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王朝設科考試用以選拔官吏的制度。始創於隋，形成於唐，延續至清末，存在瞭1300多年。對這一漫長時期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以及知識份子的學風，都曾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沿革 中國古代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代有不同。魏晉南北朝時，實行九品中正制。行之既久，大小中正都為世傢大族所把持，品評人物的標準不是德才，而是門第的高低，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完全成為鞏固門閥閥勢力的工具。為瞭消除這一積弊，由隋至唐，逐步為科舉制度所取代。
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定制每州每歲貢士3人。開皇十八年(598)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煬帝大業三年 (607)四月，詔文武有職事者，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才堪將略、膂力驍壯，十科舉人。大業五年 (609)六月，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以上二科舉人、十科舉人、四科舉人，雖然不過偶一行之，但說明隋已開始分科取人。隋以後的史書稱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劉肅：《大唐新語》），“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舊唐書·楊綰傳》)。後人以為十科舉人中的學業優敏即明經科，文才美秀即進士科。這又說明煬帝時就把“進士科”與“試策”辦法聯在一起，也即通過考試來選拔進士科的人才，從而“科舉”與“考試”形成必然關系，產生瞭科舉取士的制度。
唐循隋制，繼續實行科舉制取士。科舉大體分兩類。一類為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書、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舉行。一類是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據需要臨時下令舉行。常科的考生有兩方面的來源，一是生徒，一是鄉貢。由中央和地方學校將經考試合格的學生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不在學校學習而自學有成就者，可向州、縣提出書面申請，經考試合格，由州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隨各州進貢物品解送，所以稱為鄉貢。常科中明書、明法、明算不為人們重視；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曾規定凡被推薦應秀才科而不能入選，其所在州的長官要受處分，所以應秀才科的人很少。因此，明經、進士兩科就成瞭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兩科之中進士更占優勢，成為入仕的重要途徑。但唐初士大夫由科舉入仕者為數甚微。因為九品中正制雖已廢止，但勛親要官子弟仍可依靠門蔭入仕而竊居高位。到玄宗時期，士族地主和唐初的功臣貴戚集團均已衰落，剛剛上升的新貴政治地位尚不穩定，門第失去瞭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托，傢庭出身不能成為高官子弟世襲高位的可靠保證。形勢的變化使一些大臣註意按才學標準培養自己的子弟，於是以考試才學為主的科舉就成為獲取高官厚祿的主要途徑。安史之亂後，隨著一般地主的繼續發展，中小地主和中下層官僚子弟讀書的增多瞭，其間出現瞭許多苦讀的人物。他們熟悉經史，註意當代時事，於是在貞元、元和之際一大批經世治國之士通過進士科被選拔出來，並且很快進入最高統治機構，擔任重要職務。進士在宰相和高級官吏中占據瞭絕對優勢，終唐沒有再發生變化，進士科已成為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科舉制度在其實行之初表現出以下的積極意義：①把選用官吏的權力，從世傢大族的手裡收歸朝廷，有助於中央集權制的鞏固。②選拔官吏有瞭一個知識才能的標準，使官僚隊伍的知識文化水平不斷提高。③根據考試成績選拔人才，能調動地主階級，尤其是中小地主階層子弟的學習積極性。④從下層吸收人才參加各級統治機構，不僅改變瞭封建政府中官吏成分結構，使官僚隊伍保持一定的活力，提高統治效能，而且有利於緩和地主階級上下層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對於籠絡下層士大夫，牢籠天下英才，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宋代科舉辦法，大體沿唐代之舊，分為常科和制科。