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生”的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後的一種文學主張。為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組織的文學研究會所提出。他們反對封建的載道文學和遊戲文學，同時反對所謂純藝術的文學，認為文學應該反映社會和服務人生，創作方法力主現實主義。

　　西歐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發展以來，一些進步的資產階級思想傢為瞭反對封建主義和教會勢力對人生的漠視，為瞭廓清社會上存在的頹廢沒落的風氣，提倡面對現實，主張正視人生。反映在文學上就出現瞭大批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們真實地反映瞭當時的社社會狀況，對人民大眾的不幸遭遇表現瞭人道主義的同情。“為人生”的主張其本質雖然是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和社會生活中爭得應有的地位，但因為當時資產階級處在上升時期，其利益和廣大群眾的利益相一致，從而“為人生”的主張也反映瞭人民群眾的要求。中國在“五四”以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中，一些小資產階級作傢受到西方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影響。他們把文學為人生的主張接受過來，從“五四”以後的中國現實生活出發，基本上保存瞭原有的精神，加入瞭中國社會鬥爭所必需的內容，使“為人生”的文學成為“五四”以後高揚在新文學領域中的一面大旗，從而團結和培養瞭一大批作傢，促進瞭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

　　“為人生”的文學的提倡者明確宣佈：“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瞭。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文學研究會宣言》）認為“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問題”（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他們要求建立現實主義的文學，認為文學是“人生的鏡子”（《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人怎樣生活，社會怎樣情形，文學就把那種種反映出來”（茅盾《文學與人生》）。他們還十分重視文學積極的社會作用，強調“在我們這時代，我們希望文學能夠擔當喚醒民眾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著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為目的”（沈雁冰《大轉變時期何時到來呢？》）。

　　在“為人生”的思想指導下，產生瞭一批與現實生活關系密切的創作。盡管有些作品對當時社會“隻問病源，不開藥方”，作者的註意力又較多地集中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但總的說來大多數作者仍是在嚴肅地探求“人生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寫出瞭一些受到讀者歡迎的“問題小說”。有些作品還對俄國十月革命表示瞭朦朧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瞭勞動人民的生活，反映瞭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與此同時，一些進步的外國文學特別是俄國、東北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學被大量地介紹和翻譯進來，不但豐富和活躍瞭當時的新文學運動，宣傳瞭“世界的現代思想”，也從另一個方面增進瞭人們對文學“為人生”這一主張的認識和理解。

　　“為人生”的文學這一主張比較寬泛和籠統。同是贊成“為人生”的文學的人在具體理解上就存在差異甚至分歧。有的人如沈雁冰（即茅盾）從“為人生”出發，進而提出“革命的人，一定要做革命的文學”，並且提出文學應該表現“被迫害的國度裡的被侮辱被損害者”。有的人則較多抽象地強調文學的“美”、“愛”、“真”；雖然他們也並不想逃避嚴酷的現實，甚至也揭露社會的黑暗和醜惡，但畢竟不能深入接觸社會的一些本質方面。更有人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感到迷惘，不能激起奮鬥的熱情，隻滿足於低吟人生的哀歌。因此，主張“為人生”的文學的人，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後來也產生瞭分化。有些人在革命高潮的推動下，更進一步接受並建立瞭無產階級的文藝思想，有的人則由害怕革命的“人生”反而日趨保守沒落。

　　魯迅很早就贊同和主張“為人生”的文學，雖然他不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但他在進行小說創作時也本著這一認識。他明白地說到自己做小說，就是“抱著十多年前（按指在日本留學時期）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他也是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魯迅的“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具有鮮明的戰鬥性，因而帶有強烈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色彩；他創作的小說更是“為人生”的文學主張的最好實踐，他後來進而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正代表瞭“為人生”的文學這一主張在中國現實社會和革命過程中的必然合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