Н.Г.車爾尼雪夫斯基
俄國革命傢、哲學傢、作傢、批評傢。1828年7月24日生於薩拉托夫城一神父傢庭。1836年進薩拉托夫正教小學，1842至1845年在正教中學肄業。1846年進入彼得堡大學語文歷史系研究哲學、歷史、經濟學和和文學。一度熱中於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不久即發現黑格爾體系中原則同結論之間的矛盾，進而研究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受到人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密切關心國內外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同情法國和西歐各國的革命鬥爭。1848年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一些成員接近，開始接觸空想社會主義學說，註意到傅立葉“法郎吉”學說中的美好理想，但也發現它的缺點和局限性。
1850年，以優異成績從大學畢業。次年重返薩拉托夫，在中學教授語文，他的進步思想對學生頗多啟發，深得學生愛戴；但遭學校當局之忌，不久即被迫離校。1853年同奧爾加·索克拉托夫娜·瓦西裡耶娃結婚。同年5月遷居彼得堡，開始為《祖國紀事》雜志撰稿，並著手寫作學位論文《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秋末與涅克拉索夫相識，應邀加入《現代人》雜志編輯部。次年在《現代人》雜志上發表《阿甫傑耶夫中長篇小說集》、《論批評中的真誠態度》和論奧斯特洛夫斯基喜劇《貧非罪》的文章，強調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主張“批評是對文學作品優缺點的評論”，反對註重細節和講究纖巧。1855年，《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一文經過公開答辯後獲得通過。同年冬開始發表《俄國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系統地探討瞭俄國文藝批評思想的發展。1856年因涅克拉索夫出國就醫，接編《現代人》雜志。同年與杜勃羅留波夫相識。次年下半年邀請杜勃羅留波夫參加編輯部，不久又負責評論欄，自己則主要研究哲學、歷史與政治經濟問題，尤其是農奴解放問題。他主持的《現代人》雜志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講壇。這一時期他先後發表瞭《萊辛，他的時代，他的一生與活動》以及論述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文章，同時完成多種重要的哲學、經濟學論著。其中《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1860)發揮瞭戰鬥的哲學唯物主義觀點，並系統地闡明“合理利己主義”理論；《資本與勞動》(1859)揭露瞭沙皇俄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腐敗；《雜志述評》(1857)和《對反對公社所有制的哲學偏見的批判》(1858)等文則提出俄國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通過農民村社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1859年秘密前往倫敦，同赫爾岑協商共同對沙皇反動派進行鬥爭問題。1861年發表《論戰之美》，批駁瞭自由主義文人對《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的攻擊。1862年，俄國國內形勢日趨緊張，農民起義席卷全俄，政府悍然予以鎮壓；6月，《現代人》雜志被勒令停刊8個月。7月，他的寓所被搜查，接著本人被捕，關入彼得堡羅要塞。在兩年拘留期間，他進行瞭理直氣壯、毫不屈服的鬥爭。政府因找不到任何罪證，最後采取偽造證據的手段，強行判處服7年苦役後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並把他當作“國事犯”，於1864年5月在彼得堡梅特寧廣場將他示眾，處以假死刑。政府的這一暴行激起群眾莫大憤慨。事後，赫爾岑在《鐘聲》雜志上發表瞭強烈的控訴。7月，被押送到伊爾庫茨克鹽場服苦役，8月被轉送到卡達亞礦山。兩年後，又被解送到亞歷山大工場。政府害怕人民對他表示同情，又看到革命者多次設法營救，在7年苦役期滿後，又延長其苦役期，並將他發配到荒無人煙的維柳伊斯克。
《怎麼辦？》插圖
苦役和流放並未挫折他的戰鬥意志，他仍利用一切可能進行寫作。被監禁在彼得保羅要塞期間，寫出長篇小說《怎麼辦？》(1862～1863)。小說在拉赫美托夫身上集中表現瞭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革命傢的特征；借薇拉、羅普霍夫與吉爾沙諾夫的愛情，表達對戀愛自由和婦女解放問題的看法；通過薇拉的縫衣工場和她的四次夢境，宣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小說在《現代人》雜志上發表後引起強烈社會反響，教育瞭青年一代和許多革命者。在服苦役期間寫成的長篇小說《序幕》(1867～1869，第一部於1877年在倫敦出版)，描繪瞭農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國社會鬥爭。小說主要人物伏爾庚和列維茨基反映瞭作者和杜勃羅留波夫的理想及其精神面貌。
