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文學。中國各民族創造的、以漢語文學為主幹的各族語文學的共同體。從中華文明起源至今已有7 000餘年歷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也有3 500餘年。中國文學以獨特的語言載體、文化內涵、文體形式、文學觀念和審美追求，構成世界文學中一種自成系統的類型，而與世界各國文學共同發展。
基本特點 中國文學在長期的發展演變中形成如下一些顯著特點：
①具體意象。漢字具有表意性特征。漢字自身的排列有時就可以引起某種具體的“意象”。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構成文學中一種獨特的審美效果，例如詩句字數的整齊劃一，駢賦中同形偏旁文字的運用。
②單文獨義，一字一音。漢字這個特點使得中國詩歌的音節變化有一整套獨特的規律，且在外觀上造成整齊對稱的形式美。中國古代詩歌是世界上最為精嚴的格律詩。
③四聲。詩歌體裁充分利用語言文字的四聲變化，產生節奏鮮明、抑揚頓挫的藝術效果。
④文言文與日常用語的分離。作為書面語言的文言文與日常口語不盡相同，這種特殊語言與日常用語長期分離，保持著官方語言的地位。影響到文學，出現文學在兩個不同軌道上運行的情況。比較一下宋元開始的古白話小說和文言散文，可以看出兩種文學體裁在語言上的差異。
文學觀念體系特點 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以儒傢學派為主體，並由此形成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一是以“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為核心的入世思想；二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標準的道德觀念；三是以“天、地、君、親、師”為序次的倫理觀念；四是以“允執其中”（《論語》）為規范的中庸哲學。受到傳統思想的支配，以詩文為教化的文學功用說成為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文學觀念之一，作品內容偏於政治主題和倫理道德主題。“經國之大業”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說法，一直被當作一種無可非議的文學旨趣。表現君臣遇合、民生苦樂、國傢興亡、戰爭成敗、宦海升沉、人生聚散、綱常序亂、倫理向背等，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旋律。與上述內容特點並行的是“中庸”的美學追求，講求中和之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中國文人從古至今一貫強調文學的思想性和社會改造作用。詩言志和文以明道是歷代中國思想傢和文論傢所傳承的至理，也是為歷代中國作傢所服膺的名言。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兩傢的思想體系是互相補充的。儒、道、釋三傢也常常合流。儒、道兩傢都求其身心內外和諧的價值觀，以及以“人生至道”為重心的結構體系影響瞭中國文學的總體風格，但道傢同儒傢相異和對立的一面同樣給予中國文學以深遠影響。《論語》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中包含瞭後來孟子所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後來的儒傢繼承兼善的精神，道傢則本著“無為”之旨發展獨善的精神。兩種精神在中國文人身上表現為積極入世和消極避世的思想的交織，這在文學作品中體現極為鮮明。悲歌慷慨和憤世嫉俗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常有的心理狀態和藝術意念。同時，老莊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藝術形式，有兩個方面：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四十章》)。這些觀點揭示瞭藝術中“虛”和“實”、“無”和“有”的辯證法，指出“有生於無”。這對於形成中國文藝含蓄精練的藝術表現形態上的特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文學強調以虛寫實，以靜寫動，或以動寫靜的表現方法，善於創造“無聲勝有聲”的藝術境界。中國文人不喜歡纖毫畢現地直接描述，而把藝術感覺、藝術想象的空間留給讀者自己去品味和揣摩，追索那些不可言傳的“大音”、“大象”——美的極致。②“大制不割”（《老子·二十八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從表現形態上來看，“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揭示出藝術以少勝多，無中生有的奧秘，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則是從另一方面把握藝術中的“有”和“無”的辯證關系。“不割”即強調一種自然的完整性，強調自然的純樸、素樸、渾樸。以形而上的道，來“法”形而下的自然，所強調的是一種“自然”的美。
