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蘇聯文學界對一部分作傢的稱呼，主要指那些在政治上同情並擁護蘇維埃政權但對革命的性質和意義認識不清、世界觀還不是無產階級的作傢和詩人，首先是指“意象派”、“謝拉皮翁兄弟”、“山隘”、“構成主義者文學中心”、“列夫”等文學團體的作傢，同時也包括某些沒有加入任何文學組織的作傢，如列昂諾夫、拉夫列尼約夫、阿·托爾斯泰、莎吉娘、希什科夫等。但“同路人”這個名稱當時用得比較廣泛，沒有固定的範圍，例如崗位派把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等也算在“同路人”作傢之列。20年代蘇蘇聯文藝界對“同路人”作傢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崗位派和“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傢聯合會）批評傢對“同路人”作傢基本采取否定的態度，認為“同路人”文學在根本上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這種文學隻會“歪曲革命”，“誹謗革命”，從而對“同路人”作傢采取排斥、打擊的態度。“拉普”後期甚至提出“沒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敵人”的極端口號，把“同路人”作傢統統趕到敵人一邊去。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沃朗斯基和《紅色處女地》雜志的態度，他們則過高估計“同路人”作傢的作用，否定無產階級文學的存在，認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蘇聯文學主要靠“同路人”作傢。俄共(佈)中央的態度是反對以上兩種極端，既反對托洛茨基、沃朗斯基的“投降”傾向，又反對崗位派對非黨作傢的輕視態度及其妄自尊大的作風。俄共(佈)中央1925年在《關於黨在文學方面的政策》中規定，在對待“同路人”作傢時必須註意：①他們的分化；②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作為文學技術的熟練“專傢”的重要性；③這一群作傢的動搖情況。它指出，“一般的方針應當是周到地和細心地對待他們，即采取那種足以使他們盡可能迅速地轉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來的態度”；“應當以容忍的態度對待中間的思想形態”。1934年，蘇聯作傢協會成立後，“同路人”作傢也都加入瞭統一的作傢協會，“同路人”作傢這個術語便隨之消失。原來被稱為“同路人”的許多作傢如阿·托爾斯泰、列昂諾夫、費定、吉洪諾夫、符·伊凡諾夫、莎吉娘等，後來都成瞭著名的作傢，為蘇聯文學作出瞭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