亦的勒）上的不裡阿耳(Bulγar)國，然後東返蒙古。
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夏，連取肅（今甘肅酒泉）、甘（今甘肅張掖）等州，於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附近黃河邊殲滅西夏主力，進圍中興府（今寧夏銀川）。1227年，西夏國主李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軍中，幼子拖雷監國。
窩闊臺統治時期 1229年蒙古貴族大聚會，遵照成吉思汗遺命推舉窩闊臺為大汗。窩闊臺即位後，決定親征金朝，遣大將搠裡蠻（又譯綽兒馬罕）往征波斯。時札闌丁已從印度回波斯，花剌子模舊將及各地諸侯奉他為主，據有波斯西部。搠裡蠻急速進兵，1230年冬抵阿塞拜疆，札闌丁從都城桃裡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裡士）出奔，次年，為曲兒忒人所殺。搠裡蠻軍留鎮波斯，攻打諸國，谷兒隻（蘇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魯迷（小亞細亞的塞爾柱突厥王國）等國先後歸附蒙古。搠裡蠻死後，由拜住那顏代領其軍。
1231年，窩闊臺與諸王在官山(今內蒙古卓資北)會議攻金方略，議定分兵三路南下，約次年春會師汴京。窩闊臺自統中路軍經山西取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由白坡（在今河南孟縣西南）渡河，進屯鄭州；鐵木哥斡赤斤統東路軍由濟南進兵；拖雷統右翼軍，按成吉思汗遺策假道宋漢中地，沿漢水東下，由鄧州（今河南鄧縣）入金境。1232年初，拖雷於鈞州（今河南禹縣）南三峰山擊潰金軍(見鈞州三峰山之戰)，北上與窩闊臺會合，攻汴京。三月，窩闊臺、拖雷北還，留速不臺統兵圍汴，久攻不克。同年底，汴京城中糧盡援絕，金哀宗出奔歸德（今河南商丘）。次年初，金元師崔立殺汴京留守，獻城投降。蒙古軍追圍金哀宗於歸德，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都元帥塔察兒率蒙古軍及漢軍萬戶史天澤等部進圍蔡州，並遣王檝出使南宋，約請出兵共同滅金。宋將孟珙自襄陽提兵北上，攻取唐（今河南唐河）、鄧兩州，抵蔡州，與蒙古軍分攻南、北城。1234年初，城破，金哀宗自殺，金亡。在攻金同時，蒙古還多次發兵入侵高麗。1233年，據有遼東的東真國也為蒙古所滅。
滅金後，蒙古宗王、貴族大會，籌劃進兵南宋和遠征西域，繼續進行征服戰爭。1235年，窩闊臺遣其子闊出統兵攻宋荊襄地區，闊端統兵攻四川，對南宋的戰爭從此開始。同年，窩闊臺又召集大會，定議遣各支宗王長子統兵，出征欽察、斡羅思等國。萬戶以下各級那顏亦以長子從征；以拔都為西征軍統帥，速不臺為先鋒。1237年，蒙古軍滅不裡阿耳、欽察，攻入斡羅思。三年之中，蹂躪瞭大部分斡羅思國土。1241年，拔都分兵兩路，侵入孛烈兒（波蘭）、馬札兒（匈牙利）。蒙古軍在裡格尼茨（今波蘭西部）一役，大敗孛烈兒、捏迷思（德意志）聯軍，歐洲震動。1242年，拔都聞窩闊臺死訊，率軍東返，留駐也的裡河下遊，統治所征服的欽察、斡羅思等地區。
窩闊臺在位期間，大蒙古國的政治、經濟制度逐步完備。1229年，制定瞭蒙古民戶的羊馬抽分及其他差發（見科差制度，限制諸王、那顏任意科取；進一步健全驛站（見站赤制度，從各千戶簽調站戶當役，規定使臣往來需經由驛路，以免騷擾沿途百姓，乘驛者需持有牌子文字，方許付給驛馬、飲食；又命人在沙漠地區掘井，以擴大牧場。1235年，簽調漢族工匠，於斡耳寒河（今蒙古鄂爾渾河）旁建立哈剌和林城廓，作為都城。對所征服的定居農業地區，其統治和剝削方式也作瞭初步改革。窩闊臺即位後，即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在中原漢地實行征稅辦法，規定“漢民以戶計，出賦調”，以耶律楚材主管其事。1230年，設立十路課稅所，專掌征收錢谷。1234年滅金後，下令檢括中原民戶，命失吉忽禿忽為中州斷事官，主持括戶，次年，各路同時編籍戶口，總數一百一十多萬戶，稱為乙未(1235)戶籍。按照蒙古分封制度，窩闊臺將一部分中原州縣民戶分賜給諸王、貴戚、功臣為食邑，計七十多萬戶，其餘民戶則作為皇室共有財產，直屬大汗政府。又采納耶律楚材建議，規定受封貴族隻在分地置達魯花赤監臨，由朝廷設官征賦，按其應得份額頒給。分民每兩戶出絲一斤納於政府，每五戶出絲一斤納於受封者，稱為五戶絲。同時制定瞭各類人戶的丁稅、地稅以及商、鹽諸稅之法。在西域地區，實行征收丁稅的辦法，以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其事，並先後設立瞭管理河中和呼羅珊等地的行政機構。窩闊臺晚年信用回回商人，任命牙老瓦赤為中州斷事官，準許富商奧都剌合蠻撲買中原課稅，加倍搜括中原人民。1241年窩闊臺去世，皇後乃馬真氏稱制，政事愈壞，對人民的剝削更加沉重。
從貴由到蒙哥 1246年，窩闊臺長子貴由立為大汗。拔都與貴由不和，借口患病不參加選汗大會。蒙古皇室的內訌開始激化。次年，貴由任命親信大臣野裡知吉帶為西征軍統帥，授以統轄波斯及其以西諸地的全權。1248年，貴由親率護衛軍西行，聲言到葉密立養病。拖雷妻唆魯禾帖尼認為貴由此行當是謀攻拔都，秘密遣人向拔都報信。拔都嚴兵為備。三月，貴由死於橫相乙兒之地（今新疆青河東南），皇後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時拔都駐兵於其封地東境，召集諸王會議，推舉拖雷長子蒙哥為大汗。察合臺、窩闊臺兩系諸王拒不參加會議，亦不承認其推選有效。次年，蒙哥又於怯綠連河上遊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之地召集大會，察合臺、窩闊臺兩系再次抵制，拖延瞭兩年。1251年，到會的東西道諸王、諸將始定議奉蒙哥即位。窩闊臺孫失烈門、腦忽和脫脫三人率其部屬密謀來襲，謀泄被捕。蒙哥開始鎮壓兩系政敵，殺斡兀立海迷失及貴由親信大臣鎮海、野裡知吉帶等，將失烈門等三王發配軍前效力。
自窩闊臺去世後，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爭奪汗位的鬥爭愈演愈烈，選汗大會一再推延，以致大汗之位兩度虛懸約八年。在這期間諸王貴戚各自為政，濫發牌符，遣使四出，征斂珠寶財物。斡脫商人各持令旨，恃勢勒索。蒙哥即位後，極力恢復大汗的權威和政令的統一。他下令整飭民政，盡收舊發牌符；加強漢地、中亞和波斯三大行政區的統治機構（漢文史籍稱為燕京、別失八裡、阿母河三行尚書省）。又命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統兵南征大理、南宋；命弟旭烈兀總領波斯之地，統兵西征未服諸國。1252年起，在全蒙古國范圍內重新進行戶口登記，編造籍冊，並再次分封諸王貴族。
忽必烈受命後，即南駐金蓮川（在灤河上源），建立藩府，繼續招聘漢族知識分子為謀士，訪問治道。他采納劉秉忠、張文謙、姚樞、史天澤等人意見，奏準設立邢州安撫司和河南經略司，整頓地方行政，設立屯田。1253年，統兵征大理，以為迂回包抄南宋之計。分軍三路，取道吐蕃之地，過大渡河，抵金沙江，降摩些（納西族）部。十二月，克大理城，用劉秉忠、姚樞之策，下令禁止殺掠。留兀良合臺繼續征討雲南諸部，自己班師北歸。1254年，在所受京兆分地設立關中宣撫司加以治理。1256年，命劉秉忠於灤河上遊選地建城，營造宮室，名為開平（見上都）。
旭烈兀軍於1256年消滅盤踞波斯北部諸山寨的“木剌夷國”（阿拉伯語mulaḥidah的音譯，意為異端者，此指伊斯蘭教亦思馬因派）；1258年攻陷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滅回回哈裡發（Khalifat，伊斯蘭教領袖的稱號，阿拉伯語意為繼承者。此處指阿拔斯朝）。次年，旭烈兀分兵三路侵入敘利亞。
蒙哥於1257年親統大軍征宋。他自領西路軍攻四川，命宗王塔察兒統東路軍攻荊襄、兩準。蒙哥見中原諸侯、士人歸心忽必烈，關中、河南財賦又多為藩府所得，甚為猜疑，便奪忽必烈兵權，不使領兵出征，並遣大臣阿藍答兒等到陜西主管政務，鉤考關中、河南錢谷，盡罷忽必烈所置宣撫、經略諸司。1258年七月，蒙哥入川，與原在四川掌管軍事的蒙古都元帥紐璘、漢軍萬戶劉黑馬、鞏昌總師汪德臣等合兵，沿嘉陵江南下。南宋守臣憑險抵抗。1259年二月，蒙哥率軍圍合州釣魚山（今四川合川縣東），連攻五月不克（見釣魚城之戰）。
塔察兒所統東路軍略地至長江，無功撤回，蒙哥不得已於1258年底改命忽必烈統率。1259年春，忽必烈會東路諸王、將領於邢州；七月，至汝南，申明軍令，戒諸將勿妄殺，並使楊惟中、郝經等宣撫江淮。同月，蒙哥病逝於釣魚山下。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仍繼續渡淮南下，進圍鄂州。這時，留鎮漠北的阿裡不哥力圖乘機控制漠南，發諸部兵直趨關隴，並派親信至燕京掌管漢地政務，簽諸道軍。忽必烈恐阿裡不哥先踞汗位，遂采納郝經等人建議，與南宋賈似道密訂和約，立即回師北歸。
旭烈兀軍攻擊報達城圖
蒙古西征圖
1218-1260年
1260年春，旭烈兀在敘利亞得到蒙哥死訊，也引軍退回波斯，留先鋒怯的不花繼續征進。九月，怯的不花軍在阿音紮魯特（今耶路撒冷北）被密昔兒（埃及）軍擊潰，蒙古西征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元朝的統治
元王朝的建立 1260年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召集忽裡臺，即大汗位，建元中統，任用漢地士人，建立起中書省、十路宣撫司以及負責中原漢地政務的燕京行中書省等行政機構，鞏固瞭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地位。阿裡不哥也在漠北召開忽裡臺，稱汗，據有漠北地區。駐軍六盤山的蒙古軍主帥渾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陜西政務的劉太平，以及四川蒙古軍的一些將領，擁護阿裡不哥為汗，企圖以秦蜀之地響應。忽必烈遣廉希憲為京兆等路宣撫使，急馳赴任，殺劉太平、霍魯海和四川軍中附阿裡不哥的將領。不久，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軍，擊敗渾都海和逾漠南下應援的阿藍答兒，於是完全控制瞭關隴川蜀地區。同時，忽必烈親自率師北征，前鋒移相哥敗阿裡不哥軍，迫使他退守吉利吉思。次年秋，阿裡不哥又移師東還，襲敗移相哥，大舉南進，與忽必烈激戰於昔木土腦兒，雙方死傷相當，各自退兵。因忽必烈切斷瞭漢地對漠北的物資供應，阿裡不哥陷於窘境，便派阿魯忽（察合臺孫）前往主持察合臺兀魯思。但阿魯忽取得汗位後，拒絕向阿裡不哥提供物資，並扣留其使者，於是阿裡不哥舉兵西擊阿魯忽，殘破亦列河（伊犁河）流域。至元元年(1264)，阿裡不哥眾叛親離，熱窮力竭，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終於控制瞭嶺北局勢，並將勢力伸入畏兀兒地區。
忽必烈在與阿裡不哥爭位戰爭之初，即已承認旭烈兀對阿母河以西土地的統治權，原來由大汗直接領有的波斯諸地遂變為大汗的宗藩伊利汗國。伊利汗國與立國於欽察草原的術赤後王（見欽察汗國之間又為領土爭端爆發瞭長期戰爭。大蒙古國分裂瞭。
中原漢地成為忽必烈政權的重心，他順應時勢，全面推行“漢法”，改革蒙古統治者對漢地的統治方式。1262年，山東行省大都督李璮趁北邊有戰事，結宋為外援，占據濟南，並企圖策動華北各地諸侯響應。忽必烈調集重兵圍攻濟南，七月城破，李璮被殺。忽必烈因勢利導，罷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廢州郡官世襲，行遷轉法。由於中原各地數十年專制一方的大小諸侯的勢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中央集權獲得加強。中統、至元之初，元廷博采漢族士大夫建議，遵循中原傳統制度，同時也采取瞭充分保障蒙古統治者特殊權益的各種措施，大體奠定瞭元朝一代政制的規模。中統四年(1263)，以開平為上都。至元元年，升燕京為中都。四年，始於中都舊城東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十一月，詔告天下，正式建國號大元。九年，升中都為大都。
石獅 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
雙鳳麒麟石雕 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
統一全國 北方政局穩定後，忽必烈決定采用南宋降將劉整建議，先拔襄陽，浮漢水入長江，進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命阿術、劉整督師，圍困隔漢水相望的襄、樊重鎮，襄樊軍民拒守孤城達六年。至元十年初，元軍攻下樊城，襄陽守帥呂文煥出降（見襄樊之戰。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顏[ID=boyan_jushijia]督諸軍，分兩路大舉南進。左軍由合答節度，以劉整為前鋒，由淮西出師。伯顏本人與阿術領右軍主力，九月，自襄陽出發，沿漢水入長江；同時，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陽南逼安慶，以為呼應。十二月，元水師入長江，克宋江防要塞陽邏堡。宋漢鄂舟師統帥夏貴遁，漢陽、鄂州宋軍降。伯顏分兵留阿裡海牙經略荊湖，自領水陸大軍順流而東，以呂文煥為前鋒。宋沿江諸帥多為呂氏舊部，皆不戰而降。十二年二月，賈似道被迫督諸路精兵，抵禦元軍。這時，他仍企圖奉幣稱臣議和，被伯顏拒絕，隻好在池州下遊丁傢洲勉強與元軍會戰。因宋軍內部不和，一觸即潰。同年秋，伯顏從建康（今江蘇南京）、鎮江一線分兵三路趨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十三年正月，宋幼帝趙上表降元，宋亡。十六年，完全占領四川，又追滅南宋衛王於崖山，完成瞭全國的統一。元朝的統一，結束瞭自唐末藩鎮割據以來國內的南北對峙、五六個民族政權長期並存的分裂和戰亂局面，推動瞭多民族統一國傢的鞏固和發展。
遠征海外 滅宋後，忽必烈對鄰近諸國發動瞭一系列的戰爭。至元十一年，侵日軍無功而還。十八年，又分兩路進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漢軍、高麗軍從高麗東渡對馬海峽，范文虎率新附軍（元政府收編的南宋軍隊）從慶元（今浙江寧波）浮海北進。元軍在日本鷹島遇颶風，戰船多壞，將卒溺死者眾，又遭日軍掩殺，幾乎全軍覆沒。十九年，遣唆都從廣州渡海攻占城，連戰逾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鎮南王脫歡（忽必烈子）發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從占城北上助戰，南北夾攻。安南王撤離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與元軍決戰；待元軍疲憊，又出而攻擾。五月，脫歡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師。唆都戰死。二十年、二十三年，元兵兩次從雲南出侵緬國（今緬甸），二十四年，進至蒲甘，迫緬國定歲貢方物後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糧盡師老北還。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從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尼爪哇島）。爪哇統治者降元，並請元軍助討其敵國葛郎，打敗葛郎王以後復舉兵拒元，元軍力竭退師。
