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現代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教育的改革，由舊民主主義階段，發展到瞭新民主主義階段。
“五四”運動時期在教育發展上成為一個關鍵的、重要的歷史階段，是因為這時世界上和中國國內發生瞭幾件大事，影響和決定瞭中國教育發展的進程。①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暫時放鬆瞭一些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使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都加強瞭。。②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樹立起民主、科學兩面大旗，提出文學革命，極大地推動瞭反對封建主義的改革教育運動。③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東方被壓迫民族帶來瞭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給中國送來瞭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也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方法來考慮中國的教育問題。④1919年的“五四”運動，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揭開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篇章。這就使“五四”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運動具有前所未有的、嶄新的面貌，形成瞭以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文教統一戰線。
“五四”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 學校讀經是封建教育的主要內容，辛亥革命初期廢除瞭小學讀經科，但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中又被恢復起來。袁氏“憲法草案”上公然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據不完全統計，在1915年僅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讀經教材，如“四書”、“五經”、“經訓教科書”、“經訓教授法”等即達20種之多。這種倒行逆施，遭到新文化運動的猛烈抨擊。陳獨秀指出，天壇祀帝，小學讀經是袁世凱“一世”雖死，而“二世”尚在；號召愛國志士以血刃鏟除此餘毒逆焰。李大釗在《孔子與憲法》一文中，分析代表封建主義的孔子與近代民主主義的憲法是不能相容的。他指出：在憲法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是“專制復活之先聲”。魯迅以其犀利的筆鋒，控訴吃人的禮教，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通過這場不妥協的反對封建主義教育的鬥爭，讀經科遂被永遠逐出瞭校門。
文言文作為一種文字工具，脫離生活，脫離實際，阻礙文化接近人民，妨礙教育普及；而一些守舊人物則將其視為保存舊物、安身立命之所在。在文學革命的沖擊下，1917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三屆大會決議，要求速定國語標準，推行註音字母，以為將來小學國文改國語之準備。1919年該會又提出改中小學國文科為國語。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迫於形勢，1918年公佈瞭註音字母，1919年又重排一次。1920年1月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小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並在同年又令至1922年一律廢止小學各年級用文言文編寫的國文、修身、唱歌等教科書。從此學校以“國語”為標準語音進行教學，中小學其他各科教科書以及大學講義逐漸全部使用白話文。這是教學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女子教育在辛亥革命後，仍處於不平等地位。女子隻能受到中等教育，僅有小學可以男女同學；為女子所設的中等學校極少，大學不收女生。“五四”運動時期在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中，要求男女教育平等，“大學開女禁”的呼聲很高。1920年北京大學首開先例招收女生，以後南京高等師范等校陸續招收女生，到1921年以後，全國各大學均招收女生。一些比較進步的中學可以男女同校，甚至同班，開創中國歷史上婦女教育的一個新時代。
各級各類教育的改革：普及教育是爭取人民教育權利的一個重要方面。“五四”運動時期在民主的口號下，產生瞭平民教育思潮。1919年3月以鄧中夏等人為首發起組織瞭“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職員學生組織瞭“平民教育社”，1923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這些活動在宣傳普及教育，進行識字運動上取得瞭一定成效。中小學教育方面，要求改變脫離生活、脫離實際的狀況。在職業教育、科學教育思潮的推動下，1916年全國教育聯合會提出《中學校改良辦法案》，要求中學從第三年起得就地方情形酌授各職業科，教育部通令各省試行。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在中小學教學中開始加強理科、勞作等課程並醞釀中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方面，蔡元培在1917年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即著手進行大學改制。首先，把北京大學辦成學術的中心。提出瞭著名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傢、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在北京大學改革預科，調整專業，廢學門改為學系制度，廢年級制改為選科制，實行學分制。改革學校管理體制，設立由教授中選舉產生的評議會為學校立法機構，選舉產生各系主任實行民主管理。在北大籌設研究所，鼓勵自由研究。設立“進德會”，提倡新道德，等等。上述對各級各類教育的改革，最後集中到要對學制進行一次全面的改革。全國教育聯合會從1919年第五屆年會起，就開始討論修改學校系統問題。1921年第七屆年會議決瞭新學制草案，1922年再次討論議決，並由教育部召集的學制會議稍加修改，於同年11月公佈施行。在這個學制及其制定的課程標準中，不設讀經科，男女教育沒有差別；小學年限縮短，以利於普及；取消大學預科、延長中學年限，職業教育占有顯著的地位；中學采取綜合中學制和選科制；大學基本上按北京大學辦法改制。這次學制改革，是“五四”運動時期教育改革的一個綜合成果。
在學生民主管理方面，也取得瞭進步。學校中開始建立學生會、學生自治會，組織學生參加各種活動，自己管理自己。學生會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
“五四”運動時期，工讀思潮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在全國形成熱潮，不少早期共產主義者和進步青年參與瞭這個活動。1919～1920年間共有1600多人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這對教學改革發生瞭深刻的影響。
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教育活動 在“五四”時期教育改革運動中，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和分析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包括教育問題。由於他們初步掌握瞭科學的思想武器，對事物能作出比較正確的分析，故他們能站在運動的前列，並指明發展的方向。