文學體裁特點 中國很早就有“詩言志”和“詩緣情”說。表現在體裁上，中國文學，尤其是古代文學，偏於抒情。而敘事文學，如果不考慮萌芽較早的紀實性的史傳作品，可以說興起較晚，也較不發達。中國抒情詩蔚為大觀，而敘事詩則不夠景氣。小說作為正統文士不屑一顧的“叢殘小語”，冷清寂寞地到瞭魏晉南北朝時期才開始萌動。但真正具有小說意識——不是當作實際發生的真實，而是當作虛構的“逼真”和“如實”——是進入唐代以後的事情。長篇小說更是遲到明代才出現。中國的戲劇文學則不僅產生得晚，而且充滿濃厚的抒情氣息，格局近於抒情詩的聯綴。
中國文學所表現出來的這些總體特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發生瞭明顯的變化。例如，現代文學中由於小說、戲劇受到重視，不再顯示出抒情勝於敘事、表現多於再現的特點。整個文學的思想傾向的變化更為明顯，古代文學中儒傢思想的主導地位已被現代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所取代。此外，文學理論由於接受外來的影響，已出現瞭許多有別於古文論的新的范疇和概念，語言結構也發生瞭巨大的變化，這些構成中國文學新的民族文學特點。
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文學在有文字以前就已經產生瞭。以漢民族文學而言，曾經有非常豐富的神話和傳說。像“女媧神話”、“羿神話”、“大禹傳說”之類神話傳說足以同世界上最優秀的神話傳說相媲美。可惜，這些豐富的神話傳說沒有能在上古時代得到整理，大多散佚瞭。但是，在各少數民族中卻保存和傳承瞭不少神話、英雄敘事詩（又稱英雄史詩）、古代歌謠等。這些珍貴的文學遺產，填補瞭中國文學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圖1 《山海經校註》插圖——誇父逐日
遠古神話、傳說和歌、諺屬於口傳文學，見於文字記載較晚，且散見於各種古籍。迄今能考訂的古歌如《禮記》所載的《蠟辭》，《吳越春秋》所載《彈歌》，相傳多屬遠古狩獵、農牧時代的紀實之作。而《山海經》所載的神話傳說則反映瞭先民千奇百怪的想象和幻想。商、周時代的文字見於考古發掘出來的甲骨和青銅器，即甲骨文和金文。前者多為卜辭，後者則有記載祭祀和貴族歷史的。據到目前為止的考古發現，戰國初期已有竹木簡，竹木簡可以書寫，得以保存更多的文字資料，其中便有古代的某些文學典籍。
詩歌是中國文學中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也是中國文學中得到最為充分發展的體裁。《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最早的詩篇產生於西周初年，最晚的產生於春秋中葉。四言為主的句式和重疊反復的章法，是那一時代詩體的主要特色。稍後，在南方的楚地興起一種新的詩體——楚辭。楚辭是在楚地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並以偉大的詩人屈原為其光輝代表。自古以來，“風”、“騷”並稱。《詩經》中的《國風》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個典范。
圖2 《九歌圖》（局部，宋 李公麟作）
圖3 《清廟之什圖》（局部，宋 馬和之作）
與韻文相對的廣義上的散文，較早見於《尚書》，其中有一些記敘性和論說性的文字。春秋戰國時代，天下紛爭，士人紛紛著書立說，尤其是戰國時代形成百傢爭鳴的局面。散文也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成長起來。首先得到較大發展的是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歷史散文以《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為代表，諸子散文以《論語》、《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為代表。這時期的散文基本特點是：①感情激越，論辯性強；②文章宏麗，辭藻華美，結構嚴謹；③多用寓言和比喻。
漢代設置瞭制樂和采集民間歌謠的機構——樂府，這些采集來的歌謠和其他經樂府配曲入樂的詩歌被後人稱為“樂府詩”。漢樂府以民歌居多，《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等是其中名作。在樂府詩的發展過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漸引人註目。到瞭漢末佚名詩人的《古詩十九首》的出現，表明五言詩體基本成熟。而從楚辭傳統發展起來的賦體，流行於兩漢。它有詩的韻腳，尚鋪張揚厲，司馬相如和揚雄是代表作傢。大賦善於鋪陳，體制宏麗；小賦善於抒情詠物，小巧清婉。史傳文學首推《史記》、《漢書》。司馬遷巨著《史記》以“略推三代，錄秦漢”為其內容，體大思宏、文筆生動。班固《漢書》的人物傳記也不乏佳作。政論方面賈誼、晁錯等均有名篇。