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從攻南宋以來，連年戰爭，加以宮廷廩祿、宗藩歲賜，都需要巨額經費來支持。忽必烈急於解決國用不足的問題，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財助國”邀寵的大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主持國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間，兩次設尚書省綜理財用。尚書省的理財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稅收、興鐵冶、鑄農器官賣、“括勘”（追還被私人、寺院奪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賦）、“理算”（追征各地歷年積欠的錢糧）、變更鈔法等，使國傢的收入顯著增加。但由於吏治腐敗，專註搜刮，流於橫征暴斂，成為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為瞭對外戰爭，打造東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區謠役征發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剝削與壓迫，紛紛起義。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義凡兩百餘起，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餘起。在這前後，爆發瞭廣州歐南喜、黎德和福建黃華、鐘明亮等人領導的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
與北方諸王之戰 至元初年，忽必烈鞏固對中原漢地的統治後，立即著手恢復大汗對西道諸王的政治控制。他詔令窩闊臺後王海都入覲，把察合臺系諸王八剌從朝廷派回察合臺兀魯思，控制當地局勢。海都拒不入朝，至元五年，在按臺山挑起兵端。返回中亞奪得察合臺兀魯思汗位的八剌也為爭奪斡端(新疆和田)與元朝開戰。六年，海都、八剌和術赤後王忙哥帖木兒在答剌速河谷舉行忽裡臺，劃分各自在中亞草原的勢力范圍及河中農耕區的財賦收入，聯合反對大汗和伊利汗阿八哈。至元八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鎮阿力麻裡。此後，元政府采取置驛、遣使安撫、設畏兀兒斷事官等措施，不斷加強對天山南北的統治，企圖相機西進。十三年，那木罕所部宗王昔裡吉（蒙哥子）等叛，械系那木罕與安童，逾按臺山占領吉利吉思，並於次年分道東進。八月，伯顏率元軍破昔裡吉於鄂爾渾河。戰事延續五年之久，元軍雖收復嶺北，海都在畏兀兒之西的勢力卻迅速發展起來。二十二年，海都擁立的察合臺兀魯思汗篤哇（八剌子）圍畏兀兒都城火州，大掠後退兵，以後又連續進犯畏兀兒地區。二十四年，東道諸王以斡赤斤後王乃顏為首，又在遼東叛亂。忽必烈親征，敗叛軍主力，擒乃顏。次年，諸王合丹等復叛，被元軍擊潰東逃，數年後敗亡。二十五年，海都、篤哇舉兵東犯，二十六年春，掠稱海，至杭海山，擊敗鎮邊宗王那木罕以及甘麻剌(忽必烈孫)，進據和林。忽必烈最後一次率軍親征，復和林，留伯顏鎮守。至元之末，元政府已明顯地收縮瞭天山南部的防線，而在嶺北卻順利地將海都逐過按臺山，牢固地掌握瞭祖宗“肇基之地”。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去世，廟號世祖。皇太子真金先死，其子鐵穆耳受皇太子寶，撫軍於漠北，聞報趕回上都，大會諸王宗親，四月即位，是為成宗。元貞二年(1296)秋，西北諸王藥木忽兒（阿裡不哥子）、兀魯思不花（蒙哥孫）糧匱厭亂，歸投元廷。成宗得訊，遣土土哈載糧西迎。從大德元年(1297)至四年，元軍與海都、篤哇在北邊屢次交鋒。五年，海都、篤哇東逾按臺山，下營於鐵堅古山。皇侄海山與大將床兀兒、晉王甘麻剌、太師月赤察兒合力苦戰。海都先勝後敗，受傷後與篤哇退出嶺北，在這年秋冬之間病死。
成宗“守成” 元成宗鐵穆耳稱帝前長年在北邊帶兵，即位五年多，對六部官員尚“未知其人為誰”。但他委政於世祖舊臣完澤、不忽木、哈剌哈孫等人，罷征日本、安南之役，內政以奉行忽必烈成規為務，國傢相對安定，因而被稱為守成之君。這時對諸王宗親的賜予為數日巨，一年修佛事五百餘次，加上戰爭開支，國用匱乏，歲入不足，一再借支鈔本，財政方面始終未擺脫慢性危機。大德五年，元廷派劉深出侵西南八百媳婦（今泰國北部等地）。元軍沿途騷擾，道出順元（今貴州貴陽），向當地少數民族征發丁役、勒索金錢和馬匹。土官宋隆濟和女土官蛇節舉兵圍劉深於窮谷，雲南行省東部人民皆起而響應。十一月，詔劉國傑往鎮。七年春，蛇節、宋隆濟先後被俘殺，南征之師亦罷。
大德七年，篤哇和海都之子、窩闊臺兀魯思汗察八兒遣使請息兵，“通一傢之好”。八年，元廷與篤哇、察八兒約和，各遣使臣偕往伊利汗朝宣諭和平。大汗雖完整地保有嶺北行省，但被迫承認瞭察合臺兀魯思控制哈密力（哈密）以西地區的事實。此後除延祐年間曾與察合臺兀魯思發生一次戰爭外，終元之世，西北邊地大體上安定無事。
“武仁授受”與南坡之變 成宗晚年連年患病，皇後卜魯罕掌權。大德十一年初成宗卒，因皇太子早死無後，卜魯罕與左丞相阿忽臺等人相結，圖謀立鎮守河西、擁兵十五萬的安西王阿難答為帝，定於三月三日舉事。右丞相哈剌哈孫則秘密遣使北迎出鎮朔漠的懷寧王海山，南迎被卜魯罕排擠出京的海山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先至大都，立即派李孟與哈剌哈孫秘密定議。三月二日，愛育黎拔力八達率衛士入宮，誘執阿難答，誅阿忽臺等，奉禦璽北迎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大會諸王，處死卜魯罕、阿難答，即帝位，是為武宗。次月，下詔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海山長年撫軍北方，昧於政事，即位後斥去世祖舊臣哈剌哈孫，對中書省進行大改組，幾乎全部改任自己的親信，政令失當，朝政紊亂。國傢的用人制度和財政制度都被破壞。即位僅三個月，近臣獲得高官厚祿的約達九百人。為廣示恩寵，“遙授”職銜，名爵冒濫，冗員充斥。世祖時樞密大臣六員，這時增至三十二員。濫賞泛賜和建寺修佛事比前代更加沒有節制。殘酷的剝削加上連年天災，農民破產流亡，僅江浙一省流民已達一百三十多萬。為彌補國傢財政虧空，至大二年(1309)，詔乞臺普濟、樂實、三寶奴等立尚書省斂財，變更鈔法；稅課以大德末舊額為率，增收三成以上。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卒。愛育黎拔力八達由東宮入總大政，罷尚書省，殺樂實、三寶奴。五月，即位於大都，是為仁宗。他受教於名士李孟十餘年，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改革朝政和吏治，如：嚴楚近侍擅傳聖旨；由朝廷派官任投下份地達魯花赤，降諸王投下所任命者為副達魯花赤；規定吏員入官隻能升至從七品，並於皇慶二年(1313)下詔，恢復自宋亡以後中斷瞭幾十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延祐初，元廷還派人檢括河南、江西、江浙等地漏隱田土，核實稅入。但由於官吏奉行過當，延祐經理變成對百姓的巧取豪奪，江西受害尤甚。延祐二年(1315)四月，寧都蔡五九舉眾起義。元廷調兩省兵力鎮壓，九月，蔡五九兵潰被殺。仁宗對母後答己奉命惟謹，答己得肆意幹預朝政，擢升貪奸不法的私黨鐵木迭兒為中書省右丞相，勢傾朝野。仁宗對宗戚勛舊過於軟弱，在諸王壓力下不斷讓步。他還背毀傳位給武宗子嗣的誓約，誘逼武宗長子和世出京就藩，在答己和鐵木迭兒參與下立己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從而引起海山舊部和一部分反對政治改革的蒙古貴族的不滿，也導致仁宗本人對答己及其黨羽的妥協。由於這些原因，仁宗後期，改革實際上中止瞭。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卒。鐵木迭兒先已罷職，答己下旨復任為中書右丞相，大肆更換省官，將私黨調進中書省，矯命殺害仁宗時參劾過他的前中書平章蕭拜住等人。三月，碩德八剌繼帝位，即英宗。英宗剛毅而思有作為，答己當初以為他柔懦易制，所以立為皇太子，此時深為後悔。五月，答己幸臣失列門等謀廢立事泄，英宗將他們盡加誅殺，以木華黎後裔拜住為中書左丞相。至治二年(1322)秋，鐵木迭兒和答己相繼病死。英宗擺脫掣肘，專任拜住，銳意於改革。朝廷召集有治國經驗的退職老臣，優其祿秩，使議事中書；行助役法，民田百畝抽三，以歲入助役；正式頒行《大元通制》，督責各級官吏遵循國傢的政制法規，改變政令不一、罪同罰異的混亂現象；裁罷冗職，節省浮費，減免賦役，以舒農力。這時，拜住揭發瞭鐵木迭兒生前貪贓巨萬的舊案，追奪其官爵封贈，籍其傢。時鐵木迭兒黨羽禦史大夫鐵失兼典左、右阿速衛親軍，遂與心懷不滿的蒙古宗戚密謀，欲刺殺英宗，並與撫軍漠北的晉王也孫鐵木兒（甘麻剌子）聯絡，相約事成後推他為帝。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南歸，駐蹕南坡（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鐵失等以阿速衛為外應，入皇帝行帳，殺拜住，弒英宗，並於當夜馳回大都，收封省部印信，遣使奉玉璽至漠北晉王鎮所。九月，也孫鐵木兒在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史稱泰定帝。
兩都之戰和燕鐵木兒專權 泰定帝在位五年。在他統治時期，元廷對貴族賜予益奢，興役造作益多，國傢財源已呈枯竭，吏治更加腐敗。致和元年(1328)七月，他病死於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武宗親信燕鐵木兒（床兀兒子）憑借所掌怯薛發動兵變，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圖帖睦爾入京。同月，梁王王禪（泰定帝侄）、丞相倒剌沙奉泰定帝年幼的皇太子阿剌吉八即位於上都，改元天順，分諸道進攻大都。這時，圖帖睦爾已從藩所江陵北上，武宗藩邸舊臣、河南平章政事蔑裡乞氏伯顏邀截經河南北解的國賦以為軍資，親自帶兵護送圖帖睦爾至大都。九月，圖帖睦爾即位於大都，改元天歷，並宣佈待長兄和世歸自北邊將立即讓位。而遼東、關陜、川蜀等地先後起兵響應上都。兩都之戰發展成為大規模內戰。大都政權控制瞭財賦所從出的南方各省，實力占居優勢。十月，大都所部軍乘上都守備空虛，從遼東出兵，襲圍之。倒剌沙以城降，被誅。阿剌吉八不知去向。王禪兵敗被俘後賜死。圖帖睦爾遣使迎異母兄和世於北邊。天歷二年(1329)正月，和世受朔漠諸王奉戴，在和林北即帝位，是為明宗，隨即啟程南返。三月，燕鐵木兒奉璽北迎明宗。明宗雖宣佈凡圖帖睦爾所用百官並仍其舊，卻擢拔不少親信入省、院、臺供職；他的從官中有些人對燕鐵木兒“不為之禮”。這就使一心想專任獨署的燕鐵木兒深懷怨懼。八月，明宗和自大都出迎的圖帖睦爾會於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張北）。僅數日，明宗中毒暴死。燕鐵木兒立即帶著帝璽偕圖帖睦爾急馳上都。八月中，圖帖睦爾再次即皇帝位於上都，是為文宗。
元文宗圖帖睦爾復位後，遍賞天歷之初為其效命的阿速軍士，以燕鐵木兒獨任丞相，總裁天下事，甚至親祭燕鐵木兒生祠。元廷嚴厲地鎮壓瞭企圖以明宗太子為名發動政變的蒙古貴族，又動用數省兵力，歷時一年，平定瞭駐在雲南的蒙古諸王叛亂。這時燕鐵木兒的威焰權勢遠遠超出瞭在他之前的任何一個元朝權相，以致他的兒子唐其勢揚言“天下本我傢之天下”。文宗受制於燕鐵木兒之時，元朝國勢日趨衰微，處於迅速腐化之中的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已難以振作。盡管文宗本人對中原封建文化比較熟悉和瞭解，所能做的不過是用“文治”來粉飾危機日益加深的統治。文宗初即位，就建立奎章閣，集儒臣於閣中備顧問，又置藝文監，以蒙古語翻譯儒書，刊刻經籍。至順二年(1331)，敕編《經世大典》書成。該書由趙世延、虞集先後主持修纂，是記錄元朝一代制度故事的珍貴文獻。
至順三年八月，文宗卒，臨危遺詔立明宗之子為帝。燕鐵木兒利於立幼，於同年十月擁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為帝，是為寧宗。寧宗逾月而卒，時年七歲。燕鐵木兒在文宗後堅持下，被迫把被文宗放逐於靜江（治今廣西桂林）的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迎入京都，但遷延數月不肯立君。直到他因縱欲過度而死，妥歡貼睦爾才得在至順四年六月即位於上都，史稱順帝。
社會諸矛盾的激化 元朝末年，吏治腐敗，財政破產，軍備廢弛。燕鐵木兒死後，伯顏[ID=boyan_dachen]獨秉國政，政治勢力迅速擴大。中書省、樞密院官員大都出其門下，每罷朝，一擁而退，朝廷為之一空。他一次所受賜田多達五千頃。大批蒙古貴族、官僚通過受賜、占奪等方式轉化為大土地所有者。漢族地主也大肆兼並土地。廣大農民在沉重的封建負擔下喪失土地，破產流亡。伯顏當權時，中原連年災荒，人口存亡相半，朝廷竟不加救濟。官吏勒索、賄賂公行，民間將他們與“賊”一樣看待。後至元(1335～1340)間，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韓法師、福建李志甫、江西彭瑩玉及周子旺等相繼舉眾起義；東北、西北、湖廣各族人民也起兵反元。以伯顏為代表的一部分蒙古貴族，企圖用加劇民族壓迫的政策來鎮壓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反元鬥爭。忽必烈在位時，就將全國居民按種族、地域分為四等（見四等人制），對漢人、尤其是南人中的平民加以各種防范壓抑。這時，伯顏繼廢止科舉之後進一步下令禁止漢人、南人學蒙古、色目文字，以阻塞他們的仕途；並揚言要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伯顏還企圖廢順帝另立。他的所作所為使當時的社會危機更加深刻。至元六年，伯顏侄脫脫得到順帝支持，乘伯顏出外行獵，將他貶黜。順帝起用脫脫當政，次年，改元至正，宣佈“更化”，恢復科舉取士，開馬禁，減鹽額，修遼、金、宋三史，政治一度較為清明。至脫脫第二次出任中書右丞相時，國庫空虛，災荒頻仍，為解救危機，他變更鈔法，勒黃河回故道以拯治河患，在京畿附近營田，募人佃種以救北方糧荒。但這些都未能緩和已全面激化的社會矛盾，而開河、變鈔直接催發瞭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
元末農民起義和元朝的滅亡
元末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極端尖銳化，終於導致瞭元末農民起義。這次起義規模大、時間久，以紅巾軍為主力的農民起義軍沉重打擊瞭元朝在全國各地的統治，為朱元璋最後推翻元朝創造瞭條件。
