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主要體裁之一。淵源於古希臘,由酒神節祭禱儀式中的酒神頌歌演變而來。在悲劇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盡磨難,甚至失敗喪命,但其合理的意願、動機、理想、激情預示著勝利、成功的到來。悲劇撼人心魄的力量來自悲劇主人公人格的深化。

  悲劇的類型 在戲劇史上,悲劇的題材經歷瞭一個由窄而寬的發展過程,人物性格也由單純趨向複雜,描寫則由外在矛盾伸向內在矛盾。古典主義時期以前,悲劇多多取材於神話、傳說、民族史詩,主人公隻有超人的神祇、高貴血統的王公貴族才有資格擔當。一般說來,那時的人們崇尚英雄悲劇,側重從國傢生活、宗教生活、倫理生活中擷取驚心動魄的場景,表現激烈的感情、崇高的思想、偉大的人格、不朽的精神。隨著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興起,下層人民苦難的生活才成為悲劇的表現對象。到瞭近代,悲劇愈益面向現實的、平靜的、日常的生活,重視表現人的內在精神活動。根據悲劇所涉及生活范圍的不同,一般分為4種類型。

  ① 英雄悲劇。這類悲劇往往表現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民族鬥爭中的重大題材。悲劇雙方往往是不同階級、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正義與邪惡勢力營壘分明。悲劇主人公一般稟賦高貴,具有崇高的品質,肩負著不尋常的使命,忠實於自己的公民職責,將國傢、階級、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無上,為此不惜犧牲愛情、親人和生命。如古希臘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主人公盜天火給人間,勇敢地反抗眾神之父宙斯。法國古典主義劇作傢P.高乃依、德國劇作傢J.C.F.席勒的悲劇,也多數屬於“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悲劇。J.拉辛與J.W.von歌德等也創作過此類悲劇。中國古典戲曲《清忠譜》、《趙氏孤兒》等也可歸屬於英雄悲劇。

  ② 傢庭悲劇。表現傢庭之間、傢族內部各種復雜的倫理關系及不同的人生價值觀念、道德法則釀成的激烈矛盾沖突。古希臘悲劇《復仇神》、《厄勒克特拉》、《美狄亞》、《伊菲革涅亞在陶裡斯》都是這類悲劇。此外很多表現愛情悲歡離合的悲劇也近似於“傢庭悲劇”,象W.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拉辛的《菲德拉》、中國戲曲《牡丹亭》、《梁山伯與祝英臺》及曹禺的話劇《雷雨》等。這種類型的悲劇不同於英雄悲劇,它不直接表現各派政治力量、不同階級之間的正面沖突,而是在社會政治風雲變幻的背景之前,透過傢庭關系和倫理道德觀念的沖突展現出時代的種種矛盾。

  ③ 表現人們日常生活需求,即“小人物”平凡命運的悲劇。現代劇作傢往往把平凡的“小人物”作為悲劇的主人公,與他們相對立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有形與無形的巨網。E.奧尼爾的《安娜·克裡斯蒂》中的年輕水手、老水手及他的女兒,各自懷著平凡而合理的渴求,但嚴酷的現實所加給他們的卻是深重的精神苦難。《天邊外》則把一個理想主義者置於卑瑣的現實環境中,表現他肉體的毀滅和精神的解脫。A.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表現瞭一個老推銷員所信奉的價值觀念的破滅。E.奧尼爾的悲劇觀念可以表明這類悲劇的實質。在他看來,一個隻追求輕而易舉的成就、安於現狀的人,沒有真正的價值,悲劇性就在於人在永不滿足的、不能實現的追求中找到自我;悲劇能使人在精神上變得高尚,使他們從日常生活的瑣碎貪求中解放出來。