及漢室衰微，建安時代孔融、王粲等七子並峙，三曹父子競起，詩文盛極一時。唯世積亂離，詩文於沉雄中多蒼涼悲慨之氣。建安文學的這些時代特征，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三國後期的正始文學，則有竹林七賢，其中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成就最大。西晉太康詩人主要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嶽、潘尼）、一左（左思），他們大多追求辭藻的華美，開中國詩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風氣。太康詩人中成就較高的是左思和張協，左思骨力蒼勁，張協辭采華凈。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到西晉後期這種風氣逐步影響到文學創作。晉室南渡(317)後，玄言詩賦流行，東晉(317～420)末陶淵明獨樹一幟，他的詠懷詩和田園詩，大多自然真樸，言近旨遙，平淡而有思致，使他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魏晉之際，文學觀念也有所變化。曹丕《典論·論文》曾指出“詩賦欲麗”。陸機《文賦》也認識到文學創作中“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的形象思維的特點。
魏晉以後產生的駢文，在南北朝達到全盛。它追求句式的整齊，強調對仗的工穩乃至音律的和諧，而不要求押韻。北朝號稱“文氣貞剛”，由南朝來北朝的庾信和王褒都是著名的詩人和駢文傢。庾信到北方以後寫的詩顯得蒼勁而沉鬱，辭賦尤多名作，《哀江南賦》悲切感人可為代表。此外，北朝還有酈道元的《水經註》、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和顏之推的《顏氏傢訓》等散文名作。北朝樂府民歌較為剛健豪放，《木蘭詩》是其名篇。為後世傳誦的《敕勒歌》也是北朝民歌。南朝歷宋、齊、梁、陳四代，其樂府民歌主要分吳歌和西曲兩部分，清新婉轉、本色自然，喜用諧音雙關隱語。南朝詩壇有山水詩的開創者謝靈運，以古樸活潑的樂府詩和擬古詩見長的鮑照，還有強調詩歌聲律的永明體作傢謝脁、沈約和以柔靡風格為主的宮體詩作傢蕭綱、蕭繹等。南朝辭賦以鮑照、江淹成就為高。駢文大傢有鮑照、江淹、劉峻、徐陵等，名篇則有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而劉勰的《文心雕龍》，體大慮周，論析精微，是中國古代文論史上最重要、最系統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此外，蕭統主持編纂的《文選》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選錄標準，是影響深遠的古代文章總集。而徐陵所輯《玉臺新詠》是漢至南朝梁代詩歌總集，保存瞭許多古代詩歌和樂府民歌的佳篇。
圖4 《文心雕龍》（明萬歷十年刊本）
圖5 《或棹孤舟圖》（《歸去來兮圖》卷之四，明 夏芷作）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小說處於萌芽階段。代表作是東晉幹寶的志怪小說集《搜神記》和南朝宋劉義慶所編的志人小說集《世說新語》。其中的許多故事流傳較廣，有些成瞭後世詩文中的常用典故。
自先秦至兩漢，居住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多處在原始氏族社會階段，其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和歌諺、咒語，因缺少文字記載，實際產生年代已難稽考。以漢文記載而留存的文學作品為數極少，僅有《越人歌》和《白狼王歌》等。但彝族於魏晉時代即有詩論，可見其詩歌創作的繁榮。這種詩論為畢摩大經師所作，有舉奢哲的《彝族詩文論》和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等（見彝族古代詩學理論）。
有隋一代，國祚短促，在文學上紹六朝餘緒，下啟唐代先河，無甚大傢。唐代國勢強盛，文化繁榮，文學成就也高，詩歌尤其進入鼎盛時期，稱得起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據清人編纂的《全唐詩》及今人所輯《全唐詩外編》，唐代有詩人3 000多人，尚存詩歌55 000多首。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詩風清俊，陳子昂則質樸剛健，沈佺期和宋之問的五七言近體詩標志著五七言律體的定型。盛唐之際，孟浩然、王維的山水詩，岑參、高適、王昌齡、王之渙的邊塞詩等，已呈森茂恢弘氣象，而李白和杜甫的詩歌創作，一灑脫奔放，一沉鬱頓挫，雙峰並峙，使盛唐詩歌達到輝煌的境地，二人也成為冠絕千古的偉大詩人。中唐時，詩風又見百花齊放：大歷十才子清細精工；劉長卿等江南詩人清婉柔秀；韋應物和後於他的柳宗元則能“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與孟浩然和王維一起成為山水詩派的代表；韓愈、孟郊、賈島、李賀詩奇險怪誕；白居易、元稹卻尚俗務實；劉禹錫詩則取境優美、精練含蓄，自成一格。詩至晚唐則有杜牧的俊爽，溫庭筠的穠麗，皮日休的博奧等；李商隱的詩尤以感情復雜，意象迷離，結構婉曲，語言精美見譽。