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大學。西周已有太學之名。《大戴禮記·保傅篇》已有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之述。西周的太學，亦稱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漢武帝元朔五年(西元前124)，設五經博士，弟子員50人，“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西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裏，“有市有獄”。王莽作宰衡時，“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東漢太學發展較快、規模較大。順帝時，“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質帝時，“遊學增盛，至三萬萬餘生”。魏晉南北朝時，政局紛亂，太學時興時廢。及至唐初，太學規模完備，盛極一時。唐太宗貞觀六年，“ 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唐、宋兩代太學與國子學並存。元、明、清時期則不設太學，隻設國子學或國子監。
太學的教師，主要是博士。戰國、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來管書籍，備顧問。以對弟子授業傳道為博士的主要職責，是從西漢開始。作為教官的博士，除瞭講學授徒外，還要奉使議政，試賢舉能。各朝對博士的要求很高。漢代規定須熟習經史，“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的一代鴻儒巨賢，方能充當博士。這些博士，一般是通過征召、薦舉、選試、以諸科進、他官遷調等途徑選取的。中國北朝北齊、唐、宋等朝代的太學，還設有助教協助博士施教。北齊孝昭帝皇建元年(560)，詔置“太學博士二人，助教二十人，太學生二百人”。至於博士助教的數量，歷代不一，多寡不等。博士待遇優厚，漢初博士定為400石，宣帝時增至600石。東漢還為博士建築宿舍，“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政府對博士常有酒肉束帛勞賜。《東觀漢記》和《前漢書·王式傳》分別有“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共持酒肉勞式”的記載。一些朝代還為博士制造一定的衣冠，“衣博士衣而不冠”。
太學的學生，歷代稱謂不一，或稱“博士弟子”，或喚“太學生”、“諸生”等。太學生入學的身份資格，歷代不盡相同，唐比宋要求高些嚴些。唐代規定太學生限文武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取事官五品的期親，或三品的曾孫，以及勛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學生須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至於錄取太學生的具體條件和辦法手續，各朝亦有所不同。漢代太學生選補法有兩種： 一是直接由太常挑選18歲以上的儀狀端正者；二是由郡國縣官選送“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裡，出入不悖所聞者”。北宋徽宗崇寧時，由各州州學每3年選送一次。南宋孝宗時，又實行混補（每3年科舉完後，所有落第舉人允許應試，取其程度合格者補入太學，謂之混補）和待補（以後因應試者過多，乃加限制，凡諸路解試終場人，挑選百分之六送往太學補試，謂之待補）二法，擇優錄取。唐代規定太學生初入學時要行“束脩之禮”：“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唐宋時期太學生都可在學居住，由朝廷發給膏火。漢代生徒還有統一的學服，“俱曳長裙，遊息帝學”。
太學的主要教材是經史，授“孔子之術，六藝之文”。以儒傢五經作為基本教材。為瞭避免因抄寫經籍錯漏而引起的紛爭，東漢熹平四年，下詔諸儒校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這個熹平石經，成為當時官定的太學標準教材。唐代太學生要修“大經”（《禮記》、《春秋左氏傳》)、“中經”(《詩》、《周禮》、《儀禮》)和“小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兼習《論語》、《孝經》及時務策。宋初教習五經，熙寧後令習《三經新義》，南宋又復以五經和四書為教材。教授方法則多取自修、講授、討論、解惑等。比較註重師法傢法和記憶。
太學修業年限無統一規定，各朝學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試制度、放假制度和管理制度。西漢每歲一試，“設科射策”，試而優則仕，不及格者令其退學。東漢則以通經多寡來決定取舍任職。有些弟子屢試屢敗，“結童入學，白首空歸”。唐代有“歲考”、“畢業考”，以成績優劣分別給予升降。宋代王安石改革太學制度，實行三舍試法，擇優授官。各朝太學放假制度不一，唐代太學放假分短期和長期兩種。短期的稱“旬假”，每十日放假一天；長期假每年放兩次，五月放“田假”，九月放“授衣假”。各以一個月為限，允許學生回籍探親。離傢太遠或傢有婚喪大故者，可酌情延長假期。延長後仍過期不歸者，即令其退學。歷代統治者都很註意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和行動上加強對太學的管理和統制。有些朝代的天子還定期省視太學，如漢光武帝、明帝、安帝、靈帝、獻帝以及唐太宗等，都“數臨幸觀釋菜，”，參加“太學行禮”，“臨觀其儀”，詔令博士宣講經義，賞賜束帛。漢代還在中央政府設置“太常”作為兼管教育的長官，職司禮儀、選試博士、宗廟等事務。唐、宋兩朝設教育行政機關國子監，總轄太學諸學。唐代規定：“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宋代亦“凡學，皆隸國子監”。為瞭進一步鉗制和束縛學生的思想行為，歷代太學都制施各種規章制度。宋代太學頒行“學規”，訂出博士、助教、正錄、學諭的職責，嚴禁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行為。
中國太學生在歷史上曾屢次發生過反對宦官專權，反對投降賣國的事件。西漢哀帝時鮑宣為諫大夫、司隸，為人耿直，取於揭露外戚和宦官的醜惡面目，獲罪下獄，太學生王咸率領千餘同舍生去營救他，方得免其一死。東漢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結合當時為人耿直的大官陳蕃、李膺等諷議朝政，抨擊宦官，因而受到宦官的瘋狂鎮壓，發生瞭黨錮之禍，太學生被捕千餘人。宋代以愛國之士陳東為首的太學生，在1126年金兵包圍汴京，愛國將領李綱等被罷職，朝廷準備屈辱求和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集合太學生及軍民，在皇宮門外請願，上書痛斥賣國求榮的李邦彥、張邦昌等人為“社稷之賊”，請斬賊類，“復綱舊職”；“諸軍民從者數萬”，“喧呼震地”，在軍民的強大壓力下，宋欽宗趙桓被迫恢復瞭愛國將領李綱等的職務，並擊退瞭金人的入侵。
中國太學在設置專門博士，實行大班上課和“高足弟子傳授”的教學組織形式，註重自修，通過考試選士，培養各種傑出人才，繁榮學術文化等方面，都創造和積累瞭寶貴的經驗。(見彩圖)
杏壇
北京成賢街
北京國子監內的辟雍
北京國子監內的太學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