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於19世紀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為瞭維護封建統治，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並相應地改革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機構等多方面的活動。
洋務運動是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當權的官僚在嚴重的“內憂外患”形勢下所採取的“自強”措施。1856～1860年（咸豐六年至十年），清政府面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的雙重威脅，在內外交困中，經過四年的醞釀和爭論，決定“兩害相權取其輕”，首先把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國和捻軍鎮壓下去，而後再設法抵禦被認為是“肢體之患”的外國侵略。為此，它開始實行“自強新政”，主要內容是引進和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在這方面，以對外國侵略者退讓妥協的策略，爭取其軍事上的支援，加強鎮壓太平軍和捻軍的軍事力量。當時主張辦“洋務”的一批貴族和官僚，被稱為“洋務派”。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䜣、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瞭適應形勢需要，1861年清政府成立瞭以奕䜣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辦理外交事務為主，同時辦理以“自強”、“求富”為內容的洋務活動。
初期軍事工業的發展 洋務運動興起之初，其直接目的是鎮壓人民反抗，因此，一開始就以購買洋槍洋炮和創辦新式軍事工業為主要任務。
1861年，曾國藩在安徽創辦安慶內軍械所，制造彈藥、炸炮等軍火。該所以手工制造為主，未雇洋匠，是清末最早官辦的近代軍事工廠。而購買西方近代軍事武器較早而又較多、創辦近代軍用工業的規模較大而又較早者，是李鴻章及其統率的淮軍。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看到洋兵“隊伍既整，炸炮又準”，非常羨慕，認為“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於是大量購買洋槍洋炮裝備淮軍，並相應地改變操練技術；又於是年冬聘用英國人馬格裡在松江籌建洋炮局，並令韓殿甲、丁日昌先後在蘇州辦瞭兩個洋炮局，制造彈藥和短炸炮、前膛槍等武器。淮軍使用洋槍洋炮的速度發展很快。據1864年8月至1865年6月十一個月的軍需支出報告，支放購買外洋各項軍火價值銀二十四萬一千七百餘兩；支放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並京營弁兵薪糧等項銀十一萬零六百餘兩；而支放舊軍備則僅六萬九千餘兩。
清政府創辦的近代軍用企業早期規模最大的有四傢：①江南機器制造總局。1865年李鴻章等將容閎從美國買回的“制器之器”的機器設備，加上在虹口購買的旗記鐵廠，和原來的上海洋炮局合並建成，主要制造軍火和輪船。②金陵機器制造總局。1865年李鴻章將蘇州炮局部分設備西遷南京，並加以擴充建成，主要為“剿捻”制造槍支彈藥。③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專造兵、商各輪船。④天津機器制造局。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創辦，主要制造華北地區用來“剿捻”的軍事裝備。設立這四個企業的目的，除瞭用於生產軍事裝備這一主要任務外，也帶有制造機器輪船、發展民用工商業的意圖，這在江南、福州二局表現得比較明顯。（見彩圖）
福建造船廠
清政府創辦的近代軍用工業雖然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依賴性很強，具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但畢竟是新的近代大工業生產，其部分產品以商品形式出售，所雇用的工人又都是出賣勞力的產業工人，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某些資本主義的因素。
後期軍工和民用企業的發展 19世紀70年代初，形勢發生瞭變化。1870年（同治九年）發生天津教案，1871年沙俄派兵進踞伊犁，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海防、塞防同時告警。外國資本主義的加緊侵略，破壞瞭1860年建立起來的“中外和好”的局面。在國內繼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失敗之後，少數民族起義也於1873年被鎮壓下去，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另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乘“中外和好”之機，加強和加速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侵略。尤其外國廉價商品輸入激增。在40、50年代，每年中外貿易額不過一千萬至三四千萬海關兩之間，1864年即達到一億零五百萬海關兩。外國商品輸入增長率最高的是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紡織品。中國對外貿易由出超逐步變為入超。於是在一部分開明官僚士紳和具有資本主義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中出現瞭抵禦外侮和挽回利權的思潮。
為瞭維護自身的封建統治，適應當時的內外形勢，清政府在軍事上大力建設海軍、增強海防，編練區別於湘淮軍的新式陸軍的練軍；在經濟上，除繼續在各省設立兵工廠和擴大原有的軍用工業之外，主要著重於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和經營，以期與洋商競爭。1873年創設的輪船招商局，是由軍用工業為主向民用工業企業為主轉變的標志。由於洋務運動的任務和內容有瞭某些改變，洋務派在原有官僚集團之外，又加瞭一些買辦商人和有維新傾向的知識分子。
為瞭建立新式海軍，清政府除設廠制造兵船外，還以重金向外國購買軍艦。建立海軍、購買兵船早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就已開始，茲後三十餘年間陸續買瞭各式兵船多艘，主要用於在長江和沿海某些要害處建立水師。當時雖有建立南洋、中洋、北洋三洋水師的設想，但並未實現。把三洋正規海軍的建立提到日程，始於1874年。由於“東瀛小國”日本侵略臺灣，清政府受到震動，一時“海防議起”。為瞭加速建立海軍，清政府先後向英、德等國訂購艦隻，建立瞭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北洋水師。中法戰爭中，福建以及南洋水師受挫。1885年（光緒十一年）後，重點建設北洋海軍。為瞭避免中法之戰中“局勢太渙、畛域太分”之弊，又成立海軍衙門以統一事權，以醇親王奕𫍽為總理，慶郡王奕劻、直隸（約今河北）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會辦。此後陸續向外國訂購的定遠、鎮遠、濟遠等鐵甲艦和其他比較先進的艦隻，均投入北洋海軍艦隊。1888年北洋艦隊初步成軍，艦隊編制基本采自英國。擁有戰艦鐵甲二艘，巡洋艦七艘；守船六艘；輔助戰守各船魚雷艇六艘；其他還有練船、運輸船等，共計二十五艘。與海軍建設相適應，沿海各重要海口還設置瞭炮臺等防禦工事。1875年後，先後築有煙臺、營口、旅順、大連、威海等處炮臺。這些軍事設施，在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中，雖然起瞭一定的抵禦外侮的作用，但因清朝統治的腐敗而終於慘敗崩潰。