起義的爆發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金堤（今河南蘭考東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災，又遭旱災、瘟疫，災區人民死者過半。黃河決堤後，沖壞山東鹽場，嚴重影響元朝政府的國庫收入。十一年四月，順帝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今河南開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萬民工及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兩萬軍隊，開鑿兩百八十裡新河道，使黃河東去，合淮河入海，時緊工迫，官吏乘機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順帝又決定變更鈔法（見鈔），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騰。“開河”和“變鈔”促使元末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賈魯開河後，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等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他們一面加緊宣傳“彌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佈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並暗地裡鑿瞭一個獨眼石人，埋在即將挖掘的黃陵崗附近河道上。獨眼石人挖出後，河工們驚詫不已，消息傳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動。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韓山童、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鬱、韓咬兒等，聚眾三千人於潁州潁上（今安徽潁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準備起義。劉福通等宣稱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自稱南宋名將劉光世後代，當輔之。山童發佈文告，稱：“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稱塞北。”又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戰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復大宋的決心。不幸謀泄，遭到地方官鎮壓，韓山童被捕犧牲，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到武安（今江蘇徐州）。劉福通等倉促起兵，於五月初三一舉攻克潁州（今安徽阜陽）。起義軍頭裹紅巾為標志，故稱紅巾軍；起義軍多為白蓮教徒，燒香拜佛，故又稱香軍。紅巾軍占領潁州後，元廷遣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率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前往鎮壓，被擊敗，接著，紅巾軍占領亳州（今安徽亳縣）、項城（今河南項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寧府，又克息州（今河南息縣）、光州（今河南潢川），眾至十萬。江淮各地紛紛起兵響應。
元廷把劉福通領導的主力紅巾軍，視為“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順帝令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衛王寬徹哥率諸衛兵十餘萬人前往鎮壓。十月，又派軍增援。十二月，元軍攻陷上蔡，韓咬兒被俘遇害。十二年三月，元軍屯兵汝寧沙河岸，被劉福通擊潰。但畏兀兒人察罕帖木兒、羅山人李思齊糾集地主武裝，號稱“義兵”，與紅巾軍為敵，對劉福通起義軍威脅很大。
劉福通在潁州發動起義成功後，對在江淮一帶從事秘密活動的南方白蓮教僧人彭瑩玉及其門徒鼓舞很大。至正十一年夏，彭瑩玉（又名彭翼）及其徒趙普勝等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鐵工鄒普勝、羅田佈販徐壽輝等在蘄水（今湖北浠水）發動起義，他們宣傳“彌勒佛下生，當為世主”，攻克蘄水、蘄州（今湖北蘄春南）。十月，以蘄水為都，建立政權，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徐壽輝稱帝，鄒普勝為太師，設中書省（稱蓮臺省）及六部。天完政權建立後，分兵四出，從至正十二年正月開始，先後攻占湖廣、江西、福建的許多地區，其中由彭瑩玉、項普略（又名項甲、項奴兒）率領的一支東去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浙西、安徽、江西，轉戰數千裡，影響很大。南方紅巾軍提出“摧富益貧”的口號，具有很大號召力。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廷集中兵力攻陷天完的都城蘄水，徐壽輝等被迫遁入黃梅山及沔陽湖中。曾轉戰江浙一帶、擁有百萬之眾的巢湖水師也被迫退守巢湖。江淮的起義軍處於不利境地，起義進入低潮。
龍鳳三年（1357）銅印“元帥之印”河南固始出土
其他非紅巾軍系統的起義軍，以方國珍、張士誠兩支最強大，活動范圍最廣。鹽販方國珍，早在至正八年春即起義於臺州黃巖（今浙江黃巖），聚集數千人，劫奪漕運糧，扣留元海運官員。元廷招降，國珍屢降屢反。鹽販張士誠於至正十三年正月，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招集鹽丁，起兵反元，乘勝攻下泰州，連克興化、高郵。十四年正月，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九月，脫脫總制諸王各愛馬（見投下）、諸省各翼軍馬，出征高郵，號稱百萬。高郵正危在旦夕時，脫脫受到中書平章哈麻等彈劾，被免職流放，元廷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代領其兵。由於臨陣易將，元軍不戰自潰，張士誠則乘機出擊，元軍解體。從此元軍喪失瞭優勢。
起義的發展和失敗 高郵之戰對整個戰局發生瞭有利於農民起義軍的變化。北方紅巾軍從至正十五年(1355)開始主動出擊。二月，劉福通將韓林兒從碭山夾河迎至亳州，建立北方紅巾軍的政權——宋，建元龍鳳。韓林兒為帝，又號“小明王”。中央設有中書省、樞密院、禦史臺和六部，地方設行省。以杜遵道、盛文鬱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福通弟劉六為知樞密院事。杜遵道擅權，為劉福通所殺，福通為丞相，封太保。從十六年起，福通分兵出擊，三路北伐。
至正十六年九月，李武、崔德率領的西路軍猛攻潼關。次年初，李武、崔德占領商州（今陜西商縣），二月，進逼陜西行省首府奉元（今陜西西安）。元廷令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解圍，紅巾軍戰敗。閏九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陜，奪取興元路（今陜西漢中），又克秦（今甘肅天水）、隴（今陜西隴縣），進據鞏昌（今甘肅隴西）。十月，紅巾軍攻鳳翔（今陜西鳳翔），察罕帖木兒往援，紅巾軍失利。十八年，一部分西路紅巾軍在李喜喜等率領下進入四川，稱“青巾”，後投奔陳友諒。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齊投降。
東路軍由毛貴率領。毛貴原是趙君用的部將，至正十七年二月，從海寧州（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由海道入山東，連克膠州（今山東膠縣）、萊州（今山東掖縣）、益都路（今山東益都）、濱州（今山東濱縣西北）、莒州（今山東莒縣）等地。七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響應毛貴起義。十八年二月，毛貴攻克濟南。至此，山東各地大部分已為毛貴、田豐所占領。宋政權在山東設益都等處行中書省，以毛貴為平章。毛貴設“賓興院”，選用以前的元官，並派姬宗周等為地方官，又於萊州屯田，以儲備糧食。官民田十收二分。在攻克濟南後，毛貴進軍河北，三月，克薊州（今天津薊縣），至漷州棗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縣境內），進逼大都。但因孤軍深入，敗於柳林，遂退師濟南。十九年四月，淮安趙君用奔山東，殺毛貴。七月，轉戰至遼陽的毛貴部將續繼祖折回益都，殺趙君用。山東紅巾軍各部由於自相仇殺，從此一蹶不振。二十一年夏，察罕帖木兒進攻山東，田豐、王士誠等投降。十月，察罕帖木兒進圍益都，毛貴原部將陳猱頭等堅守。次年六月，田豐、王士誠殺察罕帖木兒。察罕帖木兒養子擴廓帖木兒襲父職，繼續圍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豐、王士誠被殺，陳猱頭被俘送大都。山東紅巾軍被鎮壓下去。
中路軍由關先生（即關鐸）、破頭潘（即潘誠）、馮長舅、沙劉二等率領。至正十七年九月，越太行山，進入山西。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貴遣其部將王士誠、續繼祖等與中路軍匯合。由於元軍在山西、河北的兵力很強，中路軍的主力轉向晉北，原擬由山西入河北，與毛貴軍會合的計劃未能實現。九月，關先生等克完州（今河北完縣），十月，占領大同、興和（今河北張北）等路。十二月，克上都，破全寧路(今內蒙古翁牛特旗烏丹城)、遼陽路（今遼寧遼陽）。十九年十一月，紅巾軍進入高麗。二十二年正月，關先生、沙劉二等在高麗戰死，餘眾在破頭潘率領下敗退遼陽。四月，破頭潘在遼陽被俘。
在三路北伐的同時，劉福通也開始出擊。至正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占汴梁，定為宋政權都城。這時，北方紅巾軍出現瞭鼎盛局面。但由於三路北伐相繼失利，形勢逆轉。察罕帖木兒和孛羅帖木兒率領的兩支元軍，對宋政權的包圍進一步緊縮。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劉福通保護韓林兒沖出重圍，逃奔安豐。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領瞭濠州的張士誠，趁安豐空虛之機，遣其將呂珍進攻安豐。劉福通等頑強抵抗，小明王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軍救出小明王等，安置在滁州。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部將廖永忠迎歸小明王至應天，途經瓜步，將其沉死。宋亡。
南方紅巾軍在元軍高郵大敗後，乘機吸收瞭一部分元軍，壯大瞭自己的隊伍。至正十五年正月，天完將倪文俊率領紅巾軍占領沔陽。十六年正月，天完政權據漢陽為都，以倪文俊為丞相，改元太平。十七年九月，倪文俊謀殺徐壽輝篡奪帝位沒有成功，自漢陽逃奔黃州，被部將陳友諒殺死。陳友諒奪得軍權後，把進攻重點放在東南，十八年正月，與巢湖水師趙普勝攻克安慶，乘勝連克江西、福建許多地區。陳友諒為篡奪天完帝位，於十九年九月先殺趙普勝，同年底，又逼徐壽輝徙都江州，伏殺其部屬，自稱漢王。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攻占太平，殺害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大漢，改元大義。閏五月，陳友諒出兵集慶，企圖一舉消滅朱元璋，卻在龍灣中伏大敗而歸。
陳友諒殺徐壽輝後，天完隴蜀省右丞明玉珍在四川重慶稱隴蜀王，脫離陳友諒獨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建國大夏，改元天統，自稱皇帝，占據全蜀，進兵雲、貴，但在進攻盤踞於雲南的元梁王時，不利而退。
張士誠在高郵轉危為安後，至正十六年二月，攻克平江路（今江蘇蘇州），改平江路為隆平府。分兵克常州、松江、湖州、杭州。這時朱元璋的軍隊已克集慶，勢力向東伸張，兩軍發生交戰。十七年，朱元璋連克長興、常州、泰興、江陰、常熟等地，張士德也在常熟為朱元璋軍擒獲。張士誠投降元朝，被封為太尉。他在軍事上繼續與紅巾軍為敵，在政治經濟上支持元朝統治，生活上腐朽墮落。趁宋政權三路北伐的時機，勢力擴張到濟寧、濠州一帶。二十三年春出兵安豐，逐走小明王。九月自稱吳王。
元末農民戰爭形勢圖
方國珍自至正八年至十四年六年間，曾三降元朝。十六年三月，又降元，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八年底，朱元璋的軍隊已經東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國珍割據的溫、臺、慶元諸路。次年，方國珍獻溫、臺、慶元三郡之地於朱元璋，被授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不久，又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職，並於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大批海船，運送張士誠的十餘萬石糧到元大都去。順帝封他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
垂死掙紮的元末統治集團 脫脫在高郵前線被貶後，元朝統治集團更加腐朽不堪，內部傾軋，軍閥混戰，終於到瞭不可收拾的地步。哈麻因陰薦西番僧“演揲兒”（意為“大喜樂”）法，深受元順帝妥歡貼睦爾所寵，繼任中書左丞相，弟雪雪拜禦史大夫，妹婿禿魯帖木兒亦受寵。順帝終日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怠於政事，荒於遊宴”，國傢大權盡歸哈麻兄弟。哈麻、雪雪陰謀廢順帝，立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並殺禿魯帖木兒等。事泄，反被順帝、禿魯帖木兒定計殺掉。順帝命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皇太子生母奇皇後與愛猷識理達臘仍謀廢立，令宦官樸不花與左丞相太平商議，太平不肯，於是宮廷內分為支持皇太子的搠思監、樸不花一派和支持順帝的老的沙、禿魯帖木兒一派。
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後，元軍在起義軍打擊下土崩瓦解。但依靠地主武裝起傢的察罕帖木兒、答失八都魯、李思齊、張良弼等逐漸崛起，形成瞭新的軍閥集團。答失八都魯在北方紅巾軍的打擊下兵敗病死，其子孛羅帖木兒繼之；察罕帖木兒死後，其養子擴廓帖木兒繼之。這四傢軍閥出於爭權奪利，長期以來互相攻伐不已。皇太子為瞭控制朝政，以擴廓帖木兒為外援，老的沙等則依靠孛羅帖木兒來對抗。
