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提出某種社會問題而創作的小說。它與問題劇一樣，都是“五四”時期開始出現的文學現象。當時以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傳播為背景，形成瞭文學必須接觸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主義主張。俄國文學、東歐文學、北歐文學特別是易蔔生密切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進步傾向，也影響並促成瞭中國問題小說的興盛。周作人說；“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這種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中國小說裏的男女問題》）陳望道、沈雁冰等認為：問題小說就是“以勞工問題、子女女問題以及倫理、宗教等等問題中或一問題為中心的小說”（《問題小說》）。魯迅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短篇小說，如他自己所說，“原意其實隻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每周評論》上胡適的小說《一個問題》，《新潮》上的小說象汪敬熙的《誰使為之？》，羅傢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晨報》上冰心的《兩個傢庭》、《斯人獨憔悴》、《去國》等，都是較早出現的問題小說，有的連題目都帶著問號。由於作者思想傾向不同，初期問題小說中有一部分作品專以“美”和“愛”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大部分則並不提供答案，是所謂“隻問病源，不開藥方”；而“不開藥方”本身，也正是問題小說的特點之一。
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的流行，主要反映瞭大批知識青年的覺醒。它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需要，又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結果。後來，問題小說也體現著作傢密切關心現實這一優良的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樹理就把自己的小說也叫做“問題小說”。他說：“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的新時期，許多作傢解放思想，通過自己筆下的藝術形象，對以往的歷史經驗進行嚴肅的探索和總結，作品往往以其強烈的哲理性而引人深思。因而也被稱之為“問題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