常科設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而以進士科為重，得人亦最多。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由天子親策，科目的設置變更無常，又不經常舉行。宋代科舉不同唐代之處在於取錄廣其名額，錄取後厚其榮利。唐代進士及第名額，極盛時一榜不超過50人，居常10～20人；宋代最多曾達到四、五百名，平時亦百名左右。唐代進士及第後必須再經吏部考試才能授予官職，宋代進士及第即直接授官。北宋時學校與科舉的關系曾發生過兩次短暫的變化：范仲淹當政時，要求應科舉者先受一定時間的學校教育；王安石進一步主張以學校代科舉，士人通過學校考試可免予參加科舉考試，徑奏除官。他們的改革均因他們的去職而告失敗。
明代立國之初，註意搜羅和培育人才，一面急於開科取士，下詔“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一時科舉頗為興盛。一面又重視設立學校，太學為明初培養瞭相當數量的德才兼備的封建官吏。據記載，“明初人才輩出，太學為盛”。然而沒有幾十年，明宣宗以後科舉及第升官機遇以絕對的優勢壓倒瞭太學。不僅如此，自明至清，學校雖未廢除，而且凡欲參加科舉以取得功名的，必先進學校取得生員的資格。從表面看，似乎學校與科舉並重，或者學校與科學融為一體，但實際應科舉的人主要在傢讀書，並不到學校接受教育，學校也有名無實。即使學校認真進行教育，其教育目標及教學內容都與科舉有直接關系，學校實際上變成科舉的預備場所，成為科舉的附庸。明代科舉制另有幾個特點。科舉原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唐代常科有基本科目六種，宋代更多，明代則隻餘進士一科，進士科成為入仕的主要途徑。從明中葉起，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進士一選庶吉士，就被目為未來的宰相。隻有明一代，入學中舉，考取進士，謀得高官厚祿，已深入士子之心，比唐、宋兩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此種情況，持續至清末。明代以進士取士，雖沿用唐、宋舊制，而試士之法卻大有變更，最突出的是自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開始盛行的“八股文”取士。這一特殊文體對明、清400餘年的教育與學風產生瞭極大的影響。
科舉制度的產生，適應瞭當時社會政治發展的需要，對於維護封建統治起瞭重要作用，也選拔瞭一些才識之士。歷代以科舉入仕而顯名後世的，唐：張九齡、顏真卿、郭子儀等；宋：寇準、包拯、司馬光、王安石、李綱、文天祥等； 明：於謙、海瑞、張居正、史可法等；清：林則徐、翁同龢等。然而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弊端也逐步顯見。講關節、重門第乃至賄賂公行，科學為有錢有勢者所壟斷；至於應試科舉之作弊，自唐以來即未能免，漸積至於明清，舞弊之法更層出不窮，以致投機取巧成為風氣。科舉考試在實行之初，曾激起人們讀書的積極性，但由於考試內容和方法的失當，又逐漸使人們不認真讀書。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科舉考試仍然以詩書取人，卻責以理財、典獄、治水、防災，自難勝任。鴉片戰爭後，傳統教育空疏無用的弱點益形暴露，在有識之士的“廢科舉，興學校”的要求下，首先對科舉的內容進行改革，其次遞減科舉取士之額，最後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停科舉以廣學校”。
考試內容及方法 明經、進士等科的考試內容，主要是儒傢經典；明法、明書、明算等科，還要考試各科所習專業課程。考試的方式方法，唐至宋初，有口試、帖經、墨義、策問、詩賦五種。宋以後主要試經義。
帖經是唐代試士的一種重要項目，各科均須帖經。方法是主試者將經書任揭一頁，留出一行其餘遮蓋，再在這一行字上用紙帖蓋三字，令考生將被遮蓋的字讀或寫出來。以明經科為例，每經帖十次，答對五次以上為及格。
墨義是主試者從經書中提出若幹問題，令考生就書中原文筆答，不加解說。例如原題是“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答題就開列七人的姓名，如果答不出就寫“對未審”。這種問題有時也采用口試方式，稱為“口義”。由於問答很簡單，所以常須問幾十條乃至百條，方能統計成績。
以上兩種考試，顯然隻在測驗記憶能力。當初所以實行，因為唐承魏晉南北朝，宋承五代十國，儒傢的經學及其倡導的封建道德規范在士人中的影響削弱，唐、宋統治者為瞭提倡經學，宣揚封建的綱常名教，以帖經、墨義等考試方法，迫使士人攻讀經書、銘記在心。但後來應考人士成倍增加，這種簡單、機械的命題考試，難以把數千名考生的優劣程度區分出來，於是帖經就專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之處，以迷惑考生。此種考試徒然浪費人的時間精力，無助於啟發人的聰明才智。宋代王安石就認為帖經、墨義都是“無補之學”，以這種考試所選拔出來的人，“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
