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文學理論論文。陸機作。陸機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並總結前人的經驗，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較系統地論述瞭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對於文學創作構思過程中的想像問題和感興問題的論述尤為精闢。
陸機是西晉的著名作傢，深知創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稱“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他寫作《文賦》的目的，就在“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唐代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作者認為創作的來源是由於外界事物的激發或受前人作品的啟示。即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作者強調的是對自然景物的感受和書本知識的影響，而忽視瞭人們的社會生活。這一缺陷和陸機本人註重辭藻、多擬古之作的創作傾向有關。但他強調外界事物對作傢的影響，還是有一定的唯物主義因素。從這種思想出發，他認識到創作應該“意”“稱物”，“文”“逮意”。所以他對創作的想象問題作瞭精辟的論述：“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經過這樣專心致志的想象和構思，然後能做到“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即內在的朦朧的文情逐漸清晰，外在的鮮明的物象紛至沓來。作者對所描寫的事物必須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這樣，也才能從“群言”、“六藝”中擷取精英，造意修辭，進行獨特的創造。
作者認為經過構思的階段，便要考慮結構、佈局、剪裁、修辭等表現手段。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第一，是“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一方面要註意銓衡去留，作到辭意雙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時還要防止意興偏枯，唱而靡應；妍蚩相匹，應而不和；情寡詞浮，和而不悲；絕曲高聲，悲而不雅；古調質詞，雅而不艷等毛病。第二，是正確處理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作者雖強調辭藻，仍認為內容是主要的。他說：“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他認為輕視內容而僅追求形式，則成瞭“徒尋虛而逐微”，結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第三，是要在眾多的形象中去進行選擇和概括；有時要先樹要領，有時要後點主題；有時從晦到明，逐步闡述，有時又求易得難，須要層層深入；有時文章枝幹雖具而根本未安，有時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節未妥；有時感到招來即得，有時又感到煞費經營。總之，必須“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以期達到“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
《文賦》對創作的“感興”也就是“靈感”問題作瞭比較詳盡的描述。作者說：“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臥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創作靈感的出現與消失均極形象，是他的深切體會。這個問題，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是陸機首先提出的。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篇》則本之陸機。沈約、陸厥、蕭子顯等人，雖然也有類似言論，卻遠不如陸機談得具體。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對這個問題無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因而認為它是不可知而且無能為力的。他隻能根據實際經驗形象地描寫瞭這一現象。
《文賦》中對各種文體及其與風格的關系，也提出瞭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人們由於性情的不同，對文風的好尚也各異，“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這實際上是更明確地發揮瞭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說法。他把文體分成10類：“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這種分類比曹丕所分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要細致得多，並且已經奠定瞭後來《文心雕龍》、《文選》等書關於文體分類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並未對文體本身的特點作什麼說明，如關於“詩賦”，隻說到“欲麗”的要求。陸機則具體地說到瞭詩的作用在於緣情，而賦則在體物。後來許多人往往以緣情、體物作為詩、賦的一種專稱。更重要的是他用緣情、體物二詞概括詩和賦的特點，正體現瞭魏晉人的文學觀。在此之前的戰國秦漢人大抵贊成詩言志(《尚書·堯典》)之說，重在表現思想而不是表達感情；兩漢論賦，又多強調諷喻之意。陸機的主張卻強調瞭詩要表現作者的感情；而對賦也強調體物圖貌等藝術特點。他這種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瞭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強調作品的藝術特點，使之擺脫儒傢傳統思想的束縛，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文賦》對聲律的探討也體現瞭魏晉人的觀點。據《顏氏傢訓·音辭篇》記載，從漢末孫炎創反切以後，“至於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講到晉代呂靜仿魏李登《聲類》，作《韻集》5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魏書·江式傳》）。陸機正式吸取瞭這些成果，提出瞭文章的音律問題：“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創作中，確實也比較註意音律。他現存的詩作中，有一些已比較接近後來的近體詩。雖然當時尚無四聲之說，但從西晉開始，已有宮商之說(張敏《頭責子羽文》)。在陸機以後，顏延之、范曄、謝莊等也講過作詩的宮商問題。這種理論為沈約創造“四聲八病”說及律詩的形成準備瞭條件。
《文賦》的出現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過作者自身經驗，綜述瞭創作過程。後來劉勰的《文心雕龍》正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篇》中說：“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但陸機探討文學創作，多半是憑自己和前人的經驗，往往隻能言及現象而不能作進一步的解釋。所以今人錢鐘書說：“《文賦》非賦文也，乃賦作文也。機於文之‘妍蚩好惡’以及源流正變，言甚疏略，不足方劉勰、鐘嶸；至於‘作’之‘用心’、‘屬文’之‘情’，其慘淡經營、心手乘合之況，言之親切微至，不愧先覺，後來亦無以遠過”(《管錐編》)。歷來的批評傢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說到“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總術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序志篇》)。這些批評還是恰當的。後來的論者批評陸機，往往就他“詩緣情而綺靡”等語著眼，認為“綺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謝榛《四溟詩話》）；“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紀昀《雲林詩鈔序》）。謝榛、紀昀二人的批評就未免過當。至於稱道他的，則多著眼於他對創作構思的論述。如清代鄧繹《日月篇》中認為從劉勰到蘇軾等人關於感興的見解，“亦多胎息於陸”。
陸機的理論和他的創作實踐存在著一些矛盾。如他主張“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然而他的創作卻常被人指責為過於繁縟。這一點，其弟陸雲和同時人張華都向他提到過。後來東晉孫綽說“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文學》篇）；《文心雕龍·議對》篇說他一些文章“腴辭弗翦，頗累文骨”。《文賦》又強調“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茍傷廉而愆義，亦雖受而必捐”。但他的擬古詩12篇及某些樂府詩多數是因襲前人之作的原意，僅僅更換一些辭句或添加藻飾。這可能就是他自己說的“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當然，那些擬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寫，而《文賦》則是晚年所作。關於《文賦》的寫作年代，舊說依據杜甫《醉歌行》“陸機二十作《文賦》”一語認為系少年時作，但據今人周振甫考證，當作於他40歲以後。那麼《文賦》中關於創作的理論，或許是他後來的認識。所以在《文賦》中，他曾慨嘆：“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文賦》全文載於《文選》。今人郭紹虞主編的《歷代文論選》有較詳的註釋。張少康有《文賦集釋》，收集頗富，註釋亦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