至正二十四年，右丞相搠思監、樸不花指責孛羅帖木兒圖謀不軌，於是就下詔削其官爵，解其兵權。孛羅帖木兒拒不從命，遣禿堅帖木兒出兵大都，順帝不得已將搠思監、樸不花縛送給他，並復其官爵。皇太子很不甘心，命擴廓帖木兒出兵攻打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又出兵攻大都，皇太子戰敗，逃奔冀寧。孛羅帖木兒入大都，順帝命孛羅為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禦史大夫。二十五年，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戰敗。七月，孛羅帖木兒被刺死於宮中，餘黨被殺。九月，皇太子和擴廓帖木兒入京，命擴廓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奇皇後要擴廓逼順帝讓位，擴廓不從，請求帶兵外出。閏十月，順帝封擴廓為河南王，代皇太子總制關、陜、晉、魯諸道兵馬，出征南方。但李思齊不服。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結成聯盟，與擴廓交戰。十月，順帝罷擴廓兵權，其原統軍兵由白瑣住、虎林赤、貊高等分別統率。另立撫軍院，由皇太子總制天下兵馬，專防擴廓。這時朱元璋即將北伐，元朝行將滅亡。
朱元璋領導的統一戰爭 至正十二年，定遠富豪郭子興於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起義。朱元璋原是郭子興部親兵，以戰功升為總兵。郭死後，升任左副元帥。十五年，收降部分巢湖水師，渡長江東進。十六年，據集慶，宋政權任命他為江南行省左丞相。屢敗陳友諒、張士誠，勢力擴展至蘇、浙、皖、贛。
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特制數百艘“樓船”，兵號六十萬，包圍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將朱文正率軍死守八十五天。七月，朱元璋親率二十萬大軍來救，陳友諒退至鄱陽湖迎戰，這就是著名的鄱陽湖大戰。陳友諒大敗，中流矢死。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稱吳王。二月，朱元璋率水陸大軍征武昌。陳友諒子陳理請降。漢亡。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發佈《平周檄》。這篇檄文雖然仍用大宋“皇帝聖旨”和“龍鳳”年號，卻完全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污蔑紅巾軍。八月，朱元璋令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二十萬攻張士誠。徐達等先後攻占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地，形成對平江的包圍。十一月，開始圍攻平江，四周築長圍以困之。吳元年(1367)九月，城破，張士誠被俘，自縊死。
吳元年九月，朱元璋滅張士誠後，遣軍分兩路進攻方國珍。十一月，方國珍投降。同月，又派軍南下征陳友定。陳友定本為驛卒，因襲擊紅巾軍有功，官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有閩中八郡，一直效忠元朝，與朱元璋為敵。次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國號為明，年號洪武。同月，明兵攻取建寧，進圍延平，陳友定被俘，福建平定。接著，兩廣也為明朝所有。
元朝帝系表
正當元朝統治下的北方處在軍閥混戰的時候，吳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二十五萬北伐。他再三申明行軍紀律，又發佈瞭北伐檄文，提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根據朱元璋的作戰部署，徐達率軍先抵淮安，攻占山東全境。洪武元年三月，徐達等進入河南，同時，由馮宗異率領的偏師克陜州，扼潼關，西略華州，以防李思齊等援兵東犯。五月，朱元璋抵汴梁，準備進軍大都。閏七月，明兵會集德州，步騎舟師繼續沿運河北上，下長蘆，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驚。七月二十八日，當明軍占領通州後，元順帝率後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徐達率北伐明軍進入大都，元朝政權被推翻。時擴廓帖木兒擁兵山西，李思齊、張良弼等盤踞陜西，納哈出據守遼陽。九月，徐達、常遇春等進兵山西。十二月，擴廓帖木兒乘北平（明改大都為北平）空虛，率軍出雁門關企圖奪取北平，徐達等直取太原，又偷襲擴廓兵營，擴廓大敗，僅以十八騎逃遁，太原失陷，山西平定。洪武二年四月，常遇春、馮宗異等率軍入陜西，李思齊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軍直搗上都，元順帝再往北逃，次年四月病死於應昌。
元朝的制度
蒙古國對華北的統治方式，是草原貴族原有的統治體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農耕地區的延續。漢地戶口的一部分直接領屬於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給諸王、宗戚和勛臣。蒙古統治者把主持軍事、財賦征斂的部分官員和監臨各級地區的達魯花赤派到華北，同時又以款服入質、領軍從征、繳納差發為條件，允許自金末戰亂以來出現在北方的大小軍閥世侯，繼續行使在各自勢力范圍內的實際統治權。世侯們集兵刑賦役之政於一己，儼若列藩，不相統屬。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這種局面才獲得根本轉變。他借鑒金代制度，在以“藩邸舊臣”為核心的中原知識分子參議下推行“漢法”，同時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貴族特權地位的種種制度，重新在華北確立瞭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體系以及相應的各種典章制度。中統、至元間的創置，奠定瞭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襲金制，同時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備的特點。其中有的反映瞭中原王朝歷代相承的傳統體制本身的發展變化，如行省的設立；有的反映瞭被保留的蒙古舊制，如蒙古、探馬赤軍中的奧魯（老小營）建置；也有一些是在這兩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罰體系中某些不同於前代的變化，對吐蕃地區實行的政教合一的統治等。
官制 中央政府的軍、政統治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和禦史臺構成。中書省相當於金代的尚書省，領六部，掌全國政務，樞密院掌兵，禦史臺掌督察。此外，元世祖忽必烈曾於至元三年(1266)設制國用使司，總理全國財政，以後一度成為與省、臺、院並立的最重要的國務機構之一。七年，罷制國用使司，立尚書省，統六部，並改天下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中書省建置雖仍被保留，但實際上已改由尚書省總領國政。九年，罷尚書省，以其職權歸並中書省。至元後期和武宗至大年間，元廷又兩次立尚書省，分別歷時五年、三年，以“理財”為施政中心。主持全國釋教及吐蕃地區軍、民之政的宣政院，由於職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統。蒙古國初期，即置札魯忽赤治天下刑政。隨著元朝國傢機器的完備，設大宗正府為札魯忽赤官署，主要治理諸王、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時而兼管漢人刑獄。在宗教、文化方面，元代比較獨特的中央機構還有管理也裡可溫的崇福司、掌回回歷法的回回司天監、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屬蒙古國子監等。
達魯花赤銅印
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為十路宣撫司；同時，他又委派重臣以都省官“行某處省事”系銜，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簡稱行省。至元後期，行省官員不復以中書省官系銜，行省逐漸由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定型為常設的地方最高行政機構。除“腹裡”（河北、山東、山西）直隸於中書省，吐蕃由宣政院轄理以外，所置有嶺北、遼陽、河南、陜西、四川、雲南、甘肅、江浙、江西、湖廣等行省。在距離省治較偏遠的地區，分道設宣慰司，就便處理軍民事務，“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邊陲民族地區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帥府及其所統路府州縣或宣撫、安撫、招討等司，多參用當地土官任職。禦史臺在地方上也有相應的分設機構，即監臨東南諸省的江南諸道行禦史臺（簡稱南臺）和陜、甘、滇、蜀地區的陜西諸道行禦史臺（簡稱西臺）。中臺和兩個行臺下各設若幹道肅政廉訪司（元初稱提刑按察司），定期檢查各種案卷帳目，監督糾劾各級官吏，復按已審案件。禦史臺（或行臺）與諸道肅政廉訪司相銜接，構織成全國范圍的垂直監察系統。為瞭征伐或鎮撫的需要，樞密院有時也在有關地區設置行樞密院（簡稱行院）。行省以下的行政機構，分別為路、府、州、縣。諸王、勛戚在內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當的特權，但這些封地在行政建置方面同樣被納入郡縣制體系。路治所在城鎮，並設有一個或幾個錄事司，管理城區居民。
元政府在許多中央機構、行省以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機構和許多管軍機構中都設立達魯花赤一職，一般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以此保障蒙古貴族對全國行政、軍事系統實行嚴密監控和最後裁決的權力。路、府、州除蒙古人任達魯花赤，又以漢人為總管、知府（或府尹）、知州（或州尹），以色目人為同知，使他們互相牽制，以利於民族防范和階級統治。元代主要行政、軍事統治機構的領屬系統如下頁表所示。
軍事制度 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過著兵民合一的遊牧生活，戰時出軍，平時便屯聚牧養。在漢地和江南，元朝軍士的來源采取從固定的軍戶中簽發的辦法。蒙哥二年壬子(1252)大規模籍戶時，已明確地區分民戶和軍戶。進入內地的大多數蒙古人戶及被收編的金、宋降軍之傢，皆以軍戶著籍；此外還有一些漢族或其他各族人戶陸續被新簽為軍戶，一般都由中戶充當。軍戶種田，可免稅糧四頃，稱為“贍軍地”。蒙古、探馬赤軍和漢軍（金朝降軍和蒙古政權、元政府在華北簽發的軍隊）軍戶，都是通過奧魯進行管理的。奧魯的主要職責，一是從軍戶中起發丁男當軍應役，並及時起征亡故軍人的“戶下弟男”承替軍役，彌補軍隊缺員。二是負責按時為本奧魯起發的當役軍人置備鞍馬、器杖、盤費等軍需。蒙古、探馬赤軍的奧魯，隸屬於該奧魯當役軍士所在的萬戶、千戶之下，漢軍奧魯由所在地區的管民官兼領。新附軍（南宋降軍）未設奧魯。
元代軍事防衛分為兩大系統，即戍衛京師（大都和上都）的宿衛系統和鎮守全國各地的鎮戍系統。宿衛軍隊由怯薛軍和侍衛親軍構成。忽必烈建國後，保留瞭成吉思汗創立的四怯薛輪番入侍之制，用他們列值禁庭以充護衛侍從，常額在萬人以上，由皇帝或親信大臣直接節制。侍衛親軍用於環衛京畿，到元朝末年先後置三十餘衛，衛設都指揮使或率使，品秩與萬戶相當（正三品），隸屬於樞密院。進入內地的色目人軍隊，由於戰鬥力較強，相當一部分被編入侍衛親軍。鎮戍諸軍的佈局，腹裡主要由蒙古軍和探馬赤軍戍守。華北、陜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馬赤軍由各地區的蒙古軍都萬戶府（都元帥府）統領，隸屬於樞密院。南方以蒙古軍、漢軍、新附軍相參駐戍，防禦重點是臨江沿淮地區。隸屬行省的鎮戍諸軍，方面有警時由行樞密院統領；平時日常事務歸於行省，但調遣更防等重要軍務仍受樞密院節制。全國軍馬總數，隻有皇帝和樞密院蒙古官員知道，行省兵馬也隻有為首的蒙古官員知道。
法律 元代始終沒有頒佈完備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以前，中原漢地斷理獄訟，基本上參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關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國號同時，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後曾數次修律，都沒有完成。判獄量刑，主要根據已斷案例，類推解釋，比附定刑，與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隨意性較顯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詔制、條格（經皇帝親自裁定或直接由中書省等中央機關頒發給下屬部門的各式政令）為依據。因此，元朝的法制體系，主要是由因時立制、臨事制宜而陸續頒發的各種單行法構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門均應分別類編先後頒發的各種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當時“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條格，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所無載，則施行比擬”。條格和斷例歲增月積，繁雜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時將歷年所頒降的某一方面的條例重加“分揀”、“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為“通例”公佈。同時，對國傢的政制法程，也幾次召集老臣，從以往頒發的政府文書中選出“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等格律類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質的政書（見《通制條格》）。
元朝統治機構簡表
元朝法律大體上遵循前代“同類自相犯者，各從本俗法”的原則。“五刑”的刑罰體系與前代相比發生瞭某些變化。同時，由殺人者向被害者傢屬償付燒埋銀，以及將刺字斷放的前科罪人發付原籍，由官司籍記充“警跡人”，交由村坊鄰右監督等規定，從元代開始制度化。對傷害罪，規定由加害者交付給受害者一定數量的“贍養之資”、“醫藥之資”，對加害者所處的實刑則比前代相應減輕。元代法律從維護地主階級利益出發，制定瞭種種不平等規定，如地主毆死佃客，隻杖一百七，征燒埋銀（喪葬費）五十兩。又在許多方面明確規定四等人的不同待遇（見四等人制）。禁止漢人、南人收藏兵器、練習武藝、甚至集場買賣。法律規定殺人者死，但蒙古人因爭鬥和乘醉毆殺漢人，不須償命，隻罰出征，征燒埋銀。蒙古人、色目人毆打漢人、南人，漢人、南人不得還報。因而元代刑法帶有鮮明的民族壓迫色彩。有些蒙古法，如對偷盜牲畜處以賠九之罰、倍贓制，屠宰牲口時禁抹喉放血等，對施臨於漢族居民的刑罰體系也有一定的影響。
