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近代經史學者、思想傢、文學傢。原名遠達，後更今名；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晚年皈依佛教，法名承貫。湖南邵陽（今隆回縣）人。與龔自珍齊名，人稱“龔魏”。
生平 魏源在嘉慶十八年(1813)成湖南拔貢生，次年入都朝考，沒有取得仕進出路，羈留京師數年。後又到過湖南辰州、山西太原、四川重慶等地。嘉慶末，道光初，又出入京師，與龔自珍結識，二人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學術上由前期受宋明理學影響急遽轉向今文經學，成為今文經學的“健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道光二年(1822)中順天鄉試舉人第二名，但以後幾次會試都沒有考中進士，曾在直隸提督楊芳傢中坐館。道光五年入江蘇佈政使賀長齡幕府，為賀編纂《皇朝經世文編》，從事經世之學，投身時務政事改革，一力促成漕糧改行海運，使漕費節減一半。道光八年，一度遊杭，曾從錢東甫探究佛學。九年，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有機會接觸本朝文獻掌故。十一年因父喪去職，從此定居東南。曾入兩江總督陶澍幕府，參預兩淮鹽政改革，提出以票鹽制代替綱鹽法，使鹽課由積年虧累一變而為溢額，他自己也由經營票鹽致富。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他熱情投入衛國鬥爭，曾至寧波軍中參加訊俘工作，又一度入欽差大臣裕謙幕府。因為朝廷和戰無定，事無可為，辭歸揚州，從事探求富國強兵以抵禦外侮道路的著述。撰寫《聖武記》，以備借鑒。又承林則徐的《四洲志》編纂《海國圖志》，系統介紹世界各國狀況，提出瞭著名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針。道光二十四年，魏源中禮部會試，次年舉行殿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曾先後任東臺、興化知縣，淮北海州分司運判，高郵州知州。居官期間，能盡力之所及為一方興利，受到百姓稱頌。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革命軍攻占揚州，他在高郵州以遲遞軍事情報為人彈劾去官。隨後應邀入安徽巡撫周天爵幕府，參加過鎮壓宿州捻軍的活動。不久辭歸興化，匯輯《凈土四經》，息心於佛教。這是他對清王朝感到絕望、對太平天國革命不能理解而趨於消沉的結果。咸豐六年秋，遊杭州，寄居僧舍。次年去世，葬於西湖南屏方傢峪。
政治哲學思想 魏源處於近代歷史的轉折關頭，面對內憂外患嚴重局勢，密切關註現實，思想和學術都表現出不同的徑路。在學術思想上，他宗尚今文經學，提倡“通經致用”的學風，批判當時脫離實際政事的漢學末流和宋學末流，或蔽於聲音訓詁，或空談心性，皆“無一事可驗諸治”（《默觚上·學篇九》），“無一事可效諸民物”（《默觚下·治篇一》）。他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對近代經世學風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深遠。在世界觀上，他表現出明顯的樸素唯物辯證法成分和歷史進化論觀點。盡管他說“道”“不變”，卻認為“氣化無一息不變”，而“勢則日變而不可復”(《默觚下·治篇五》)，承認歷史有演進，治法有不同，主張各項政事都應“因時制變”(《道光丙戌海運記》)，順應客觀發展情勢采取措施，“其道一出於因”(《籌漕篇上》)，反對泥古不化。他以變革的思想從事各項弊政的改革，不僅卓見成效，而且打破傳統的鄙商觀念，重視運用民間商業力量，提出“官告竭，非商不為功”(《海運全案序》)，符合近代商業資本興起和發展的趨勢。在對待西方世界上，他與頑固派不同，肯於睜眼看世界，既反對資本主義的侵略，又承認其先進性，主張學習其長處。他批判頑固派愚昧守舊視外國技術為“奇技淫巧”和妄自尊大視外域為夷狄的陳腐觀念(《海國圖志》卷二、卷六十七)，提出“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機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同前卷二），主張學習西方建立民族工業。他對西方的民主政體也有所贊譽，認為“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同前後敘)。魏源認為中國對於西方國傢，隻要“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同前卷二），就一定能趕上西方國傢。在近代史的開端上，表現瞭高遠的憧憬和展望。這些先進的思想，使他成為地主階級改革派、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先驅者、鴉片戰爭時期的先進人物之一。