策問是主試者就當時政治、經濟、軍事、生產等方面提出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應試者發表意見，作出書面回答。唐初明經科須答策問三道，進士科須答五道。這是一種較好的考試方法，可以使士人從經學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而面向現實，用經史知識研究政法財經等社會問題，有助於促進知識分子的政治見解和才能的形成。唐和宋初通過科舉網羅瞭不少才識之士，策問起瞭一定的作用。但科舉考試經常舉行，久而久之，試題不免陳陳相因，於是士人就設法搜求歷年考試登第者的對策論文，熟讀強記以應付考試。據史書記載，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其應試之前，也準備瞭20餘篇策論，熟記瞭一些有關文章。可見就是較好的試策方式，用之既久，也同樣產生弊病。
詩賦是唐代科舉考試中的重要考試項目。唐初考試由於“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乃下詔進士加試詩賦。作詩賦既要具備足夠的自然常識、文化知識，還要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維能力，並要有激情。這一切都有助於活躍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感情。但科舉考試在於選拔官吏，並非選拔詩人，詩賦作得好，並不一定善於吏治。唐代宗時禮部尚書楊綰批評開元、天寶之際的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舊唐書》卷一一九《揚綰傳》）。他認為經史知識是居官所不可缺少的。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朱熹，從不同的觀點出發，前者認為詩賦無補於治國，後者認為詩賦無助於人的道德修養，都要求取消詩賦。但直到清末，詩賦一直是進士科的考試項目。
北宋神宗以後，廢除瞭帖經和墨義，代之以經義。所謂經義，就是以五經中的文句為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義理。寫這種論文有較多發揮思想的餘地，較之帖經、墨義自是一種進步。到瞭元代，明文規定經義考試首先須從四書中出題，答案須根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不得任意發揮。明中葉以後，又要求闡發經義的文章采用八股文的形式。於是，經義考試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嚴格的要求。
八股文亦稱“時文”、“制義”或“制藝”。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開，“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破題論及聖賢諸人須用代字，如堯舜須稱帝，孔子則稱聖人；承題則與此相反，可直呼其名，不再避諱。“起講”為議論的開始，首二字用“意謂”、“若曰”、“以為”、“且夫”、“嘗思”等字開端。“入手”為起講後入手之處。下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為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一篇八股文的字數，清順治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後又改為700字。
八股文註重章法與格調，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而能與駢體辭賦合流，構成一種新的文體，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但從教育的角度而言，作為考試的文體，八股文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因為八股文從內容上要求作者用古人的思想與口吻，代聖賢立言，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須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數填寫，毫無自由發揮的餘地。八股文的試題既然出自四書、五經，士人預先就經書中可以作為試題的寫成若幹篇文章，或請人代作文章，平時隻熟記這些文章，以便臨考僥幸猜中，隨手拈來。在主試者方面，由於多年考試，四書、五經上可作命題用的成句幾乎使用殆盡，為瞭防止士人投機取巧，不惜截取經書部分語句作為題目，或者截斷語句任意搭配組合，以致試題五花八門，不倫不類。士子臨場面對此等題目，或束手無策，或信筆而不知所雲。八股文自其形成之日起，便遭到物議，批評最為嚴厲深刻的莫過於顧亭林在《日知錄》裡所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餘人也。”
