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是由德國地理學傢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的，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原指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其後，德國歷史學傢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柏林，1910）一書書中，通過對文獻記載的進一步考察，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瞭絲路的基本內含。同時，因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一些外國探險傢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瞭大量古代中國與西方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遺跡、遺物，與絲綢之路有關的歷史、考古等問題遂成為各國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並陸續著書立說，使絲路研究包括瞭更廣泛的內容。
“絲綢之路”一名雖然晚出，但這條貿易通道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隻有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傢。近年各地發現的考古資料已充分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已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漢初，河西走廊曾先後為烏孫、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綠洲諸小國亦為匈奴所控制，漢與西方的道路難以直達。元光二年（前133）以後，漢武帝劉徹連年派大軍進攻匈奴，鞏固西北諸郡邊塞，又陸續設立瞭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割斷瞭匈奴與羌人的聯系，得以溝通西域。又從敦煌到鹽澤（今新疆羅佈泊）築造瞭很多烽燧及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漢兵攻克當道的樓蘭，更其國名曰鄯善，將其國都遷至以南的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公元前60年漢置西域都護，屯田於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張騫西使烏孫結盟後，漢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絲綢之路益加暢通，大量絲帛錦繡沿此路不斷西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此後，王莽當政時和東漢期間，西域雖然幾度因政局波動暫與漢廷中斷聯系，但商業往來並未受很大影響。班超經營西域期間，還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而返。
絲綢之路圖
魏晉時，東西商業往來不斷，位於絲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這裡曾發現中亞粟特商胡的經商書簡。5～6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沿絲路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後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後中亞各國的貢使、商人常集於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遷都洛陽後，洛陽更成為各國商人薈萃之地，“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北齊的都城中也聚集著不少商胡。隋煬帝楊廣曾派黃門侍郎裴矩到張掖招徠西域商人，“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說明當時絲路的興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瞭同於內地的州縣。在龜茲、於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後以焉耆代碎葉），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以後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見羈縻州），這為絲路的暢通提供瞭更可靠的保證。因此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現出國際都會的風貌。
從9世紀末到11世紀，由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興起，東西海上往來逐漸頻繁起來；同時，中國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的分裂、對立，使絲路上的安全難以保障，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降低。在蒙元時期，由於蒙古的西征和對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的直接統治，使東西驛路通暢，許多歐洲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馬可·波羅，都沿此路東來中國，絲路又繁榮一時。明朝建立後，采取閉關政策，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陸上絲路作為中西交通路線已遠不如海路重要瞭。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於兩漢時期。大致東起漢長安，西行上隴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先到樓蘭。樓蘭在古鹽澤（蒲昌海，今羅佈泊）西北部（今羅佈泊已近幹涸，古樓蘭遺址幾全為荒沙所湮沒）。漢代西域有南北兩道，樓蘭是兩道的分岔點。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輪臺，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於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由於千餘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東段逐漸沙漠化，伊循、扜泥諸古城均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東段已遠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明帝劉莊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後，漢與匈奴曾互爭伊吾而多次交戰，終於迫使北匈奴西遷，漢政府遂開辟瞭“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別於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因經吐谷渾境，故稱“吐谷渾道”或“河南道”。隋唐時期，又開辟瞭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
從疏勒西行越蔥嶺抵大宛(今蘇聯費爾幹納)，其都城貴山約當今柯柬德(Khojend)。自此向西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監氏城(Bactra)即今阿富汗巴爾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萊高原(Alai)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為安息，其都城為番兜（和櫝，Hecatompylos）。自粟特西南行達安息東邊重鎮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過阿蠻(Ecbatana)，抵底格裡斯河岸邊的斯賓(Ktesiphon，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數裡即商業重鎮斯羅(Seleucea)。自斯賓順流而下可達波斯灣頭的條支(Charax-Spasinu)。自斯羅西北行可達古敘利亞的安條克(Antiochea)，《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島可達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此城在漢代或稱犁靬（黎軒）。後漢時，羅馬勢力已占有近東、北非，漢人對以亞歷山大城為中心的羅馬帝國東部稱為大秦。另外，沿漢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懸度為今之達麗爾(Darel)，罽賓即今阿富汗首都喀佈爾，烏弋山離為今錫斯坦(Seistan)。這條路東漢時稱作“罽賓烏弋山離道”。從烏弋山離西南陸路行可抵條支。又，從罽賓南行至印度河上遊，沿河南下可達河口處羅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在上述絲路幹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辟。近年來一些學者更擴大瞭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隻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這些提法雖然對研究東西交通有意義，但已非原來意義上的絲路瞭。
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亞歐各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先後傳來中國，並在中國產生瞭很大影響。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傢、道教思想，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給某些國傢以影響。至今，絲綢之路仍是東西交往的友好象征。(見彩圖)
絲綢之路上出土的緋色絹 新疆民豐出土
絲綢之路上出土的羅 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