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企業，一為“分洋商之利”，以保護利權，並獲得餉源；同時也為軍用工業所需金屬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創辦的這些工業得到供給，減少對外國的依賴。民用工業企業主要有四項：①輪船航運。輪船招商局自1873年開業後，即與太古、怡和及旗昌等輪船公司展開激烈競爭。1877年收買旗昌船產，競爭力加強，後又迫使怡和、太古與之訂立齊價合同，在經營中贏利豐厚。②開采煤礦和采掘、冶煉其他金屬礦藏。1875年開始在直隸開平、臺灣基隆、湖北廣濟三處興建用機器開采的煤礦廠，同時開采和冶煉平泉、雲南、淄川等處銅、鉛礦藏。90年代初，張之洞在湖北辦成以漢陽鐵廠為中心兼采煤采鐵的鋼鐵聯合企業。③電報。從1880年津沽架設電線之後，李鴻章即委派盛宣懷督辦津滬、長江、滬浙閩粵等地電線架設，並逐漸推廣全國，實現與歐洲通報。④紡織業。有80年代初左宗棠在蘭州利用當地駝、羊毛辦起的機器織呢局和上海機器織佈局。前者為官本官辦，由於銷路不暢和技術落後等原因，未能成功。後者為官督商辦，經過十年籌建於1890年投產，並擁有十年專利權，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瞭洋紗、洋佈的進口。1893年機器織佈局毀於火災，李鴻章又委派盛宣懷規復並新建規模更大的華盛紡織總廠。
1894年建成的漢陽鐵廠
洋務派辦的民用工業企業，除少數為政府出資的官辦者之外，大多為官督商辦。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企業在資金來源和經營管理上雖有差別，但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它們雖然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抑制下，得不到正常發展，但畢竟是沖破瞭中國的自然經濟結構而出現的近代新的生產方式，並且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產生瞭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新式人才的培養 與工業企業和新式海軍等事業的需要相適應，在洋務運動期間還培養瞭一批新式人才。洋務運動起步之初，引進西方近代技術設備，興辦軍事工業及購買洋槍洋炮和輪船等種種事宜，主要是依靠外人和“洋匠”辦理。為培養翻譯人員，清政府於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設立瞭同文館，隨後又設立瞭上海、廣州廣方言館。以後，洋務派又在實踐中認識到，要真正辦好“洋務”，達到“求強”、“求富”的目的，中國必須有通曉洋務的人才。為培養這樣的新式人才，一是派遣人員出國留學，二是開辦學堂。
派遣學生出國始於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閎倡議，丁日昌支持，曾國藩、李鴻章會奏促成。由於幼童學習領悟較快，時選十二歲至二十歲之聰穎者，共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國。所選者在國外由小學、中學升至大學，主要攻讀鐵路、船政、礦務、電學、軍事技術、外交等專業。但由於頑固派反對和經費短缺等原因，80年代初被中途裁撤。盡管如此，在留美幼童中，許多人後來仍成為學有專長的人才，如詹天佑等。在派遣留學生的過程中，清政府逐漸認為，出國留學人員應以經過外語訓練的成年人為宜，學習期限三至五年。當時具備這個條件的主要是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所以自70年代中期以後派遣出國的留學生以福州船政局者居多。首批為三十人，學習制造和駕駛；1881年（光緒七年）續派十人；1885年第三批三十人，均赴英、法學習。此外，還有派赴德國學習陸軍和張之洞派赴歐美學習冶煉鋼鐵的一些留學人員。
80年代清政府在國內創辦瞭許多專門性的學堂。1880年起先後在天津、上海、南京等處開辦電報學堂，1880年在廣州創辦西學館，1883年在吉林創辦表正書院，1887年在臺灣創辦西學堂，此外還辦有商務學堂、醫務學堂、礦務學堂等等。在近代軍事學堂方面，有天津、廣州的水師學堂，廣州水陸師學堂，威海水師學堂等。
洋務運動的失敗 19世紀70、80年代，是洋務運動興旺發達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產生，新式海軍、防禦工事的建設初見成效，新式人才的培養也提到議事日程。所有這些，都使中國在艱難曲折中向近代化邁出瞭第一步。
洋務運動發展到80年代，隨著洋務事業的開展和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傳入，特別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社會上開始出現瞭具有傾向資本主義的早期改良主義社會思潮。王韜、鄭觀應等就是這一思潮的佼佼者。他們把東西方各國的君主專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者加以比較研究，認為君主立憲的民主制最適合於中國，提出瞭開國會、設議院的要求。
然而，洋務運動的指導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派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即用科學技術為手段，達到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目的。洋務派官僚不願也不敢提出把專制制度改革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求。正是由於洋務運動本身既不能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擺脫封建勢力的阻撓和浸蝕，因此也就難以避免失敗的命運。1894年（光緒二十年）清政府在中日戰鬥中戰敗和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證明瞭富強未能達到，也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失敗。
參考書目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全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