  ④ 最後一種類型的悲劇,其所表現的矛盾沖突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生活,表達瞭人類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對理想社會的渴望,並力圖認識、掌握、駑馭自然、社會及人自身,展現著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艱難歷程。這種類型的悲劇實際上是必然與自由的悲劇沖突。古希臘的“命運悲劇”就是這種悲劇。所謂“命運”,不過是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及自然與社會的法則,即一定社會歷史條件對人的生命活動的限定。《俄狄浦斯王》便是一部人與命運抗爭的悲劇,盡管悲劇主人公最終亦未擺脫命運的羅網,但他卻在不妥協的抗爭中獲得瞭自身的價值。歌德的《浮士德》通過悲劇主人公探討著人生的目的。浮士德幾乎把人生的一切苦果與美酒都嘗過,終於發現官能的享受、知識的追求以及科學、藝術、愛情的甘甜都是有限的;唯有億萬人民永不衰竭的熱情,永不停息的創造,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才是人生最偉大的目標。在這裡,個人找到瞭與自然、與社會、與人類同一的永恒價值。當代有些劇作傢從人在荒誕的世界中的尷尬處境尋找悲劇題材,借以表現人們對失去瞭的人的本質力量的渴求。E.尤內斯庫的《椅子》揭示瞭現代西方人真實的可悲境遇:人的地位被越來越多的“物”取代瞭,而人卻被降到瞭物的地位。S.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再現瞭現代西方人的一種悲劇意緒: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都在逐步實現,但人們又普遍感到還有更重要的未能得到,它是什麼?它在哪裡?不知道。劇中人物在光禿如沙漠的舞臺上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做著一連串莫明其妙的動作,講著不知所雲的話語,在等待著“戈多”。然而戈多沒有來,也不知何時能來?更不知戈多為誰?但必須等待下去。在這類悲劇中,悲劇人物的對面是異己的自然力、社會力,人就是與這些無形而又不存在的力量頑強鬥爭著。必然與自由的矛盾沖突,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深層次的矛盾沖突。實際上,前3類悲劇沖突歸根結柢也都表現著必然與自由的鬥爭,隻不過是在特定的領域中進行的。

  悲劇的實質 無論“英雄悲劇”、“傢庭悲劇”,還是“小人物悲劇”,都要探索到人類本質力量這一人生最深的底蘊。人們意識到的與意識不到的要求、欲望、情感、意志、思維、興致等等,都是歷史的產物,是文化對人的生成。悲劇性的矛盾體現瞭人的內在生命運動的無比豐富性與獨特性。然而,悲劇人物又不可能在現實中實現自我的意願。在莎士比亞的悲劇中,與其說顫栗於人的罪惡,莫如說震懾於人自身那超越個人意志所能遏制的力量,諸如野心權勢欲、金錢欲、復仇欲、嫉妒、愛情、情欲等等,這些欲望強大到足以創造一切和毀滅一切。人類的分裂沖突,與其說是人與外在世界的搏鬥,莫如說是人與自己內在的本質力量在搏鬥,是人自身的分裂與對立。理性帶給人新的覺醒,而高度理性的哈姆雷特卻由此使自己剛毅的性格蒙上瞭猶豫的陰影,精神上不懈的追索使得行動變成蒼白,自覺到行動的有限和目標的無限之後,痛苦便永遠無法排遣地縈繞在心頭。人是由自己創造的,人也就被自己所毀滅,不論戰勝或毀滅,均來自於人自身內在的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力量,使得我們將自己意識到的或意識不到的欲望、情感、意志、思維、行動、命運都提升到人類自我創造的歷史行程當中去,從而獲得發展與完善自我,確證自身的解放之感,獲得要求有一個合理的社會環境的自覺意識。

  別林斯基認為,悲劇的因素存在於現實中,所謂生活的肯定中;悲劇的世界是人類熱情和意志無限的世界。黑格爾強調,悲劇必須顯示出倫理實體性的因素,悲劇的矛盾雙方都要有倫理的辯護理由,它們應體現為不同的倫理力量。他所說的“倫理性的實體”,作為一個具體的統一體,“是由各種不同的關系和力量所形成的整體”,實則指人類現實社會。而倫理力量存在於國傢生活中、傢庭生活中、宗教生活中,體現著現實關系、自然意願與道德法則,諸如公民義務、職責、統治者的意志、親屬之愛等等,它們對“現實生活利益和關系積極參與和推進”。從這個意義上說,悲劇矛盾深深植根於歷史的必然性之中。然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歷史’並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正是在個人活動與歷史的相互關系的歷史觀的基點上,恩格斯提出瞭那個著名的悲劇定義:“歷史必然的要求與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沖突。”在他們看來,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各個人的意志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這樣的一幅歷史圖景,最易在悲劇中清楚地向人們展示出來。《安提戈涅》如此,《哈姆雷特》、《李爾王》、《麥克白》同樣如此。安提戈涅為盡手足之情獻出生命,可是克裡翁由於自己的專橫殘暴,同樣遭到始料不及的懲罰,兒子、王後相繼自殺身亡。《哈姆雷特》最終的結局,既非哈姆雷特的意願,也非克勞迪斯的本意,他們都按照自己所處的地位、對事物的理解和要求行動著,每個人的行動必定與另一個人的行動發生沖撞,而每個人的行動的結果都背逆瞭他的願望。雷歐提斯要為父親和妹妹報仇,反倒成瞭國王陰謀中的兇手,而國王為此也斷送瞭王後與自己。悲劇雙方都有倫理的辯護理由,並不等於說他們必定都是合理的,對歷史的合力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在這裡,不能用“善”與“惡”、“有罪”與“無罪”去理解悲劇沖突,使之庸俗化。