除詩歌外，唐代古文也很有成就，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針對南北朝以來盛行的駢文而發，主張恢復先秦和漢代散文內容充實、長短自由、樸質流暢的傳統，力圖掃除六朝綺靡的文風，影響深遠；蘇軾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唐代傳奇同魏晉南北朝小說相比，題材更為開闊，生活氣息也較為濃厚，篇幅加長，標志著中國古代短篇小說趨於成熟。唐代還有一種用於“俗講”的文體叫作“變文”。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有說有唱，韻白結合，語言通俗而接近口語，題材多選自佛經故事，也有一部分講唱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藝術上變文敘事曲折，描寫生動，想象豐富，對後世的小說、講唱文學和戲曲文學都有影響。
圖6 成都杜甫草堂中的杜甫雕塑
進入五代十國(907～960)時期，戰亂頻仍，社會動蕩，文學趨於萎縮，隻有西蜀和南唐相對說來較為安定。詞在晚唐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花間集》編於此時，收錄晚唐溫庭筠和由唐入西蜀的韋莊等人的詞作，形成所謂花間派，多以寫艷情離愁見長。南唐後主李煜拓寬瞭詞作表現領域，風格上有煙水迷離之致。他們為宋詞的興盛開辟瞭道路。
唐以來少數民族文學中，突厥族的碑銘文學、藏族（吐蕃）的史傳文學都比較發達，主要歌頌君王和賢臣的功業。前者如《毗伽可汗碑》，後者如《巴協》。南方少數民族傳說已見有白族的《火燒松明樓》、彝族的《柏潔夫人》等。各族的敘事長詩也發展起來。以滇池為中心的南詔國則用漢文寫文學作品。南詔王異牟尋留下《與韋皋書》和《誓文》；詩人楊奇肱等吸收中原詩歌的營養，作有反映田園風光、人文習俗和個人情感的詩歌。
宋代是中國經濟、文化包括科學技術都十分昌明並居於世界前列的時代。活字印刷的發明更促使文學大范圍傳播。散文方面，北宋初，柳開首倡古文，稍後的王禹偁則在寫作上頗有實績，後穆修、尹洙等也極力響應。至歐陽修出，文風平易暢達，有情韻之美，成為宋代散文的第一個大傢。歐陽修所推薦和培植的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等人，多長於論說文，語言鋒利，恣肆縱橫；蘇軾的敘事紀遊文有不少廣為傳誦的名作。宋詩具有議論化、散文化的獨特風貌，其整體成就雖不如唐詩，但對後世影響仍然很大。宋初詩歌多沿襲唐末詩風，以雕章麗句、好用典故的西崑體影響為最大。後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創作瞭大量的古體詩，詩風為之一變。至王安石和蘇軾則形成宋詩的第一個高峰，王詩長於議論，蘇詩超邁豪縱，觸處生春，富於創新精神。形成於南北宋之際影響十分巨大的江西詩派，以黃庭堅為首，強調“以故為新”，使宋詩重新走上瞭模仿前人，隻在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方面顛來倒去的形式主義道路。南宋以陸遊為代表的中興詩人，紛紛從江西詩派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陸遊平易的“從軍樂”，楊萬裡“活脫”的“誠齋體”，范成大明白如話的田園詩，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傢平直質樸的詩歌，均能別開生面，寫下許多佳篇。宋代文學最為人稱道的是詞。據唐圭璋所輯《全宋詞》和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兩宋詞作有20 000餘首，有名姓可考作者1 430餘人。詞風之盛，可見大概。宋初詞沿襲“花間”餘風，重要作者有晏殊、張先、晏幾道、歐陽修等。第一位變革者和詞作大傢是柳永，他作瞭大量慢詞，寫戀情和市井生活，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影響。詞至蘇軾，“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卷四），以“豪放”見長。秦觀出於蘇軾門下，他的詞俊逸精妙。賀鑄的歌詞盛麗、妖冶、幽潔、悲壯，多種風格兼長。北宋後期，周邦彥兼采眾傢之長，集其大成，促進詞體的成熟。李清照親身經歷由北而南的社會變革，歌詞的內容、情調，乃至色彩、音響，都隨之發生瞭變化，由明麗清新變為低回惆悵、深哀入骨。辛棄疾的詞有縱橫奔放的一面，又有圓轉穠麗的一面，體現瞭南宋詞的最高成就。薑夔長於音律，以江西詩派詩法入詞，別裁風格，自創一體。史達祖的詞奇秀清逸，吳文英主張詞要做到律協、字雅、味深長而意柔婉，張炎詞則“清遠蘊藉，淒愴纏綿”。而以市民為主要聽眾的“說話”的盛行，也標志著話本小說的興起。宋代雜劇和南戲的誕生，則說明從唐代參軍戲以來，中國古典戲劇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並為元代雜劇的繁榮奠定良好的基礎。
圖7 四川眉山三蘇祠百坡亭
圖8 明人演《琵琶記》圖
圖9 《紅樓十二釵冊·史湘雲》（清 費丹旭作）