官員銓選制度 中統初，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戶、禮為左三部，兵、刑、工為右三部。至元元年(1264)，罷諸侯世守，裁並路府州縣官吏，行遷轉法。至此，任命、遷調各級官員的權力始收歸中央，初定一代銓選制度。樞密院、禦史臺、宣政院用人得自選聞奏；此外，百官的任免進退，一般都須經過中書省系統。職官升遷，從七品以下屬吏部，正七品以上屬中書省，三品以上由皇帝決定。實際上，一般外任官都難以升到從四以上的品秩。高級官僚階層基本上為世襲的蒙古、色目貴族和極少數漢族官僚所壟斷。從怯薛中不斷選拔人員擔任軍、政要職是保持這種壟斷的重要途徑之一。中下層官僚的來源大部分是掾史、書吏。他們的晉升途徑，首先是從縣吏經州、府做到路吏，然後被選入廉訪司，經禦史臺或行臺書吏升為省部掾史，遂出職為從六或正七品官；也有從儒人中直接薦入廉訪司為吏而逐漸晉升者。常選之外，還有所謂“別裡哥選”。別裡哥為蒙語belge音譯，意為“符驗”。“別裡哥選”指皇帝以特旨委任官員。由省部掾史出職往往比從九品官員依常例遷轉至七品更快，所以元代有許多人寧可已官而復掾。據元人自己的估計，由吏入仕者占元朝官員總數的十分之八以上。元朝科舉的最初嘗試是窩闊臺時期的“戊戌選試”(1238)。延祐年間，元政府始正式設科取士。直到元末，開科共十六次，取士人數僅占文官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其規模遠不足與唐宋兩代相比擬。南人想要入仕尤其困難，能做官的，大多數也不過州縣卑秩。
戶籍制度 元代戶籍制度非常特殊，相當復雜，將全國居民按照不同職業以及其他某些條件（如民族）劃分成若幹種戶計，統稱諸色戶計。他們所承擔的封建義務有所不同，隸屬和管理系統也不盡相同，而且一經入籍，就不許隨意更動。諸色戶計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軍戶，出軍當役的人戶。站戶，在站赤系統服役的人戶。軍戶、站戶占地四頃以內免稅，四頃以外依例課稅。元代前期軍戶、站戶都可以豁免雜泛差役，中期、後期部分軍戶、站戶有時也要負擔雜泛差役。匠戶，為封建國傢從事各種工藝造作的人戶。他們須繳納地稅，中葉以後也要負擔雜泛差役。灶戶，又稱鹽戶，以煎鹽為生的人戶，按國傢規定的數量繳納額鹽，支取工本鈔或口糧，嚴禁私賣鹽貨。鹽戶的其他賦役經常得到寬免或優待。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等宗教職業者，也各有專門戶籍。他們占有的土地中，凡屬於皇帝賞賜和元初舊產都可以免稅，續置土田須驗地科征。終元之世，他們基本上享受免役的優待。儒戶，驗地繳稅，元代中期曾一度負擔雜泛差役。打捕戶及鷹房戶，專門為皇室獵獸以及捕養行獵時所用鷹隼等動物的人戶。按元政府規定，打捕戶必須送納皮貨以代替其他戶計繳納的絲料和包銀。民戶，一般的種田戶等。對北方民戶大體上征收丁稅和科差，南方征兩稅（見稅糧）。民戶須負擔雜泛差役。
此外還有醫戶、運糧船戶、舶商等項戶計。諸王、勛戚和功臣還各自擁有一部分私屬人戶，他們不承擔國傢賦役，完全供其領主役使。這種私屬人戶中也包括一部分匠人、打捕鷹房、金銀鐵冶戶等。
賦役制度 元朝的賦役制度南北相異，北方主要是稅糧、科差，南方征夏、秋兩稅。窩闊臺八年丙申(1236)，更定賦稅制度，史稱丙申稅制，基本上確立瞭元代在華北地區的賦稅體系。忽必烈即位後，對賦役數額有所調整，並在申明舊制的基礎上，明確規定輸納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使之更趨完善。正稅主要是稅糧和科差。稅糧分丁稅和地稅兩項。地稅白地每畝三升、水地每畝五升。以後又一律改為畝輸三升；丁稅每丁二石。各色戶計分別按照不同的規定輸納丁稅、地稅之中的一種。官吏、商賈納丁稅。工匠、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儒戶等驗地交地稅，軍戶、站戶占地四頃以內者免稅，逾此數者納地稅。一般民戶大多數交納丁稅，中葉以後，在兩淮、河南等地區，也有改征地稅的。由於土地買賣、富戶漏稅等各種原因，在征收稅糧時往往出現混亂和糾紛，經常有一戶並納兩種稅的情況發生。科差內容包括絲料、包銀和俸鈔三項。絲料戶一斤六兩四錢。系官民戶所納的絲料全歸政府；分撥給諸王、貴戚、勛臣的民戶所納絲料中，有一部分經過政府轉交給封主，其數額以每五戶二斤為率，所以這一部分民戶稱為“系官五戶絲戶”。
包銀每十戶額當鈔四十兩，此外還要按繳納包銀的數額，每四兩增納一兩，以給諸路官吏俸祿，即俸鈔。各色戶計，按編入戶籍的先後、丁力多少、傢業貧富等具體情況，繳納稅糧，科差的標準都有所不同。
滅宋以後，元政府沒有把在北方實行的稅糧、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襲南宋舊例，繼續征收夏、秋兩稅。兩稅之中，以秋稅為主，所征為糧食，也有一部分折鈔征收。江南秋稅的稅額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差別較大。夏稅一般以秋稅征糧額為基數，按一定的比率折輸實物或鈔幣。江東、浙西自世祖年間就開始起征夏稅，浙東、福建、湖廣等地區自元貞二年(1296)起征。江南也有科差，即戶鈔（相當於北方的五戶絲）和包銀，江南征收包銀的范圍很小，時間也很短。
鹽稅收入，占全國鈔幣歲入的一半以上。鹽的生產由國傢壟斷。政府將工本錢發給灶戶，所生產的鹽全部由國傢支配。鹽場附近一般劃為“食鹽區”，由政府置局，按戶計口發賣食鹽。其餘大部分地區為“行鹽區”，由鹽商向政府納課換取鹽引，到鹽場支鹽，再運到規定的行鹽地區販賣。歲課的對象是山林川澤的特產，如金、銀、珠、銅、玉、鐵、硝、堿、竹木之類。或設總管府、提舉司等機構經理，分撥一部分民戶從事采伐加工，或由民間自行開采生產，政府以抽分等形式收取稅金。兩種來源的收入都屬於歲課收入。雜課中還包括茶課、酒醋課、“額外課”等。商稅也是國庫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雜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為興役造作、治河、運輸等需要而征發的車牛人夫，以及裡正、主首（農村基層行政設施的職事人員）、隅正、坊正（城鎮基層行政設施的職事人員），倉官、庫子（為官府保管財物的職事人員）等職役。元代前期，民戶以外的其他戶計一般都不承擔雜泛差役，按元政府規定，分配差役時，應根據當役戶的丁產，先盡富實，次及下戶。成宗大德年間改革役法，此後關於諸色戶計的當役規定，不時變更，當役面有所擴大。元代的雜泛差役，是勞動人民十分沉重的負擔。
社會經濟
蒙古興起後連年發動戰爭。所過之處，人民遭屠戮，農田受破壞，工匠被驅役，財物被掠奪。蒙古統治者用統治草原畜牧經濟的方式來管理中原高度發展的封建農業經濟，使中原地區社會經濟逆轉。隨著歲月的推移，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逐步認識和適應瞭中原地區的封建經濟，統治方式隨之改變。到忽必烈繼承大汗，采用“漢法”後，這種統治方式轉變的過程已經基本完成，社會經濟走上瞭恢復和發展的道路。
元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前期由恢復到發展，中後期由發展到停滯、衰敝。由於元朝地域遼闊，民族之間交往增多，對外開放，使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具有相應的特點。邊疆地區得到開發，各民族的生產技術互相交流，對外貿易空前發達，交通運輸業有很多創舉。
土地占有和階級狀況 蒙古統治者在占領全國過程中，除沒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還占有大量無主荒田和侵奪有主民田，也有新開墾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場等，都是以蒙古皇室為中心的官僚機構和王公貴族所控制的。
元代勞動人民生產形象圖 據《農書》、《元代狩獵圖》繪制
蒙古王公貴族圈占民田為牧場的情況，在蒙古國和元王朝初期是相當嚴重的。忽必烈時，東平人趙天麟上疏說：“今王公大人之傢，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在陜西地方，甚至有恃勢冒占民田達十餘萬頃者。
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還把大部分官田賜給皇親、貴族、功臣、寺觀。如忽必烈賜給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頃，元文宗圖帖睦爾賜給安西王阿剌忒納失裡平江田三百頃，元順帝時權臣伯顏[ID=boyan_dachen]前後共得賜田兩萬頃之多。寺院道觀也擁有大量田地財產，大護國仁王寺、大承天護聖寺擁有田地數以十萬頃計。
金、宋末年的漢族大地主，許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瞭自己的田地財產。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損失很小，他們繼續兼並土地，一些富戶占有兩三千戶佃戶，每年收二三十萬石租子。如松江曹夢炎占有湖田數萬畝，瞿霆發占有私田並轉佃官田達百萬畝。
在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廣大勞動人民的處境十分悲慘。其中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的是驅口。驅口是元朝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大部分是戰爭中被擄掠來的人口，後來也有因債務抵押、饑寒災荒賣身，或因犯罪淪為驅口的。驅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從事官手工業勞動；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財物，子孫永遠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買賣。佃戶有官佃和私佃兩種。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於私佃，以後越來越高，中葉以後往往超過私佃的地租率。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十分嚴重，有的地方佃戶可以被地主典賣，或者隨土地一起出賣；個別地方，佃戶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為女婢，或充當妻妾。自耕農占有極少量土地，他們常常因經受不瞭地主轉嫁的沉重賦役而傾傢蕩產。
貴族官僚掠奪土地，地主富豪兼並土地，使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元朝政府承認：各地的地主一般多從“佃戶身上要的租子重，納的官糧輕”。徭役不均的現象也日益嚴重。以元末福建崇安為例，富豪隻占全縣納糧戶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卻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卻將富戶應承擔的徭役強加在“細民”身上，“貧者受役旬日，而傢已破”。因此，廣大佃戶、自耕農因破產而典賣妻女、牲畜，或淪為驅口，或離鄉流亡，是十分普遍的。
農業生產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采取瞭一系列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如建立管理農業的機構——勸農司，指導、督促各地的農業生產，並以“戶口增，田野辟”作為考課官吏的主要標準；編輯《農桑輯要》，推廣先進生產技術；保護勞動力和耕地，限制抑良為奴，禁止占民田為牧地；招集逃亡，鼓勵墾荒；軍民屯田；減免租稅；設置糧倉、常平倉，賑濟災民，儲備種子；舉修水利等。這些措施是元代前期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三年(1276)全國基本統一時，共有九百五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一戶，約四千八百萬口。由於歷經兵燹，這個數字比1200年左右金和南宋的戶口合計數兩千零七十一萬六千零三十七戶、八千一百三十七萬七千二百三十六口要少得多。到至元三十年時，全國已有一千四百萬零二千七百六十戶，約七千多萬口。
由於部分地區統計缺漏，諸王、貴族隱占人口，軍戶、站戶人等也不計在民戶數之內，所以元代實際戶口數字當不止於此。元代戶口最高數估計在元順帝妥歡貼睦爾（1333～1368在位）初年，可能達到八千萬口左右。
元初因戰爭破壞，北方耕地荒蕪嚴重，南方破壞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東、陜西、江淮、四川一帶，如樞密院所轄河北軍屯，墾田達一萬四千餘頃，洪澤萬戶府所轄屯田達三萬五千餘頃。邊區亦廣泛開展屯田，據《元史·兵志》不完全統計，全國屯田面積達十七萬七千八百頃之多。南方農墾發達地區，則多與水、與山爭田，前者如圍田、櫃田、架田、塗田、沙田，見於濱江海湖泊之地；後者如梯田，行於多山丘陵之地。元代耕地面積在戰爭期間大量荒蕪的基礎上逐步得到擴大。
元代農業生產的技術也有所提高。從天時地利與農業的關系，到選種、肥料、灌溉、收獲等各方面的知識，都已達到新的水平。農具的改進尤其顯著。耕鋤、鐙鋤、耘蕩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發展。鐮刀種類增多，還創造瞭收蕎麥用的推鐮。水力機械和灌溉器具大有改進，水輪、水礱、水轉連磨等更趨完備，牛轉翻車、高轉筒車已有使用。
糧食生產不平衡。元初北方和中原農業破壞最甚，恢復程度不一，大致以關中、江淮、山東恢復最為顯著。世祖時關中麥已盛於天下，兩淮屯種的荒閑田歲得粟數十萬斛。但北方大都等地的糧食供應仍依賴江南。南方糧食產量在南宋的基礎上繼續增加。
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傳入中國，宋時棉花種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閩廣一帶，元中後期已遍及全國，耕種方法也隨之傳佈。至元二十六年，在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等地設木棉提舉司，歲輸木棉十萬匹，元貞二年(1296)規定江南夏稅輸木棉、佈絹等物，可見產量已相當高。苧麻、西瓜、紅花、蠶豆在元代已廣泛種植。
邊疆地區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區的怯綠連（今克魯倫河）、吉利吉思、謙謙州、益蘭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遊）、杭海（今杭愛山）、五條河、稱海、和林、上都等地，東北的金復州（今遼寧金縣）、瑞州（今遼寧綏中西南）、咸平（今遼寧開原北老城鎮）、茶剌罕（今黑龍江綏化、安慶一帶）、剌憐（今黑龍江阿城南）等地，西北的忽炭（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別失八裡、中興、甘州、肅州、亦集乃等地，雲南的威楚（今雲南楚雄）、羅羅斯等十二處。其中劉好禮在益蘭州，哈剌哈孫在稱海，賽典赤·贍思丁在雲南，屯田成績尤著，他們將中原地區的先進耕種方法和農具、種子，推廣到邊區，使當地農業生產或從無到有，或改進瞭耕作技術，大大提高瞭這些地區的糧食自給率。水利建設則以雲南、寧夏地區最為成功。