明清科舉考試的程序 唐代進士科的考試基本上每年都舉行。宋神宗熙寧時仿周朝三年大比之意，定為三年一考。明洪武十七年(1384)重又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從此至清末成為定制。考試的程序分為地方考試、省級考試和中央考試。
地方考試稱為“院試”。考生先後參加由知縣主持的縣試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試，取錄後再應由中央派往各省的學道（或稱學政、學臺）所主持的院試。院試錄取者即成為所在地縣學（州學或府學）的生員，初入學的稱附學生員，逐步升為增廣生員和廩膳生員，統稱為秀才。凡取得秀才資格的就可以不出公差和免納田糧。秀才每年由學政考試一次，叫做“歲考”，其作用是督促學習。在大比之年的前一年，由學政主持舉行“科考”。府、州、縣學的生員經過科考成績列為頭等、二等和三等的前3名的，準予參加次年在省城舉行的“鄉試”。
鄉試逢子、午、卯、酉年舉行。考試分3場，每場3日，例定八月初九日為第1場，試以《論語》文一，《大學》、《中庸》文一，《孟子》文一；五言八韻詩一首。十二日為第2場，試以五經文一。十五日為第3場，試以策問五道。三場皆先一日入場，後一日出場。科舉考試中的常科是定期考試，除非國傢發生重大事故，考期從不變動，所以不須預發通知，屆時全國考生自動作好應試準備。鄉試錄取者稱為舉人，第1名舉人稱為解元。舉人可於第2年進京參加中央舉行的考試。舉人名額，各省不等，大省有百餘名，中、小省七、八十名或四、五十名，向有定數，不能任意增減，大抵按一省人口、物產、財賦等確定。
生員長久不能中舉，便逐步由附生升增生，由增生升廩生，由廩生選貢生。貢生分拔貢（每12年考選1次）、歲貢（每年選1次，按在學時間依次選補）、恩貢（無定期）、優貢（無定期）、副貢（每3年舉選1次，由鄉試取得副榜的生員中選送）。顧名思義，貢生系貢舉到國子監成為太學生。實際貢生並不入監讀書，不過取得太學生的資格，一方面可以直接參加鄉試，一方面可以通過“詮選”出任官職，主要是擔任地方學校的教官。
中央考試的第一步為在禮部舉行的“會試”，逢辰、戌、醜、未年的三月舉行，共試3場，每場3日，3場所試項目同樣是四書文、五言八韻詩、五經文及策問。會試取中者稱“貢士”或“ 中式進士”，第1名稱“會元”。清代會試中式，並無定額，每科自百餘名至二、三百名不等。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八年取錄406名，最少的一次在乾隆五十四年，僅錄取96名。
會試後，於四月二十一日舉行“殿試”。清初在天安門，後改在保和殿。凡貢士均參加殿試，試後根據成績重行排列名次，並無黜落。殿試隻考策問，策問答卷的起收以及中間的書寫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數限制，並且強調書法。書寫的字體要求黑、大、圓、光，即字體方正、筆劃光圓，墨色烏黑，當時稱為“院體”或“館閣體”。殿試評卷，主要看書法，對策內容及文筆反居其次。殿試隻一天，貢士必須以大部分時間用於安排格式、計劃字數及書寫上面。殿試依成績分為三甲（三等），一甲三人稱“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為“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為“同進士出身”。一甲第一名稱“狀元”如果鄉試、會試、殿試均考取第一名(解元、會元、狀元)，俗稱“連中三元”。一甲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合稱三鼎甲。殿試一甲三名立即授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其餘二三甲進士再經“朝考”，綜合前後考試成績，擇優選翰林院為庶吉士，俗稱翰林。餘者分發各部任主事（部員），或分外地任縣官。
舉人參加中央會試，考取進士的究屬少數，多數落選，而且多數舉人連考幾次仍然不能及第（明代文學傢歸有光曾8次會試落選，第9次始考中進士）。為瞭給這些人以出頭之日，即在連續三次以上落榜的舉人中進行挑選，授予官職。這一措施稱為舉人“大挑”。被挑的舉人最高授知縣，大部分擔任地方學校教官。
科舉與學校 學校是培植人才之所，科舉是選拔人才之法。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選舉與學校相輔而行，各有其獨立的作用。到瞭唐代，雖然科舉與學校並舉，兩者並不處於並列、同等地位。因為由學校出身的生徒仍須經過考試，學校不能直接給生徒以出路；而鄉貢出身的人，不必經由學校培植，一經考試及第，便被承認為人才。這樣，科舉成為凌駕於學校之上的一種制度。唐初，社會上重視科舉及第的生徒，因為他們出身官學，受過正式教育，要較鄉貢高出一籌。於是人們視學校為登科的通路，多爭取入學。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科舉對學校的發展曾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以後，封建王朝利用科舉考試吸引各種社會力量辦學，調動瞭社會辦學及民間讀書的積極性。不經國傢學校而科舉及第的比例逐漸增長，官學的地位逐漸低落。唐開國100年後，科舉考試日益發達，學校教育漸漸不關重要。
宋代科舉考試圖