《海國圖志》1852年版封面
文學創作 魏源一生的主要精力致力於弊政改革和經學、史學以及時務政事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不以文人自居。但他的文學創作，卻由於先進思想的照耀，為鴉片戰爭前後的文壇開瞭新生面，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傢之一。魏源認為“文之用，源於道德而委於政事”（《默觚上·學篇二》），主張“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劉禮部遺書序》），要求文學與政事、教化相關。他的詩文都緊緊圍繞當代主要矛盾，“皆有裨益經濟，關系運會”，不同於“世之章繪句藻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二）。
魏源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詩歌。他的詩歌伴隨他革弊圖強的奮鬥歷程，深刻反映瞭嘉慶、道光年間的政治狀況和社會現實，表現瞭他的革新思想和愛國主義激情。魏源今存詩900餘首，大致包括如下一些內容：
① 反映嘉慶、道光年間國困民疲、社會矛盾尖銳的現實。如他21歲北上入都時寫下的《道中雜言》、《北上雜詩》兩組詩，深刻揭示瞭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起義被鎮壓後，古稱三河地帶的中原地區“各占水旱兵，萃為死溺饑”的慘象。作於鴉片戰爭之後的《秋興》十首則集中地暴露瞭鴉片戰爭後清王朝“蝸廬外漏兼中蠹”的愈益衰敗的形勢：“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兩傾脂”，“荒年谷貿豐年玉，下賦田征上賦錢”。“市舶”指帝國主義的掠奪，“宣防”指黃河歲修500萬的巨額開支，這兩大漏洞使清王朝陷入財政困境，而人民則被推入沉重賦稅負擔的深淵。
② 系統地揭露關系國計民生的各項政事的弊端。魏源關心時務，不以一般反映民生疾苦為滿足，而窮究統治者的政事舉措。如《江南吟》十首集中反映瞭東南地區各項病國病民的弊政，涉及治江、治河、漕政、鹽政、催科、禁煙諸方面，《都中吟》十三首集中揭露瞭中央朝廷及京師政事的弊端，涉及取士制度、捐納制度、籌辦海防政策、京畿治水方略以及部吏操權、倉胥勒榨等方面。從這些詩裡，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政事積弊之深，吏治腐敗之烈，人民受害之深。在《觀往吟》和古樂府的《行路難》等組詩中，作者還刻畫瞭阻止弊政改革的保守分子群象。如“渡水何必百丈虹”一首為因循茍安的人物畫象；“新沐冠”詩刻畫瞭畏難去弊而自甘陳腐的形象；“扁鵲見田侯”一首則利用戰國時扁鵲見齊桓侯的故事，譏諷那些諱疾忌醫者。田侯這個形象既是一切頑固派的化身，也是病入膏肓而終不肯改圖的整個清王朝的化身。這類詩雖然大都采取寓言故事的形式，形象卻是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突出地暴露瞭保守派愚昧頑固的可笑而又可憎的面目，具有濃厚的諷刺意味。在上述這些詩中都激蕩著作者追求變革的熱情。
③ 表現抗敵衛國的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突出地反映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寫下的《寰海》、《寰海後》和《秋興後》幾組詩中和一些歌行裡。《寰海》11首主要反映道光二十一年(1841)廣東戰事情況；《寰海後》10首主要反映道光二十二年江浙戰事情況；《秋興後》13首則是戰後痛定思痛、追溯和抨擊種種令人痛心的腐敗現象。這些詩全為七律，一詩一事，反映瞭豐富的歷史內容。作者在詩中有力地揭露瞭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朽、怯懦投降、摧殘抗戰派是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已聞狐鼠神叢托，那望鯨鯢澥渤攘”！