元代中期以後，由於統治機構的腐敗和地主階級剝削的加重，以及水旱災荒的頻繁，農業生產的發展呈現停滯、衰敝現象。元成宗鐵穆耳以後，勸農機構形同虛設，水利建設漸見減少，軍民屯田多有廢弛，賦稅徭役不斷增加，農戶逃亡破產者增多，大德、至大、天歷、至正年間都有大規模天災發生，農業生產破壞日益嚴重。
手工業生產 官辦手工業分屬工部、將作院、武備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諸王貴族名下也有手工業局院。官手工業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有戰爭中俘掠來的無數工匠供其驅使，有以和雇和買名義搜刮來的廉價原料，雖然生產效率不高，但規模大，產品多，遠遠超過宋金時的官手工業。
元代的民間手工業由於封建官府的控制和壓制，始終未能充分發展。經營范圍主要是紡織、陶瓷、釀酒等。產品從規格、定額到銷售，也多受官府限制、控制，甚至因和買、強征遭到摧殘。民間手工業多數是自給自足的傢庭手工業，一些城鎮和紡織等行業中出現瞭手工作坊，產生瞭作坊主和雇工。民間手工業設備和生產條件差。但工人生產積極性較高，因而效率高、成本低，有些產品質量和生產技術超過官手工業。
官私手工業的主要行業及其生產狀況如下：
① 氈罽業。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入居中原後，將他們織造氈罽的技術傳佈到內地。宮廷、貴族對氈罽的需要量很大。諸凡鋪設、屏障、廬帳、氈車、裝飾品等均有需求，因而官府、貴族控制的諸司、寺、監都生產氈罽，產量很高。如泰定元年(1324)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所屬茶迭兒（čatir～čadir，蒙語意為“廬帳”）局，一次送納入庫的就有白厚氈兩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氈八千一百一十二尺，四六尺青氈一百七十九斤。品種很多，僅隨路諸色人匠總管府所造地毯，就有剪絨花氈、脫羅氈、入藥白氈、半入白礬氈、無礬白氈、雀白氈、半青紅芽氈、紅氈、染青氈、白襪氈、白氈胎、回回剪絨氈等十三種。
② 絲織業。從事絲織生產的織染局遍佈全國，主要產地在建康（天歷二年改集慶，今江蘇南京）、平江（今江蘇蘇州）、杭州、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等地，產品供宮殿王府裝飾和皇室、貴族、官僚穿著之用。產量很高，如鎮江府歲造緞五千九百零一匹，建康路僅東織造局一處，歲造緞四千五百二十七匹。花色品種繁多，如鎮江府歲造絲織品中有紵絲、暗花、絲䌷、胸背花、斜紋等品種，有枯竹褐、稈草褐、明綠、鴉青、駝褐等顏色。在宋緙絲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織金紵絲，其繁華細密超過緙絲；集慶官紗，質輕柔軟，諸處所無。絲織業也是民間最普遍的手工業，多為傢庭手工業，杭州等地還出現瞭手工作坊。產品中織金紵絲很普遍，品種很多。如嘉興路所產絲綢品種有：綃、綾、羅、紗、水錦、克絲、䌷、、綺、繡、绤等。
③ 棉織業。隨著植棉的推廣，棉紡業開始成為一項新興手工業。元貞年間，黃道婆自海南島返回傢鄉松江烏泥涇後，推廣和改進黎族紡織技術。據王禎《農書》記載，元中期已有攪車、彈弓、卷筳、紡車、撥車、床、線架、織機等工具。黃道婆又傳授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方法，產品有棉佈織成的被、褥、帶、帨（手巾），上面有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等。印染技術也大有發展，元末時松江能染青花佈，有人物花草，顏色不退。
木棉攪車（模型）
④ 麻織業。主要集中在北方。織麻工具較前代有很大提高。如中原地區用水轉大紡車紡織，一晝夜可紡織百斤；山西使用的佈機有立機子、羅機子、小佈臥機子等；織佈方法有毛佈法、鐵勒佈法、麻鐵黎佈法。河南陳州、蔡州一帶的麻佈柔韌潔白。山西的品種有大佈、卷佈、板佈等。
⑤ 兵器業。元初中央由統軍司，以後由武備寺制兵器；地方由雜造局制造兵器。除常用的刀槍弓箭外，火器發展尤為顯著。金末火炮以紙為筒，可能為燃燒性火器。元代所制銅火銃，系利用火藥在金屬管內爆炸產生氣體壓力以發射彈丸，為管狀發射火器，使中國火炮技術有瞭重大進步。現存至順三年(1332)、至正十年(1350)兩尊銅火銃，制作精細。
⑥ 制鹽業。元代設鹽運司（轉運司、提舉司）管理鹽業，全國有兩淮、兩浙、山東、福建、河間、河東、四川、廣東、廣海九鹽運司。兩淮、兩浙、山東等處鹽運司下設若幹分司。各鹽運司（或分司）下共轄一百三十七所鹽場，場下有團，團下有灶，每灶由若幹鹽戶組成。產鹽之地遍於全國，有海鹽、池鹽、井鹽之分。天歷年間，總產量達兩百六十六萬四千餘引，每引重四百斤，約合十億多斤。
⑦ 制瓷業。景德鎮是元代新興的制瓷中心。元政府設浮梁瓷局加以監督，令民窯承擔禦器制作，產品極精。新產品有青花瓷和釉裡紅，都是釉下彩瓷器。青花瓷色白花青，色彩清新，造型優美；釉裡紅用銅的氧化物作彩繪原料，花紋紅色。元代龍泉窯范圍擴大，產品全為青釉。鈞窯多花釉、變色釉，窯址數量多、規模小。磁州窯產品多白釉黑花，品種多樣，區域擴大。德化窯多白釉、象牙黃釉。元代的青白瓷生產沿襲宋代，產品造型端重雅致，胚體厚實，便於遠途銷運。
商業 由於農業、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統一的貨幣在全國流通，元代的商業也很活躍。但國內外貿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貴族、官僚、色目商人手裡。
元時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瞭紙幣——鈔。全國貨幣實現統一，促進瞭經濟交流和商業的發展；但元朝統治者通過濫發紙幣彌補財政赤字，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又起著阻礙作用。
政府對國內許多商品采取專利壟斷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部分金、銀、銅、鐵、鐵器、鹽等，由政府直接經營；茶、鋁、錫和部分鹽等，由政府賣給商人經銷；部分金、銀、鐵等礦業，以及酒、醋、農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業主經營，政府抽分。天歷年間，鹽課鈔年收入達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約為全國財政收入之半。民間貿易收商稅，大體三十取一。
青花釉裡紅開光鏤花大罐 河北保定出土
影青瓷枕
至正之寶
元世祖忽必烈時期的紙幣——至元通行寶鈔
貴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們的特權也從事經商活動。色目商人資金雄厚，善於經營，因而出現許多大商賈。他們發放的高利貸叫“斡脫錢”（見斡脫）。一般民間商人多為小商小販，他們處境艱難；少數漢族大商人，也有獲得巨額利潤的。鹽商致富者尤多，時人有“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之說。
元代海外貿易的規模超過前代，由政府直接控制。至元十四年(1277)後曾在泉州、慶元、上海、澉浦、溫州、杭州、廣州設立過市舶司，至治二年(1322)後定為泉州、慶元、廣東三市舶司。有市舶則法，規定市舶抽分：粗貨十五分取一，細貨十分取一，另納舶稅三十分取一；審核批準出海貿易的船隻、人員、貨物；發給公驗、公憑。外國商船運載貨物來華，也依例抽分；外國商船返航亦由市舶司發給公驗、公憑。
與中國有貿易關系的國傢和地區很多，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中國商人到過的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各沿海國傢和地區達九十七個之多。自慶元到高麗、日本的航線暢通，貿易規模很大。陸上與國外貿易也很發達，主要通過欽察汗國與克裡米亞和歐洲各國建立聯系，通過伊利汗國與阿拉伯國傢建立聯系。
中國出口的物資有生絲、花絹、緞絹、金錦、麻佈、棉佈等紡織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盤、瓦罐等陶瓷器，金、銀、鐵器、漆盤、席、傘等日用品，水銀、硫磺等礦產品，白芷、麝香等藥材。從亞非各國進口的商品，以珍寶、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鉆石、銅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為主。
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促進瞭城市經濟的繁榮。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發展。內地出現瞭一批新興工商業城市。邊疆地區也有新興的城鎮。京師大都號稱“人煙百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馬可·波羅說：“應知汗八裡（即大都）城內外人戶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來往之外國人，或來貢方物，或來售貨宮中。……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內有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駱駝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商品豐富。
泰定元年銅權 陜西渭南出土
交通運輸 溝通南北大運河的開鑿、海運航線的開辟、遍佈全國驛站的設置，使元代交通運輸業有瞭新的發展。
元滅南宋後，全國實現統一，南北經濟交流進一步擴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糧食及其他物資，多由江南供應。江南物資主要依靠運河北運。由於舊運河曲折繞道，水陸並用，勞民傷財，極其不便，故忽必烈時有重開運河，另辟海運之議。
元代大運河是逐步開鑿完成的。其中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淮安經揚州至長江的揚州運河，大抵為隋代舊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黃河下遊；自山東東平境內的汶水南下與黃河相聯接的濟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開鑿；自山東臨清經東昌（今山東聊城）到東平路須城縣西南安山的會通河，二十年開鑿；通州至臨清段為禦河（今衛河），大都至通州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開鑿。
元代海運是指國內近海航運。始於至元十三年，時伯顏[ID=boyan_jushijia]下臨安，取南宋庫藏圖籍，招海盜朱清、張瑄由崇明入海道運至直沽，轉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羅璧、朱清、張瑄造平底船運糧。其路線幾經開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劉傢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東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轉西，經劉傢島、登州（今山東蓬萊）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運河的開鑿和海運的開辟，對商業的發展，大都的供給和繁榮，南北交通的暢通，官民造船業的擴大，航海技術的提高，都起瞭重大作用。運河通航後，歲運米至大都五百萬石以上，來自江淮、湖廣、四川及海外的各種物資、旅客源源不斷地運至大都；海運糧到元代中期時達二三百萬石，天歷二年(1329)達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據估計，河漕比陸運的費用省十之三四，海運比陸運的費用省十之七八。
陸路交通也很發達。全國各地設有驛站(見站赤)一千五百多處，其中包括少數水站。在驛站服役的叫站戶。與驛站相輔而行的有急遞鋪，每十裡、十五裡或二十裡設一急遞鋪，其任務主要是傳送朝廷、郡縣的文書。驛道北至吉利吉思，東北至奴兒幹，西南至烏思藏、大理，西通欽察、伊利二汗國，所謂“星羅棋佈，脈絡相通”。站、鋪的設立，有利於國內交通的發展和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
文化和科學技術
元代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學藝術（包括戲曲、詩歌、繪畫等）、史學、哲學等方面創作瞭許多優秀作品。元曲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有許多發明創造。元朝疆域遼闊，國內各民族之間和中外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為天文、地理、農學等學科的發展提供瞭良好條件。13、14世紀的歐洲尚處在“黑暗時代”，而元代的文化科學水平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
文學藝術 戲曲藝術在元代有很大的發展。元曲和南戲先後出現繁榮局面。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而雜劇以其藝術上的創造性、內容的現實性，成為這個時代文學的突出成就。
雜劇陶俑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雜劇是中國歷代歌舞藝術、講唱伎藝長期發展而成的新的戲曲形式，它把歌曲、賓白、舞蹈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綜合的藝術。元代創作雜劇見於名目的共約六百多種，現存兩百多種，雜劇作傢有兩百人左右。13世紀50年代到14世紀初，是元雜劇鼎盛時期。著名劇作傢有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康進之、高文秀等，活動中心在大都，著名作品有《竇娥冤》、《拜月亭》、《西廂記》、《墻頭馬上》、《漢宮秋》、《李逵負荊》等。14世紀初至60年代，活動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傢有鄭光祖、喬吉、宮天挺、秦簡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離魂》等。其中關、馬、鄭、白被譽為“元曲四大傢”。散曲起源於民間小曲和少數民族音樂，分小令、帶過曲、套曲三種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傢有關漢卿、馬致遠、盧摯等，後期有張養浩、劉致、張可久、喬吉等。少數民族作傢也有許多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創作瞭雜劇《虎頭牌》，蒙古人阿魯威，女真人奧敦周卿、王景，畏兀兒人貫雲石，回回人薩都剌、丁野夫等都是著名的散曲傢。南戲原是浙江溫州一帶的地方劇，宋時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後期，雜劇由盛轉衰，南戲則得到瞭發展。它不像雜劇那樣在折數和宮調上有嚴格規定，押韻和宮調都較自由，登場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聲腔也各有發展。現存元代南戲劇本十六種，片斷一百一十九種，存目三十三種，以高則誠的《琵琶記》成就最高。
