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現代文學中一種具有廣泛群眾性或通俗性的文學的總稱。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相對應，在商品經濟流通過程中，側重於追求群眾趣味，註意消遣性和娛樂性。現代題材小說、傳奇小說、劍俠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打鬥小說、政治小說、言情小說、推理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在廣義上都可以列為大眾文學。
大眾文學中具有積極社會意義的創作和“純文學”往往沒有嚴格的區別，被稱為大眾文學的作傢，也往往是“純文學”的作傢。大眾文學中消極的、庸俗的創作作，常常以情節驚險、離奇、打鬥和黃色取悅讀者。
大眾文學淵源於日本古典的通俗文學。明治維新後近代文學中的講談讀物（說評書），具有大眾文學的傾向。日本翻譯歐洲的偵探小說和江戶題材的小說，也為後起的大眾文學作瞭準備。但是，大眾文學並不是傳統文學的繼續，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物。20年代初期，隨著報紙、刊物、出版、廣播等宣傳工具的急速發展，以及經濟蕭條的不斷襲擊，一種大量傾銷的商品形式的文學快速發展起來。1925年講談社出版的《國王》雜志，刊載以大眾娛樂為目的的小說，發行量達到七、八十萬份的空前紀錄。同年《大眾文藝》雜志創刊。1927年平凡社發行《現代大眾文學全集》。當時日本主要報紙發行量已經突破100萬份，為連載大眾小說提供瞭最好的園地。
從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大眾文學的勃興階段。大眾文學作傢一方面運用歐洲現代文學的表現手法，一方面著力於寫現代題材和傳奇題材，使這種新興的文學飛速地擴大瞭市場。白井喬二(1889～ )於1924至1927年在《報知新聞》上發表他的描寫日本兩大封建貴族70年間奸智鬥爭的連載小說《富士黑影》，風靡一時。中裡介山（1885～1944）自1919年起發表的歷史題材的傳奇小說《大菩薩嶺》，在報紙上連載23年。大佛次郎(1897～1973)的新聞小說《晴天陰天》1926年在《大阪朝日新聞》連載。1927年在《東京日日新聞》連載他的傳奇小說《赤穗浪士》，以歐洲文學的技巧，擴大瞭大眾文學的范圍。吉川英治(1892～1962)也把歐洲現代文學的技巧，運用於傳奇小說的創作，產生瞭結構龐大、情節曲折的長篇小說。1926年在《大阪每日新聞》連載的《鳴門秘帖》，描繪劍術傳奇故事，贏得瞭市場。長谷川伸和子母澤寬合寫的以賭徒、流浪漢為題材的小說，也在20年代後期流行起來。江戶川亂步、小酒井不木等還開拓瞭日本偵探小說的道路。
菊池寬、久米正雄、吉屋信子、中村武羅夫、加藤武雄等，在20年代中期先後由純文學走向通俗文學創作的道路。他們以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報刊為陣地，發表現代題材的小說。菊池寬繼《珍珠夫人》之後，以《新珠》、《再和我接個吻》、《紅天鵝》、《結婚二重奏》、《貞操問答》等言情小說，成為流行的大眾文學作傢。
菊池寬手跡
在日本法西斯日益猖獗時，大眾文學也出現瞭呼應軍國主義的傾向。編輯出身的大眾小說傢直木三十五期(1891～1934)於1932年發表《法西斯宣言》，並在報上連載《日本的戰慄》，公然支持法西斯。1937年侵華戰爭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眾文學的軍國主義色彩日趨濃重，一部分作傢充當軍隊報道員。吉川英治於1935至1939年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的小說《宮本武藏》，表達瞭“從亂世的兇器轉變為保衛和平的劍”的思想。這一時期，不利於軍國主義國策的作品受到排斥，連推理小說也受到限制。大眾文學的某些作傢改寫歷史小說。
日本戰敗後，大眾文學又開始活躍。野村胡堂等人的追捕小說、山手樹一郎等人的人情小說和村上元三的格鬥小說，在戰後不久便相繼流行起來。
戰後大眾文學有很多新的變化和特點。這種變化和特點在“中間小說”上表現得最集中、最深刻。所謂“中間小說”，一方面具有大眾文學作品廣泛的群眾性和銷路，另一方面又具有純文學的藝術特征。《日本小說》、《小說新潮》、《大眾讀物》、《小說現代》等期刊大量發行，為中間小說的發展提供瞭條件。石坂洋次郎、織田作之助、田村泰次郎、舟橋聖一、源氏雞太等人，成為新起的中間小說作傢。50年代由於電視的普及，進一步促進瞭中間文學的發展。柴田錬三郎、五味康祐從事情節緊張的劍術小說的創作。
50年代開始興起的推理小說，也有不少是屬於大眾小說范疇。
在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中，大眾文學的發展日益復雜化和多樣化。小松左京、星新一等人的科學幻想小說廣泛流行。伊藤桂一、豐田禳、吉村昭以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記小說而知名。五木寬之是出色的風俗小說傢。
大眾文學是在資本主義報刊、廣播、電視、出版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資本主義享樂、頹廢、腐朽的一面。有些大眾小說充滿瞭黃色內容，即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