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書》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康有為著述，成書於1901～1902年作者旅居印度時。書中描述瞭他對大同社會的設想。書成後長期“秘不示人”，直到1909年，才在當時的《不忍雜誌》上發表瞭該書的頭兩部分。全書是在康有為去世後，由他的學生錢定安於1935年刊印。

　　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的來源十分複雜。中國古代關於“井田”的說法，《禮記·禮運》中關於“大同”的理想，以及今文經學的“三世說”，西方的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說和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義等，都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的形成發生影響。

　　《大同書》全書共分10部，除在描述大同社會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道德、文化狀況的各部中涉及經濟生活的有關問題外，其中庚部“去產界公生業”，癸部“去苦界至極樂”，以及辛部“去亂界至太平”的一部分，著重描述瞭關於大同社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經濟生活的設想。

1935年第1版封面

　　康有為認為，大同社會是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他強調：“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在公有制的基礎上，人對人的剝削已經消滅。有勞動能力的人都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已被對社會經濟的“統算”（即有計劃）所代替。全地球的“公政府”（中央政府）和各個“度界小政府”（各地方政府）分別負責全球及本地區的計劃工作；商品、貨幣關系在大同社會將永遠存在，個人收入采用按勞動的質量和數量分配的原則，並通過貨幣工資（分10級）和貨幣獎金的形式來進行。

　　康有為設想，大同社會由於生產高度發達和沒有剝削，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普遍達到很高的水平，每天的勞動時間縮短到三、四小時甚至更少，“此時皆遊樂讀書之時”，人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並有選擇職業的充分自由。

　　《大同書》揭露、批判瞭西方國傢資本傢對工人的剝削，壟斷集團的橫暴，貧富懸殊，工人群眾的失業、貧困以及經濟危機帶來的災難。康有為認為這一災難的根源在於對農、工、商各業的“私產”，即資本傢的私有制。

　　在《大同書》成書的時期，西方國傢的資本主義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康有為看到瞭西方社會中日益激化的矛盾，又受到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某些影響，因而書中有若幹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容。但是，當時中國的落後，中國所面臨的封建壓迫的現實，又使他不可能超出歷史條件，把《大同書》寫成一部以批判資本主義為主的著作。書中所宣揚的“去國界”、“去形界”、“去傢界”等理想，主要是譴責封建君主專制、封建等級制，以及封建傢庭中的父權、夫權，而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和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原則代替它們，這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關系的理想化。

　　毛澤東曾對《大同書》作過確切的評價，認為：“康有為寫瞭《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