元代詩詞總的說來較平庸，但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被稱為“元詩四大傢”。薩都剌的詞風格豪邁。張養浩、迺賢、王冕、楊維楨等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當時的社會矛盾。
長篇小說興起於元末。施耐庵和羅貫中分別於元末明初創作瞭《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長篇章回小說在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的問世，標志著中國古典小說已發展成熟。
繪畫、書法的成就較為突出。元代不設畫院，故元代畫傢擺脫瞭南宋畫院的形式主義習氣。前期書畫傢以趙孟頫為最著名，他擅畫山水、花竹、人馬，書法用筆圓轉流美，骨力秀勁，世稱“趙體”。後期畫傢有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稱“元畫四傢”。少數民族著名畫傢有回回人高克恭、丁野夫等。書法傢有康裡人巙巙、畏兀兒人貫雲石等。龜茲人盛熙明著有《書法考》八卷。元代壁畫藝術也很出色，現存山西永濟縣永樂宮壁畫是極其珍貴的實物。（見彩圖）
鈞窯青灰釉雙耳獸足香爐 內蒙古呼和浩特出土
夫妻對坐圖 內蒙古赤峰元寶山元墓壁畫
永樂宮壁畫 山西永濟
元王蒙《春山讀書圖》
元吳鎮《松泉圖》
元倪瓚《六君子圖》
元趙孟頫《玄妙觀重修三門記》
王冕《墨梅圖》
趙孟頫《趵突泉詩》
吳鎮《墨竹圖》
史學 元代官私史學著作很豐富，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史學著作。胡三省以畢生精力撰成《資治通鑒註》，對《通鑒》作校勘、解釋、考證，並對史事有所評論，或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對宋亡的哀痛，或隱晦曲折地抨擊元朝統治。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杜佑所著《通典》的進一步豐富和擴大。《通考》共分二十四門，其中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為《通典》所無；其餘十九門，則在《通典》基礎上離析其門類，加以充實而成。凡天寶以前史實，作拾遺補缺；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續修，所載宋制最詳。《通考》材料取舍嚴格，註意歷史變通，在治史方法上值得肯定。作者還常常通過歷史敘述表達對人民的同情和對統治者的抨擊。
元朝按前代設局修史的傳統制度，分別於至正四年、五年修成《遼史》、《金史》和《宋史》。當時的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等為總裁官。其中鐵睦爾達世是康裡人，參加三史纂修的還有唐兀人斡玉倫徒，畏兀兒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成書於13世紀中葉的《元朝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歷史和文學著作。烏思藏著名學者佈思端(Bu-ston rin-po-che) 所著《吐蕃佛教源流》和公哥朵兒隻所著《紅冊》，是元代藏族最重要的兩部歷史名著。元代還有許多漢文書籍譯成少數民族文字，也有一些蒙古等少數民族著作譯成漢文。
哲學 元朝統治者以理學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蒙古統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對南方理學瞭解極少。公元1235年蒙古軍占領德安（今湖北安陸）時，俘理學傢趙復至燕，理學始在北方廣為傳佈，於是出現瞭許衡、郝經、姚樞、竇默、劉因等理學傢。及統一江南，南方朱學人物張兤、吳澄、許謙等，陸學人物陳苑等，均為一代理學名傢。其中許衡、劉因、吳澄稱為元代三大理學傢。元代理學在學說上繼承宋代理學，並無多大創造，但也自有特色：朱陸之爭漸變為朱陸“和會”，以吳澄最明顯；以許衡為代表的理學傢與過去空談性命不同，比較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論”；以劉因為代表的理學傢提出返求六經的主張，比較務實。元代理學的這些演變，在理學發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成為明清理學思想的濫觴。
除瞭正統的理學思想外，元代還出現瞭鄧牧的”異端”思想和謝應芳的無神論思想。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對“君”和“吏”進行瞭無情的抨擊，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剝削者和掠奪者，幻想重新出現堯、舜時代。謝應芳一生致力於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對佛、道宗教迷信，所著《辨惑編》是反對迷信的專著。
科學技術 元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有：
① 天文學。傑出的天文學傢郭守敬、王恂等為編訂《授時歷》，創制瞭簡儀、仰儀、圭表、景符等十餘種天文觀測儀器，在元朝控制的范圍內陸續設立瞭二十七所觀測臺、站，在測定黃赤大距和恒星觀察等方面取得瞭豐富準確的數據。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頒佈瞭《授時歷》。這部歷法以365．2425日為一年，廢除上元積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在人類歷法史上取得瞭重大成就。
② 地理學。《大元大一統志》的編纂、河源的探索、《輿地圖》的問世是元代地理學的主要成績。《大元大一統志》由孛蘭盻、嶽鉉主編，虞應龍等參加修撰，成書於大德七年(1303)。該書對全國路府州縣的建置沿革、坊郭鄉鎮、山川裡至、土產風俗、古跡人物，皆有詳述，取材多於宋、金、元地志，因而具有很大價值。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女真人都實探求黃河河源，認為星宿海（火敦腦兒）即河源。都實的考察經過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瞭今華北、華東、中南十省地理，參閱《大元大一統志》等地理著作，以“計裡畫方”法，制成《輿地圖》。
③ 農學。元代三部農書的發行標志著元代農學有很大發展。由司農司編寫的《農桑輯要》，反映瞭6世紀到13世紀末中國植物栽培的進展，總結瞭中國13世紀以前的農業生產經驗，保存瞭大量古農書資料。王楨著的《農書》是一部對全國農業作全面系統研究的農書，全書共分《農桑通訣》、《百谷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作者認為不違農時，適時播種，因地制宜選擇作物，選擇良種，及時施肥，改造土壤，興修水利是取得豐收的保證。他總結瞭各種農作物的栽培方法，其中關於棉花的種植法更有現實意義。他繪制瞭各種農具、農業機械圖三百零六幅，對提高耕作技術有很大作用。畏兀兒人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依崔寔的《四民月令》為體例，按月記載農事操作和準備，以補《農桑輯要》歲月雜事之不足。
④ 醫學。元代也有很多新成就。李杲、朱震亨在傷寒、肺癆等內科學上有新的學說，均屬“金元四大傢”；葛可久精於醫治肺癆；危亦林在麻醉、骨折復位手術上有新創造；滑壽善針灸。
元代在印刷術、火炮技術、造船術、航海術、水利工程技術等方面也有許多成就。
對外關系和文化交流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關系發展的極盛時代。傳統的陸路、海路交通范圍比前代擴大，來往也更加頻繁。由於蒙古統治者勢力擴展的結果，其統治地域西達到黑海南北和波斯灣地區。在這個遼闊境域之內，從前的此疆彼界盡被掃除，元朝與欽察汗國、伊利汗國有驛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時“適千裡者如在戶庭，之萬裡者如出鄰傢”，足見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許和鼓勵各國商人在境內經商或經營國際貿易，蒙古貴族且利用回回商人為之牟利，給予種種特權，因而各國商人來華者極多。元朝統治者對各種宗教、文化采取兼容並蓄政策，也有利於東西文化的交流。
與西北藩國的關系 立國於欽察、斡羅思之地的術赤兀魯思(習稱欽察汗國)和立國於波斯的伊利汗國，名義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國”，承認大汗為其宗主，朝聘使節往來頻繁。元時中國與上述諸地區的聯系遠較前代密切。
忽必烈戰勝阿裡不哥後，欽察汗國別兒哥汗表示承認他的大汗地位。後因受海都阻隔，雙方政治關系一度疏遠。忽必烈曾多次遣鐵連出使欽察汗國，約共圖海都，但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臺後王篤哇、海都子察八兒與元成宗鐵穆耳約和，欽察汗國與元朝的關系始恢復正常。早在窩闊臺時，即置驛道通於拔都營帳，其後由斡羅思和欽察草原通往東方的交通日益發達。西方使節、商人東來者，多取此道。經過也的裡河下遊的欽察汗國都城薩萊，至阿母河下遊玉龍傑赤；復經河中地區的不花剌、撒麻耳幹等城，至阿力麻裡；自此北取金山南驛路至嶺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嶺北通中原的驛路；東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據當時歐洲商人、教士和阿剌伯旅行傢說，走這條道路雖艱難，但很安全。薩萊成為溝通東西的國際性都市，輸入中國產品極多。不少中國工匠被遷至欽察汗國，從事鑄造銅鏡等行業，而欽察、阿速、斡羅思等族將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為數更多。欽察軍、阿速軍是元朝軍隊的重要部分，宿衛軍中的隆鎮衛和右、左欽察衛以及右、左阿速衛等即由二族軍士組成。欽察貴族至成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權臣。元文宗圖帖睦爾時收聚境內斡羅思人一萬為軍，置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以總之，於大都附近給田一百頃屯種。大批斡羅思人移居中國，為歷史上前所未有。
伊利汗國和元朝統治者同屬拖雷後裔，關系較其他汗國尤為密切。在元朝與察合臺、窩闊臺兩系後王的鬥爭中，伊利汗總是站在元朝方面，雙方使臣往來十分頻繁。忽必烈大舉征宋時，遣使征炮匠於伊利汗國，阿八哈汗應命派回回炮手東來，把回回炮技術傳入中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羅丞相出使伊利汗國，後留居波斯，參議政事。元代，伊利汗國境內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經商、行醫和從事手工業者甚多，漢族官員、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國者亦為數不少，雙方來往如同一傢，經濟、文化交流達到空前規模。通過伊利汗國境的傳統絲綢之路和從波斯灣到泉州、廣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躍。
與亞洲各國的關系 從1231年起，蒙古統治者曾數次遣兵攻打高麗。忽必烈即位後，詔許高麗“完復舊疆”，並以公主嫁給高麗國王之子王暙，暙子璋亦尚公主，與元朝皇室結為“甥舅之好”。元於高麗設立征東行省，即以高麗國王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權機構和制度，“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麗沈王詩序》），與元朝國內的其他行省不同。後王璋讓位於其子，以駙馬、沈王身分僑居大都，召著名詩人李齊賢等為侍從。李齊賢與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學問大進。他所著的《益齋亂稿》，被譽為高麗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麗人在元朝做官。中國與高麗的經濟、文化關系有很大發展。中國商船經常來往高麗，或經高麗往日本貿易。棉花種植、火藥武器等技術皆於元時傳入高麗。
蒙古時期中外交通圖
忽必烈兩次大舉侵日，使中日關系一時惡化。成宗即位後，罷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寧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後僑居其國，極受朝野敬重，死後封為國師。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國名僧十餘人，對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學諸方面有很大影響。來元學習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達兩百餘人，他們遊歷名山大剎，進修禪學、詩文、書畫，收集佛經、經史、詩文等書籍帶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華瞻流暢，足見其漢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間經濟交往也未因戰爭影響有所衰歇，且日趨興盛。元代中日商船來往，有記載的即達四十餘次，實際上遠不止此數。日本船多在慶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後，即許自由買賣。日本還招聘中國雕刻工匠以發展印刷業，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陳伯榮和江南人陳孟祥等最為著名，對日本文化發展作出瞭貢獻。
