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
中國經濟學傢。字元善，浙江嵊縣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擔任教授、經濟系主任、教務長、商學院院長等職，並曾任中國經濟學社社長。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第一、二、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屆委員和第二、四、五屆常務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名譽校長，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和中國銀行常務董事等職。
20～40年代的經濟思想 20年代，馬寅初除在北京大學講授銀行學、貨幣學、財政學、保險學、交易所學等應用經濟學的課程外，還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表演講幾百次，對諸如農業、工商業、勞資、國際貿易等問題作瞭闡述，對當時的經濟學界和實業界有一定的影響。這些演講詞後來編輯成《馬寅初演講集》。他還利用在浙江興業銀行當顧問之便，搜集中外資料，於1925年寫成《中國國外匯兌》一書，介紹中外有關國際匯兌的基礎知識和方法。1929年又發表瞭《中華銀行論》，論述瞭各種銀行業務，並對當時國內銀行業務的現狀和問題作瞭比較細致的分析。
這一時期，馬寅初曾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所非議。如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實行之可能否？》、《馬克思價值論之批評》等文中否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宣揚主觀價值論。
1927年後至抗日戰爭前，馬寅初在任南京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兼立法院財經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時，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立法和經濟政策起過一定的作用。他也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抨擊過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政策。在這一期間，他的代表作是《中國經濟的改造》一書，這是一部用全體主義經濟觀點闡述中國經濟問題的著作。
抗日戰爭時期，馬寅初對戰時經濟的研究，以有利於抗戰為目的。他發表過60多篇論文，後編輯成《戰時經濟論文集》。其主要經濟思想有：①主張改革財政制度、建立戰時的稅收制度。他認為30年代的財政制度，很不利於抗戰。當時的關稅、鹽稅、統稅都是間接稅，通過商人轉嫁給瞭貧民，而富有者的存款、地皮、股票等免稅。這不符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公平原則。所以稅制非改不可。②主張穩定幣值，反對惡性通貨膨脹。他認為，如用發行紙幣籌劃戰費，貧民損失重於富人，而由政府用行政手段強迫巨富們購買相當於其發橫財數量的公債，並征收財產稅，則可使法幣穩定，市場活躍。③戰時的貨幣要保持獨立性。中日戰爭除瞭軍事戰爭之外，還有“貨幣戰爭”。中國不能加入日元集團，否則，等於飛蛾撲火，自投羅網。
40年代，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通貨新論》、《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中國經濟之路》等。《通貨新論》是馬寅初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貨幣制度更替和貨幣學說演變的總結。他從理論和政策兩方面論述瞭各國調整通貨的根據、方法和步驟，比較瞭利弊，並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參考外國的經驗教訓，提出瞭如何整頓當時中國通貨的主張。在這一時期，馬寅初的經濟思想主要是：①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傾銷政策，維護民族資本的利益。當日本軍國主義進攻中國的時候，他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傾銷政策，認為官僚資本、封建買辦與洋人勾結在一起，摧毀一切私營企業，這是走向“工業美國，農業中國”的殖民地舊路。②反對官僚資本在經濟上的壟斷統治，維護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他認為，官僚資本勾結帝國主義，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扼殺民族資本，因此，為著中國不變成殖民地，必須打倒官僚資本。同時，他還指出：要真正從事生產，一定要國營民營一起來。③經濟建設必須工業、農業同時並重。④盡量利用外資，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但利用外資應在平等互惠，不損害國傢主權及計劃實施的前提下進行，否則，得不償失。⑤一個獨立富強的中國，要以一個民主的中國為前提，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會有經濟的迅速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經濟思想 先後發表有《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聯系中國實際來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新人口論》等40多篇論文和專著。
《新人口論》1979年第1版封面
在《聯系中國實際來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1956）一文中，馬寅初根據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從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出發，明確地提出瞭要使國民經濟有計劃高速度地發展，必須對各部門、各環節進行綜合平衡，使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在不斷發展變化中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
《新人口論》是馬寅初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成果，系統地闡述瞭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表現形式和解決的辦法。他認為中國的確存在著嚴重的人口問題。人口基數大，增殖快。“人口太多，本來有限的國民收入，被六億多人口吃掉瞭一大半，以致影響積累，影響工業化”。因此，“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馬寅初提出瞭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途徑：①積極發展生產；②控制人口數量；③提高人口質量。在控制人口數量方面。他特別強調，提倡晚婚，實行計劃生育；在提高人口質量方面，他認為隻有提高人們的知識水平，才能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才能有生產力的高速度發展，國傢和人民才能富強起來。在《新人口論》中，他還批判瞭T.R.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論，指出“兩個級數”是虛構出來的，馬爾薩斯消除“過剩人口”的所謂“積極抑制”和“道德抑制”手段是反動的；指出馬爾薩斯人口論目的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