宋代文學批評在文論、詩論、詞論方面都比較活躍，尤其是詩論方面，產生瞭新型的文學評論形式“詩話”。第一部詩話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提出瞭“詩窮而後工”的著名主張。嚴羽的《滄浪詩話》具有比較完整的系統和綱領。嚴羽不滿意蘇黃以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詩風。他力主“妙悟”，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
蒙古族滅金、西夏和南宋，建立幅員廣大的元朝，遊牧民族說唱文學的傳統和欣賞習慣更有助於以大都為中心的雜劇的鼎盛。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等成為雜劇名傢，《竇娥冤》、《西廂記》、《墻頭馬上》、《漢宮秋》是他們的代表作。而語言比較通俗的散曲也取代詞成為元代詩歌的重要形式。現存宋元南戲劇目有238種。《荊釵記》、《劉知遠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合稱南戲四大傳奇。高明的《琵琶記》則是南戲的高峰。元雜劇的繁盛和南戲的流行，為明代以後戲曲的興盛奠定瞭重要的基礎。元代的話本小說和宋代的話本合稱為宋元話本，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元代的長篇講史話本為明代長篇小說的產生，積累瞭藝術經驗。金、元時期以詩文馳名於世的少數民族作傢有元好問（鮮卑族）、耶律楚材（契丹族）、薩都剌（回族）等。而維吾爾族著名詩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創作於11世紀的富有哲理色彩的敘事詩巨著《福樂智慧》，蒙古族記載成吉思汗傢族勃興歷史的《蒙古秘史》，藏、蒙古巨型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它們都稱得起是這一時期中華民族文學的瑰寶。此外還有維吾爾族英雄史詩《烏古斯傳》，納西族長詩《魯般魯饒》，傣族貝葉文學“阿鑾故事”和藏族格言詩集《薩迦格言》等優秀之作。
圖10 《桃花扇》插圖（清同治彩繪本）
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分別由漢族和滿族掌權，經濟、文化已經發展到封建社會的高峰期。在文學上，明初劉基、宋濂、高啟等略有成就。臺閣體出，歌功頌德之作多，抒發性情之作少。後來經歷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和前七子的復古運動，復出現唐寅、文徵明等吳中文人和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回歸於真性情的創作；尤其是歸有光，善於即事抒情，文筆動人，“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又倡導學秦漢之文，但他們的詩文成就不高。晚明李贄知識淵博，筆力酣暢，思想卓異，說理透徹，於文學批評大有貢獻，提出著名的童心說。當時還出現許多小品作傢，他們的散文，題材多樣，形式活潑，盡管篇章短小，而無論是敘事抒情，說理談天，都信筆直書，流暢雋永，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公安派的袁宏道兄弟則反對復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鐘惺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張詩文應為“性情之言”。他們頗多詠物和山水紀遊的明秀雋永之作。清初詩歌創作比較活躍，詩派林立。由明入清的錢謙益主盟文壇50餘年，創“梅村體”的吳偉業和倡導“神韻說”的王士禛，他們都有較高的成就。學人之文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黃文見識精深；顧文凝練勁健，顥蒼醇雅；王文則感情洋溢，恣肆縱橫，有大傢氣度。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為代表，在傳記文學方面不乏佳作。清代中葉，詩壇上沈德潛提倡“格調說”，袁枚提倡“性靈說”，翁方綱提倡“肌理說”，分庭抗禮，各有從者。而方苞、劉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散文傢強調“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他們的文章結構嚴密，語言雅潔，有陰柔之美，其影響及於民國。