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舉選拔人才，而忽視培養人才的學校。宋仁宗時的范仲淹，宋神宗時的王安石，先後嚴厲批評這種隻取才不養人的錯誤作法，如同農夫隻坐等收獲而不事耕耘一樣愚蠢，終於導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認為，擇賢固然重要，但擇而不教，久則乏人，賢將不繼，所以教是第一，擇尚其次。主張必嚴科舉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認為，科舉僅以強記博誦取人，學校費瞭許多光陰，專門去做科舉考試的預備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國傢實用之事，及第之後，所學完全無用。為瞭扭轉社會重科舉輕學校的風氣，他強調要發揮學校在培養人才中的積極作用。他建議逐步使取才與養才統一於學校，即凡在中央官學學習的學生，通過瞭學校的考試，不必再經由科舉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納入養士之中，即把選拔人才的職能部分地賦予學校與學校教育工作緊密結合，既充分發揮瞭學校培養人才的積極作用，又提高瞭學校的社會地位。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舊勢力所挫敗。
及至明清，學校更形同虛設，雖然凡應科舉者必須先在學校取得生員資格，但生員並不在學校讀書，學校教官也無力發揮其教育作用，使學校空有師生之名，而無訓誨之實。其原因，也與科舉制度有關。
清代地方學校各有正副教官2人。正者府學稱教授州學稱學正，縣學稱教諭；副者統稱訓導。他們的職責是“掌訓迪學校生徒，課藝業勤惰，評品行優劣”。正副教官的來源大體是知縣改教、舉人“大挑”、“五貢”詮選。
清代規定，知縣可改任府學教授。這種改教並不是因人而宜的調整，而是因知縣年齡過大，或者懶惰愚鈍工作不稱職，以及老弱病殘不能工作的才改任教職。據記載，有眾多的府學教授精神衰邁，兩耳重聽，步履維艱。因此，學校被認為是惜老憐貧之地，教授成為投閑置散之官。
清代的舉人“大挑”，開始規定必須連考3次不中才能參加挑選，以後規定必須連考6次，後來又改為4次。這樣，落第舉人至少要經過10餘年才有被挑選的資格，但具備資格並不等於被選中，往往要候選若幹次。選中後也不能立即赴任，還要在吏部掛號排隊，等待分配，屆時到部抽簽決定去向。這種分配方法叫做“詮選”。從清代中期開始，官員壅滯積壓現象日益嚴重，詮選需待時日甚長，舉人候選常常多達二、三十年，累計起來，一個考不上進士的舉人，要經過三、四十年才能當上州學學正或者縣學教諭。
“五貢”詮選也是教職的一項重要來源。生員當瞭貢生，就有瞭做官的資格。但官職不高，大多數當訓導。生員出貢本身就需長久時間，據估算，生員食餼（當瞭廩生後，國傢每年給一定的糧食或銀兩，稱為食餼）30年，方得依次出貢（清代文學傢蒲松齡屢應鄉試皆落第，72歲始成歲貢生），再加上長期“詮選”，當訓導已是花甲乃至古稀之年。
由此可見，教官一職，無論是舉人大挑擔任，還是五貢詮選補授，一個共同的問題是年齡太大。這些人在年富力強時無事可幹，把時間浪費在論資排輩的升轉和無日無月的候選上，及至得官已年老體衰。當時有人對這個問題加以概括說，教職一官由舉、貢候選居多，廩生候貢，舉人候選，大抵30餘年，少亦20餘年，精力多半就衰，實能奮勵任職，興起士習者甚少。事實是，乾隆初年教職多系衰老庸劣之輩，不但不能以道德禮義化導齊民，並其課士之職亦不克舉。乾隆以後，更是每況愈下，教官大都不能振作。至咸豐時，教官中果能受業解惑，以師道自任者，已不多見。(見彩圖)
小金榜（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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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榜（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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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榜 張貼於皇宮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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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闈放榜圖 清代江南鄉試放榜圖
南京貢院－－清代舉行鄉試的場所
抄滿經文的內衣－－宋代科舉考試作弊的實物
北京貢院－－清代科舉的考場
參考書目
馬端臨：《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 王定保：《唐摭言》顧炎武：《日知錄》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三聯書店出版，北京，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