元滅宋後，即遣使“詔諭”東南亞各國來朝，許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但忽必烈企圖用武力征服各國，先後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緬等國。因遭到各國的頑強抵抗，加以江南各地人民紛紛起義反對造船工役和軍需征發，使忽必烈的海外擴張均告失敗。元成宗即位後，下詔罷征南之役，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傳統的經濟、文化聯系漸次恢復。當時安南陳朝儒學、佛教都很興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結交元朝文人學士，賦詩贈答，並帶回元朝贈送的大批佛經、儒學經典和詩文著作，對安南文化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元雜劇傳入安南，促進瞭安南歌劇藝術的形成。暹國自忽必烈末年以後多次遣使或以王子來元通好，據暹史記載，暹王敢木丁曾親至大都，並請回許多中國陶瓷工匠，開創瞭暹國的陶瓷業。元朝侵爪哇軍撤回後，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當政大臣充使者來元通好。爪哇商船經常往來於中國、印度之間，經營國際貿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經商者也很多，常獲大利。元世祖時，真臘（又譯幹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來進樂工、藥材等方物。成宗元貞二年(1296)，溫州人周達觀隨使臣出使真臘，歸著《真臘風土記》，對該國政治、經濟生活及風土人情作瞭詳細記載，是研究吳哥時代柬埔寨歷史的最重要資料。據他說，真臘人對輸入的中國器皿、佈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極為喜愛，爭相購買；到真臘經商或僑居的“唐人”與真臘人民友好相處，很受歡迎。
元朝與印度的交往主要通過海路，印度半島南部馬八兒、俱蘭兩國是波斯灣通往中國的必經之地，商船往來較他國尤多。據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記載，當時中印間的交通，多由中國海舶承擔，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載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馬八兒國遣使來元。忽必烈因俱蘭國未通使節，於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楊廷璧出使“招諭”，並訪問瞭馬八兒國。俱蘭國王隨即派使者來元進寶貨雜物，元朝回贈甚厚，並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順帝妥歡貼睦爾遣使者至德裡，贈與德裡算端男女奴隸及錦綢等名貴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裡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圖塔率領使團入元報聘。有元一代，中印間互派使者達數十次。
元朝與阿刺伯半島的交往也較前代頻繁。當時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蘭教徒前往麥加朝聖者當不在少數。《島夷志略》載，雲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麥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這應是居住雲南的伊斯蘭教徒經常往來於麥加的記錄。
與非洲各國的關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馬合答束（今索馬裡摩加迪沙）征取獅豹等物，同時還遣使臣四起，計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可能是摩洛哥丹吉爾）取豹子等稀奇之物。元人汪大淵隨商船出海遊歷，也到達瞭非洲的層拔羅（坦桑尼亞桑給巴爾）等國。元代與非洲各國的交往，也見於當時非洲人的記載。據伊本·拔圖塔說，當時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國，經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國瓷器運銷海外，轉銷到摩洛哥。
與歐洲各國的關系 1241年裡格尼茨戰役後，歐洲各國對蒙古勢力的強盛始感到震驚。1245年，教皇英諾森四世在裡昂召集宗教大會商討對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議和，並偵察蒙古情況及其意圖。教士普蘭諾·卡爾平尼等奉命出使，於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攜大汗貴由致教皇詔書返國。1920年在梵蒂岡檔案中發現貴由致教皇詔書原件，系用波斯文寫成，上鈐蒙古畏兀兒字大汗璽。1248年，法國國王聖路易駐塞浦路斯島，有蒙古統將野裡知吉帶遣使往見，言貴由大汗願保護基督教徒，聖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葉密立，受到攝政皇後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見。1253年，聖路易復遣教士盧佈魯克往見拔都，請許在蒙古境內傳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盧佈魯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宮謁見蒙哥，次年攜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將所見所聞的蒙古軍事、政治、民情風俗等情況向法王作瞭詳細報告。隨著東西交通的通暢和歐洲人對東方的瞭解，歐洲商人、使臣、教士東來者漸多。1260年前後，威尼斯商人尼哥羅兄弟至薩萊、不花剌等地經商，後隨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達上都。忽必烈向他們詢問瞭歐洲情況，並派他們出使羅馬教廷。1271年，尼哥羅攜其子馬可·波羅回元朝復命，1275年到達上都。從此，馬可·波羅居中國十七年，遊歷瞭很多地方，於1291年隨護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國。其所著行記對後代歐洲人瞭解中國影響極大。1287年，伊利汗阿魯渾遣大都人、基督教聶思脫裡派教士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各國，訪問瞭羅馬、巴黎等地，會見瞭法國國王腓力四世、英王愛德華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國人歷訪歐洲諸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掃馬出使後，教皇益信蒙古諸汗尊奉基督教，遂於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維諾往東方傳教，1294年到達大都後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傳教有成績，任命他為大都大主教，並多次派教士來元朝。1313年到達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當主教，死後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來東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廣州，經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揚州等地，到達大都，留居三年，復往中國西部旅行，然後回國。其所著旅行記流傳甚廣。根據這些來元教士的記載，當時在大都、揚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歐洲商人和教士，並興建瞭教堂。1336年，元順帝遣使教廷，阿速將官知樞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書教皇，請派新大主教來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維諾主持教務。1338年，使者抵法國阿維尼翁（教皇駐地），隨後遊歷歐洲各國。教皇遣馬黎諾裡等隨元使來中國，向元順帝進獻一匹駿馬，被稱為“天馬”。“拂朗國進天馬”傳為元代中外關系的佳話。
經濟和文化交流 元朝中西交通發達，促進瞭中國與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國印刷術、火藥武器制造技術等重大科學發明，都在這一時期西傳。波斯、阿拉伯素稱發達的天文、醫學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紹到中國。旭烈兀西征時，曾帶去許多中國炮手、天文傢、醫生等，後來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傢納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臺，編纂天文表，均有中國學者參加工作，徒昔向他們學習瞭中國天文推步之術。伊利汗亦鄰真朵兒隻（海合都）為填補國庫空虛，欲仿元朝發行紙幣，即請孛羅丞相指教鈔法，其所印之鈔及行用制度，與元朝全同，雖行用不久，但影響頗大，至今波斯語尚稱紙幣為“鈔”。合贊汗時，整頓驛站制度，頒發乘驛圓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贊之命編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國學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羅丞相對他的幫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國史料。拉施都丁還主編瞭一部《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介紹中國歷代醫學成就。
元朝時入居中國的西域各國人極多。他們散居各地，被統稱為色目人，享有許多特權，或仕至大官，或為富商大賈，擅水陸之利，其中不少人對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作出瞭貢獻。敘利亞人愛薛精通星歷、醫藥之學，貴由在位時來蒙古，後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後，命掌西域星歷、醫藥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設有回回藥物院，配制禦用藥物。回回醫生除服務於宮廷、京師者外，還有不少散在各地行醫，很受民間歡迎。各種西域藥物、醫法輸入中國，豐富瞭中國的醫學寶庫。早在成吉思汗時，波斯、阿拉伯歷法就被介紹到中國。忽必烈居藩時，征召回回星歷學者，波斯人札馬魯丁應召東來，後主西域星歷司，至元四年(1267)撰進《萬年歷》，並制造瞭一套西域儀象，包括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七種。後立回回司天臺，即以札馬魯丁為提點，吸收瞭不少西域天文學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歷法、數學、醫學、史地等各類書籍於元時大量傳入中國，僅秘書監所存者即達百餘部，其中包括兀忽裡底（歐幾裡德）幾何學著作。現存明初刻本《回回藥方》，即元人所譯阿拉伯醫書。阿拉伯學者贍思精通漢文，曾參與編纂《經世大典》，所著《西國圖經》、《西域異人錄》等書，當系譯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窩闊臺曾令木速蠻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駐地建迦堅茶寒殿。忽必烈時，又有阿拉伯建築傢也黑迭兒參加瞭大都皇城和宮苑的建設。自成吉思汗西征以來，大批西域工匠被俘東遷，後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織造金綿的納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於東西貿易興旺，輸入中國的西域玉石、紡織品、食品以及珍禽異獸源源不斷，滿足瞭元朝宮廷、貴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飲膳政要》，載有多種回回食物及烹調方法，馬思答吉湯（肉湯）、舍兒別（果汁）等均為元宮廷、貴族所喜愛。
元朝的歷史地位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統治時間較短的朝代，但卻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傢空前發展、壯大的時期。自唐朝中葉開始出現的分裂局面（先是南詔自立，繼以藩鎮割據），歷五代、遼、宋、西夏、金時期的幾個政權並存狀況，持續達五百多年。至元朝，不僅結束瞭長期的南北分裂，且實現瞭包括遼東、漠北、西域、吐蕃、雲南等地區的大統一，幅員之廣超過漢、唐，尤其是吐蕃地區從此並入版圖，意義更大。前代封建王朝統治諸邊疆地區，多隻限於羈縻。元朝除西域地區為宗藩封國外，基本上都實行瞭統一的行政建制，署行省分治之（宣政院轄吐蕃地區三個宣慰司，藏文史籍謂“等於一個行省”），地方官出自朝命，人民承當賦役，中央政府的管轄程度遠高於前代。各民族之間的接觸和交往更加密切，人口大批地相互流動，交錯居處，促進瞭經濟、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相互補充，相互吸收，形成元朝文化多樣性的顯著特色。湧現瞭大批精通漢文化的非漢族文人學者，尤為前代所未有。
其次，社會經濟和文化有所發展，若幹方面超過前代。元統一後，受到長期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很快恢復，生產關系的某些倒退現象逐步消除。元朝編纂和頒行農書以推廣生產技術，棉花生產普及於南北，在邊疆地區大規模開辟屯田，都是農業發展的標志。由於全國的統一，驛傳制度（站赤）的完善和海運的開通，國內外交通空前發達，商業比唐、宋時代有更大的發展，城市十分繁榮。手工業方面，新興的棉紡業、氈罽業都達到相當高水平，瓷器、印刷等業也有較大進步。科學、文化方面，天文學的成就居於當時世界最先進地位，數學、醫學都在世界先進之列；戲曲、小說創作繁榮，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優秀文學遺產。
其三，元朝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鼎盛時代。陸路、海路都通暢、繁盛，交往范圍擴大，人員來往多而頻繁，均非前代所可比擬。大量科學技術成就和制度文化的互相傳播，對各自經濟、文化的豐富和發展起瞭很大作用。如中國印刷術（見活字印刷）、火藥武器西傳對歐洲社會的進步，回回天文、醫藥在中國，都有深遠影響。
此外，元朝在政治、軍事制度方面也有發展。如建立行省制度（見行中書省），使地方行政管轄體制更趨完善，一直為後代所沿用。元朝的統治也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瞭許多消極、落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