在延長苦役期間，政府曾多次勸誘他呈請赦免，都遭拒絕。長期的苦役和流放使他的健康受到損害。1883年獲準回到阿斯特拉罕居住。他不顧當局的刁難與限制，寫作瞭《回憶屠格涅夫同杜勃羅留波夫的關系》等文章。在《人類知識的特征》等文中批判瞭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在所譯韋伯《世界史》（11卷）的註釋中，批判瞭韋伯的保守的民族主義觀點。
1889年6月被準許返回故鄉薩拉托夫，他迫切希望從事新的工作，但終因備受折磨，身患重病，是年10月29日逝世。
在哲學上，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認識的源泉是對人們的感官發生作用的客觀世界，駁斥瞭康德的不可知論，並力圖以唯物主義的精神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唯物主義哲學具有革命性、現實性，但限於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條件，未能上升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的觀點中包含有人本主義的成份。
在美學思想上，他繼承和發展瞭別林斯基的傳統，堅持和捍衛文學中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原則。他的《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等論著，針對當時流行的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美學觀點，從“尊重現實生活，不信先驗的假設”的唯物主義原則出發，提出瞭“美是生活”的著名論斷，認為“任何事物，我們在那裡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這一定義不但肯定瞭美及其他審美范疇的客觀性，而且指出瞭美的理想性，強調美隨著時代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新的時代“有新的要求，隻有新的美才能滿足它們”。他還指出，美的觀念受社會條件的制約，不同社會集團具有不同的審美標準，如農民和貴族對女性美的看法就不大一樣。從上述觀點出發，他強調藝術美是現實美的反映，藝術的目的和本質在於再現生活，藝術的內容是“生活中普遍引人興趣的事物”。他十分重視藝術的社會教育作用，認為藝術應該“說明生活”，“對生活現象下判斷”，通過“描寫生活所提出的主題”，“表現一定的思想”，成為“人的生活教科書”。同時也指出藝術的審美特征，強調“藝術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活生生的個別的事實去表現思想”，“盡可能在生動的圖畫和個別的形象中具體地表現一切”。但他往往片面地強調生活而過分貶低藝術的價值，不能科學地、歷史地闡明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藝術和現實的辯證關系。
在文學批評方面，他從革命民主主義和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總結瞭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形成和發展的豐富經驗，進一步加強瞭文學與解放運動的聯系。他在《俄國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等論著中，批判瞭自由派文人鼓吹的“純藝術論”以及他們對以果戈理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的種種污蔑歪曲，指出果戈理的功績在於“第一個使得俄國文學堅決追求內容，而且這種追求是沿著如此富於成效的傾向、即批判的傾向而進行的”。他不僅捍衛瞭果戈理和別林斯基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指引同時代的進步文學適應時代的新要求，進一步發展這一傳統。他對奧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格裡戈羅維奇、列夫·托爾斯泰等新興現實主義作傢的創作從思想和藝術上作瞭精辟的分析和評價，指出瞭這些作傢創作才能發展的正確道路。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50年代和60年代農民運動蓬勃發展時期俄國進步思想界和文學界的領袖。列寧說：“他善於用革命的精神去影響他那個時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過書報檢查機關的重重障礙宣傳農民革命的思想，宣傳推翻一切舊權力的群眾鬥爭的思想。”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要哲學美學著作和文學作品早已翻譯介紹到中國。他的《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和小說《怎麼辦？》對中國文藝界和廣大青年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怎麼辦？》插圖
參考書目
佈爾索夫：《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美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北京，1980。
普列漢諾夫：《車爾尼雪夫斯基》，上海，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