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根據地教育-百科詞條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為瞭中華民族的生存，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立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抗日戰爭。隨著戰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後，開闢瞭廣大的抗日根據地。在根據地內，中國共產黨建立瞭抗日民主政權，領導人民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為瞭使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適應抗日救亡的要求，毛澤東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兩月以及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曾多次指出必須實行國防教育政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提出瞭關於“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的主張。他認為這是全民族的緊急任務之一。因此，“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他指出的抗戰教育政策就是：

　　“第一、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

　　第二、創設並擴大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幹部。

　　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後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

　　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後代。”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作瞭《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的決議。各抗日根據地都遵照這個決議實行國防教育政策。

　　實施國防教育政策，就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的教育內容，培養具有民族意識、有勝利信心、有戰爭與生產所直接需要的知識技能的抗日國民和抗日幹部。為此必須貫徹執行教育為抗日戰爭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必須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發動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實行以民教民的新方法。同時，還必須建立文教統一戰線，廣泛吸收一切贊成抗日的知識分子，參加抗戰救亡工作，參加抗日根據地的文教建設工作。

　　抗日戰爭和各抗日根據地建設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培養大批軍政幹部，故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黨就著手開辦瞭許多幹部學校。如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延安大學、陜甘寧邊區行政學院以及華北聯合大學、白求恩衛生學校等等。另外，還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開辦瞭許多訓練班。這些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的培養目標雖然各有不同，但它們都具有下列一些共同特點：①教育工作密切為抗日戰爭服務，所有學校都實施國防教育，教學內容緊密結合抗戰實際；②強調理論與實際聯系，學生除學習外，還參加實際工作，參加群眾工作，參加生產勞動；③教學采取講授、自學、討論、輔導、個別幫助等方式，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④師生關系是民主平等的關系，師生打成一片，共同參加生產勞動，互相學習，共同提高。這是完全新型的學校。這些學校在短時間內培養出質量好、數量多的幹部。為滿足抗戰和建設的需要作出瞭巨大貢獻。

　　在成人教育方面，各抗日根據地都廣泛地開辦民眾學校和其他識字教學組織，大力消滅文盲，提高工農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使他們積極參加支援前線的工作。

　　各抗日根據地在積極恢復、發展小學教育的同時，還進行瞭小學教育的改革工作：改革舊課程，減少不必要的科目，增設瞭軍事訓練、政治常識等抗戰需要的科目，編印瞭適合抗戰和生產需要的教材。同時，還組織青年兒童參加站崗、放哨、送信、募捐等社會活動以及校內外的各種生產勞動。

　　在抗日戰爭初期，黨和根據地政府在恢復、改造和發展教育事業上取得瞭很大的成績。但是，在1942年整風運動以前，由於受瞭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思想影響，教育工作曾經一度產生過舊型正規化的偏向。例如，小學教育因不考慮根據地農村分散和經濟落後的特點，開始執行強迫義務教育，繼而合並學校，實行“正規統一”的辦法，反而限制瞭兒童入學。成人教育也因強調正規，強制青年成年人住校學習，因而引起瞭群眾的不滿。這些偏向後來在整風運動中得到瞭糾正。整風運動為改造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好瞭思想準備。

　　抗日根據地的教育改革發韌於幹部教育。從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演講，同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1942年2月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演講，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文件以及1941年9月11日《解放日報》的《打碎舊的一套》社論和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報》社論《教育上的革命》相繼發表後，幹部教育就開始作徹底改革的動員和準備；到瞭1942年4月以後的整風學習時期，這個改革就形成為一個巨大的群眾運動。這時群眾教育也開始醞釀進行全面的革新。

　　為瞭突出幹部教育的地位，中共中央提出瞭“幹部教育重於群眾教育，成人教育重於兒童教育”的方針。“幹部教育第一”成為各抗日根據地的口號。在幹部教育中，中國共產黨特別強調對在職幹部教育的重要意義，要求各級組織加強對在職幹部學習的領導。為瞭加速培養軍事和建設需要的大批幹部，除瞭繼續辦好各種專門的幹部學校以外，還規定中等學校和高級小學為幹部學校性質的學校，同時還大量設立地方幹部訓練班，以培養中級與基層幹部。

1942年冀中安平縣一所抗日隱蔽小學在野外上課

　　群眾教育貫徹執行“民辦公助”政策。“民辦公助”政策，就是根據群眾的需要與自願原則，發動群眾自己辦學，實行以民教民。政府在方針上加以指導，在物質上給以一定的補助。“民辦公助”政策的施行，提高瞭群眾辦學的積極性，推動瞭群眾教育的迅速發展。

　　成人教育主要是農民教育。群眾根據當時農村分散的特點，結合當地鬥爭和生產的需要，照顧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切身利益，創造瞭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如識字班、識字組、夜校、冬學、個別教學、炕頭教學、“送字上門”、巡回教學等等。教學內容也密切結合生產實際和生活實際，教材可以根據群眾需要自行編寫，教學方法也有所改進。

　　兒童教育從貫徹“民辦公助”政策後，民辦小學有瞭迅速的發展。在這些小學裡，群眾還創造瞭適合當時抗戰形勢和農村特點的各種各樣的教學方式，克服瞭舊型正規化的毛病。學制、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由群眾自己來決定。它的形式很多，各有特色。以陜甘寧邊區為例，大體有以下幾種：①群眾自己辦，自己管，自己教的學校；②由群眾中積極分子倡議，經政府積極支持和幫助而辦起來的學校；③在識字班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學校； ④新式的巡回學校； ⑤舊式輪學和傢庭學校等。其中有的是全村男女老幼分班學習的一攬子村莊學校。這種學校，不僅是教育兒童的場所，同時又是一個村宣傳、推動、組織文教運動的中心。在文化教育運動中，教師和學生經常深入群眾，幫助群眾開展識字運動，出大眾黑板報，成立讀報組，既有力地推動瞭文化教育運動的發展，同時也在實際工作中鍛煉提高自己。陶端予、桑文義就是在這個文化教育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優秀教師的代表。

　　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實行“民辦公助”政策，克服物質上的種種困難，采取多種多樣形式，因時因地制宜堅持辦學。在遊擊區，由於對敵鬥爭劇烈，群眾還創辦瞭抗日兩面小學（抗日偽裝小學）和抗日隱蔽小學（地下小學），教師根據形勢的發展，采取各種辦法，堅持對兒童進行反奴化教育。(見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