1920年新民學會在留法勤工儉學的會員中產生瞭中國道路問題的爭論。以蔡和森為首的許多會員主張走俄國革命的道路，進行階級鬥爭，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另一部分持溫和的態度，主張以教育為工具的改革辦法。毛澤東在給他們的回信中，明確表示無產階級不取得政權，安能握得其教育權，靠教育的方法改革社會是行不通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國論分道揚鑣瞭。他們支持或參與具有進步性的教育改革及活動，但隻是作為民主改革的一個部分，並不幻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能夠從根本上改造舊教育，更不以此作為全面改造社會的手段。他們努力宣傳十月革命的道路，大力介紹蘇聯的情況。《新青年》從1920年的8卷1號起專門開辟瞭“俄羅斯研究”專欄，上海《民國日報》也連續發表有關蘇聯情況的報道。這些報刊在介紹蘇聯政治、經濟各方面情況的同時，用不少篇幅介紹瞭蘇聯的教育，傳播蘇聯革命初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情況。特別是向中國人民介紹瞭十月革命之後，勞動人民如何獲得教育權，蘇聯的掃盲計劃，學校向工農開門，以及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的情況。
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開展工農教育運動，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教育活動的主要內容。為此，他們中許多人參加留法勤工儉學，自覺地到工農中間去。同時還創辦工人補習學校。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由鄧中夏主持，教員有張昆弟、何孟雄、朱務善等一批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和革命青年。1921年1月正式開學。學校白天教工人的子弟，晚上教工人，課程有常識、國文、工廠和鐵路知識、數學等。通過教學向工人講解“勞工神聖”的道理，傳播革命思想。通過學習，工人的覺悟很快提高瞭，1921年5月長辛店工人即舉行瞭紀念“五一”大會和示威遊行，成立瞭工會。同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補習學校中有些學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工人黨員。此外，在上海、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也都開辦瞭工人補習學校。以後，粵漢路的徐傢棚、安源路礦等地，又都陸續開辦瞭工人學校和工人子弟學校。
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戰線上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展，無產階級自己的教育組織和工人學校的產生，標志著中國的教育改革由舊民主主義階段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階段。“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教育的開端，也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歷史的轉折。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學校學員畢業證書
資產階級教育傢的教育改革活動 “五四”運動時期，資產階級教育傢積極地參與瞭新文化運動，反對舊的封建教育。他們在“五四”運動前後組織瞭一些全國性的教育團體，如全國教育聯合會、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等，從事教育改革活動。他們基本上都是各式各樣的“教育救國”論者。他們向往的不是革命的蘇聯，而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傢。他們接受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理論和觀點，特別是以美國J.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一些留美學生的極力推崇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傳播在杜威來到中國期間達到瞭高潮。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杜威受中華教育改進社的邀請，到中國講學，在中國住瞭兩年零兩個月，足跡遍及11個省，傳播實用主義的社會改良論。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成為中國現代一些資產階級教育流派如平民教育、職業教育、生活教育、活教育的理論根據。舊中國師范學校的教育理論，多以杜威的著作為藍本。在心理學方面，這時主要受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影響。
1922年的學制改革，曾受到美國教育和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為討論學制改革，中華教育改進社在1921年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P.孟祿來到中國。他在中國17個大城市進行瞭講演和座談討論。根據實用主義教育無目的的觀點，在討論、改革學制時，沒有提出教育宗旨，代之以七項標準。其中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註重生活教育等條款，受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學制采用瞭美國學制的一種。
資產階級教育傢還努力推行和實驗以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的一些教學方法和教學制度，如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溫內特卡制等。1921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推行小學設計教學法案》，在此以前江浙一帶少數學校已開始試行，並在教育刊物上大力宣傳。一時作為一種新教學法頗為流行。1922年吳淞中學、東南大學附中等校開始實驗道爾頓制。
資產階級教育傢還引進瞭智力測驗和教育測驗。1920年南京高等師范開始用智力測驗測試投考學生。1921年廖世承、陳鶴琴合編出版瞭《智力測驗法》。1922年秋中華教育改進社又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W.A.麥考爾來中國，主持測驗量表的編制，共編制瞭智力測驗與教育測驗約30種，並公推陸志韋訂正A.比內—西蒙智力測驗量表，在1924年完成，共包括65個測驗，在國內試行。
在這段時期內，資產階級教育傢對學制、課程、教材、教法等都進行瞭一系列的改革活動，這些改革在改造舊的教育、反對封建教育方面起著一定的作用，是整個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統一戰線中的一部分。
總之，“五四”運動時期的教育呈現出相當錯綜復雜的情況。有北洋軍閥政府控制下的反動復古主義教育，有新文化運動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有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教育活動，也有資產階級教育傢進行的種種教育改革活動。在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統一戰線中有聯合有鬥爭有分化。但是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無產階級新教育的產生，是這個時期劃時代的裡程碑，從它產生之日起，就代表著教育革命的正確方向，顯示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是反帝反封建教育鬥爭的領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