《安提戈涅》劇照

  悲劇人物 悲劇人物,無論是埃斯庫羅斯塑造的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還是像莎士比亞塑造的哈姆雷特、麥克白、李爾、奧賽羅,抑或像《等待戈多》中表現出來的現代西方社會的悲劇意緒,均體現出人生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悲劇所給予人的驚魂動魄的感受,並不在乎它向人們展示的不可抗拒的矛盾法則以及那些摧殘人、撥弄人的來自自然、社會的強大力量;悲劇打動人心的力量來自人自身,來自主人公不甘心於命運的安排,並以有限的力量向強大的環境所做的抗爭。他們雖處逆境,卻並不一味地哀怨、嘆息、乞憐、束手待斃、無所作為。相反,悲劇人物偏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按照自己對生活的要求和願望去奮爭。那位古希臘著名的俄狄浦斯王,雖難逃厄運的支配,弒父娶母,但他的一生,始終執著於自己神聖的責任和使命。這些人物都是自己選擇自己的行動,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運。阿基琉斯絲毫不為母親的警告所動,在他看來,榮譽高於生命,毅然投入戰爭。赫克托耳明知戰鬥萬難取勝,但他既不開門降敵,也不怯陣逃遁,而是在父母妻兒的哀痛哭泣聲中,面對死亡,與阿基琉斯決一死戰。《趙氏孤兒》中的程嬰、公孫杵臼,《清忠譜》中的周順昌等五義士,都是這樣的悲劇英雄。安提戈涅盡管惋惜自己青春年華,留戀美好的人生歡樂,但她自由地做出瞭她認為應該做的事,死而無憾。與安提戈涅相比,竇娥生前沒有來得及做自己想做的事,她的勇氣、膽識毫不遜色於安提戈涅。然而,黑暗的現實打碎瞭竇娥幻想的同時,也扼殺瞭她任何行動的可能。關漢卿並沒有讓天地由於證實竇娥的冤枉,從而代替瞭竇娥個人的復仇行動。天地也救不瞭她,伸冤報仇的任務還得靠竇娥死後的鬼魂去完成。竇娥死後的復仇,實際上是她性格發展的必然行動。

  在所有的悲劇中,人的自覺的意志、自覺的行動在英雄悲劇中表現得最強烈鮮明、顯而易見。其實,這是一切悲劇人物的本質特征,甚至那些掙紮於死亡線上的孤苦無助的可憐的人們,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悲慘的處境,力圖擺脫、改變自己的命運時,也就成為悲劇人物。《安娜·克裡斯蒂》中的女主人公,雖淪落風塵,受盡侮辱,卻追尋著獨立的人格、真正的愛情並與命運苦鬥。《天邊外》中的羅伯特身居偏僻的農莊,為瞭虛幻的愛情放棄瞭出海追尋理想的機會,而農莊的狹小的圍墻卻把他毀掉瞭。

  悲劇人物總是熱烈地永不停頓地向宇廟、向自己的靈魂探索和查問,他不會漠然無視外部世界與內心世界的矛盾。他或者去思考,或者去表示自己的愛憎,或者付諸行動,他總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對自己行為後果負責。俄狄浦斯王自己刺瞎瞭自己的眼睛;奧賽羅一旦發現自己的輕率所釀成的大錯,便毅然自殺,以懲罰自己。

  在藝術中,人類的歷史、命運,都是經過由單個人的悲歡離合窮途顯達顯示出來的,人生的種種價值,散射、匯聚在個性中,從心靈深處輝映出斑斕錯雜的光芒。人類總體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方式,要由每一個單個人憑借自己有限的一生去體現,這樣就呈現出變化萬千的紛繁景象。較之人類生命,個人的生活如此有限,個人的生命如此短促,即使在通往成功、榮耀、真理的途程中,也遍佈荊棘與險阻。悲劇最能表現矛盾鬥爭的內在生命運動,從有限的個人窺見那無限的光輝的宇廟蒼穹,以個人渺小的力量體現出人類的無堅不摧的偉大。在這個意義上,悲劇不愧“是戲劇詩的最高階段和冠冕”。悲劇是人類精神極致的藝術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