詩中對敗兵辱國的主要投降派將領，幾乎沒有遺漏的一一予以抨擊，包括欽差大臣琦善、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楊芳、兩江總督牛鑒、揚威將軍奕經等，無情地揭露瞭他們“揖盜開門撤守軍”、“全憑寶氣銷兵氣”的可恥投降嘴臉。另一方面詩人以飽滿的熱情謳歌瞭抗戰將士和人民的反抗鬥爭。“樓船號令水犀橫，保障遙寒島嶼鯨”，寫出瞭愛國將領林則徐的神威；“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生動地描繪出平英團義勇風雷震霆般的鬥爭氣勢。《普陀觀潮行》、《錢塘觀潮行》、《秦淮燈船行》、《金焦行》等，則是幾首充滿愛國激情的歌行。作者在這些詩裡，登臨縱目，撫今追昔，感慨國勢衰頹，憤恨統治階級腐朽，痛心人們醉生夢死，感情激越奔放，愛國至誠，動人心魂。在藝術上，把政治內容和山水名勝結合起來，情景相生，形象豐滿，情思濃鬱。
④ 描寫祖國壯麗河山的山水詩。魏源《戲自題詩集》自稱“應笑十詩九山水”。他酷愛山水，遊歷極廣，“州有九，涉其八；嶽有五，登其四”（自藏小印印文）。其山水詩之多，描繪祖國山川之廣，是前無古人的。中國的名山大川，很少不被他收攝筆下。他遊山又必窮幽極勝，往往能開掘出前人步履鮮及的奇景異境。他在廣泛遊歷的基礎上，以偏於寫實的筆墨，在對比中，展現山川的不同風貌：“恒山如行，岱山如坐，華山如立，嵩山如臥，惟有南嶽獨如飛，朱烏展翅垂雲天”（《衡嶽吟》），“雕鐫造化、搥險鑿幽之筆，能使山無遁形，水無匿響”（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四十七）。他的山水詩包含如《三湘棹歌》那樣清逸幽美的境界，但更多是“倚天拔地自雄放”（《遊山吟》其六）的雄奇山水，具有景象瑰偉、氣勢磅礴、形象飛動的特點。他說“山貴特立而耿介”（同前），既表現瞭熱愛祖國山河的感情，也寄寓瞭自己高遠的志懷和兀傲的品格。
魏源在藝術創造上重視自然，強調有獨立的生命與風貌，有如造物之陶鑄萬品，“一花一天地”（《傢塾示兒耆》）。他的政治詩走自己的路，帶有政論傢、時務傢的明顯特色。山水詩也有其獨特之處。由於他的政治詩著重走反映現實的道路，甚至有裨於時的急切心情，使他直接在詩中發抒政論和策論；山水詩重在勾畫出千山萬水的實際風貌，所以詩筆接近宋詩的路數。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把他歸為道咸以來“始喜言宋詩”的人物之一。他的詩，賦筆多於比興，敘事多，議論多，直述感懷多。“古質如謠，明暢如策，櫛比如賦”，“別為一格”（羅汝懷《古微堂詩集序》）。其高處在反映的現實內容相當豐富，有的也刻畫得淋漓盡致，而且“才力有餘，多超邁警卓之語”（李慈銘《越縵堂詩話》卷下）。但有時則未免流於概念化，缺乏詩的韻味與形象。魏源詩的風格不可一概而論，也時有性情風致之作，但主導傾向則屬於奇豪壯美一派；雄浩奔逸，而復堅蒼遒勁，“發揚縱肆，字句紙上皆軒昂”（張維屏《藝談錄》），郭嵩燾評為“奇偉”，“峭厲”（《古微堂詩集序》）。總之，魏源志懷高遠，思想新異，高視闊步，以詩歌為武器，揮灑萬有，氣勢充沛，意遒筆勁，奔放之中而含拗峭，所以林昌彝說他是“得太白之高奇者”（《海天琴思續錄》卷一）。
魏源的文章反映著鴉片戰爭前後散文的變化，與正在發展的桐城派古文異趨，表現瞭政治傢、時務傢的經世文風。他的文章大都與政事治化相關，除經學、史學著述外，大宗文章屬於時務政事的興革問題。這些文章洞悉事情的原委利弊，敘事清晰，說理透徹，邏輯謹嚴，隨事理所需，揮灑自如，文字也很洗煉。雖不屬於文學范疇，但上承奏疏論事、政書敘政之體，下關近代時務文字的興起和發展，有一定的歷史作用。他的《默觚》形式上學習詩今文傢著作《韓詩外傳》的體例，引《詩》以證事，內容則是筆記式的論說小品，無論是論學還是論治，都觀察銳敏，論辯犀利，文字精警，擊中要害。李慈銘稱他的文筆“雋悍”（《越縵堂讀書記》），一般說來，他的文章清遒雋峭，有自己的風格。
詩文集 魏源今傳世文集主要有《古微堂內外集》10卷，光緒四年(1878)淮南書局刊刻。宣統元年(1909)黃象離增補重編，將內集3卷移定為2卷，增輯遺文35篇，將外集7卷擴編為8卷，仍10卷，名《魏默深文集》，由國學扶輪社印行。詩集主要有《古微堂詩集》10卷，同治九年(1870)刊行。另存早期手書詩稿《清夜齋詩稿》1冊，宣統三年(1911)與陳沆簡學齋手書詩稿合印。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魏源集》，基本收錄瞭專著以外的短篇論著與詩歌，隻刪略個別篇章，詩文分別以黃象離本、同治九年本為底本，而以《古微堂文稿》殘本、《古微堂詩稿》、《古微堂詩稿抄本》殘本等本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