明清文學的突出成就是小說，明代小說是在宋元話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出現瞭空前繁榮的局面。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成書於嘉靖年間的《西遊記》標志著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發展到瞭成熟的階段，它們都是在長期民間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由文人作傢加工寫定。明後期則出現由文人獨立創作、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描寫也更趨於細致的《金瓶梅》，明末的短篇小說則以馮夢龍輯纂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為代表，反映瞭廣闊的社會生活。清初小說中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較多，而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繼承瞭六朝志怪和唐代傳奇的優良傳統，用純熟簡練的筆法，深刻而多方面地反映瞭當時的社會，是中國文言小說的最高峰。清前期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經典作品。《紅樓夢》則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清後期小說創作總體來說不如前期，呈現萎頓、沉悶的景象。明清兩代在小說理論方面也卓有建樹，以明代的李贄、葉晝，明末清初的金聖嘆和清代的毛宗崗、脂硯齋等人為代表。
明代戲曲包括由宋元南戲發展而來的傳奇戲曲和由金元雜劇發展而來的雜劇兩部分。傳奇作品眾多，而沈璟、湯顯祖的傳奇創作分別形成瞭吳江派和臨川派，湯顯祖的《牡丹亭》標志著明代傳奇創作的最高成就。清代的傳奇則有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著名之作，各有成就。清代地方戲曲尤為繁榮，雜劇和傳奇的地位逐漸被來自民間的地方戲曲所取代。明清傳奇盛行時出現諸多聲腔，尤以魏良輔等改進的昆山腔最為著名。以昆山腔唱法演唱的戲曲稱昆曲，在中國戲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明清的戲曲理論也十分興盛，明代的徐渭、王驥德，清代的李漁等都是重要的戲曲理論傢。
明清兩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作品則有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維吾爾族長篇敘事詩《世事記》和詩人納瓦依的名著《四卷詩集》、《五卷詩集》，還有哈薩克族英雄史詩《阿爾帕米斯》和敘事長詩《吉別克姑娘》，藏族史傳文學《賢者喜宴》和《米拉日巴傳及其道歌》，傣族英雄史詩《蘭嘎西賀》，滿族傳說《尼山薩滿傳》和赫哲族說唱文學伊瑪堪。此外尚有納西族的東巴文學，彝族經籍文學中的詠史詩與訓諭詩等。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歷史進入近代。經歷不斷的戰亂和深刻的歷史轉型，中國文學從理論觀念到表現形式和傳播工具都產生瞭顯著的變革。龔自珍、魏源作為思想傢兼文學傢首開革新風氣之先，馮桂芬和王韜明確提出反對和拋棄桐城派古文，興起瞭一股創作新體散文的潮流。而在傳統詩文方面，則出現瞭“宋詩運動”和桐城派中興，曾國藩、梅曾亮是重要代表。宋詩派至光緒年間(1875～1908)衍為同光體。近代前期的主要小說形式是狹邪小說、俠義公案小說，如《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甲午戰爭以後，改良派的譴責小說盛行，有所謂清末四大譴責小說問世，即《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老殘遊記》。辛亥革命後，則出現瞭鴛鴦蝴蝶派小說和黑幕小說，成就不高。近代文學革新呼聲的高漲則表現在甲午戰爭後，梁啟超大力提倡“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試圖突破文言的束縛，追求語言形式的通俗化，提高文學改革社會的功用，影響很大。他的新體散文成就突出。黃遵憲的“新派詩”和後來的秋瑾及南社中的柳亞子等人寫出瞭許多富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詩歌。同樣在甲午戰爭後，戲劇改良運動興起，許多地方戲也參與進來。在外國文化的影響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話劇也開始興起。近代翻譯以嚴復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和林紓譯西方小說為代表，他們的譯作在當時產生瞭巨大的影響。近代文學理論以王國維成就最為突出，他不但開創瞭中國戲曲史的研究，而且把中國詩歌理論發展成完整的體系，以“境界說”為綱，有許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見。
圖11 趙延年作《阿Q正傳》插圖
從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文學走過不尋常的30年，進入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的階段。白話替代文言成為文學語言的主要形式，產生瞭不同於傳統文學的新的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還引進和創造瞭散文詩、報告文學、電影文學等新的體裁；一些不同以往的鮮明的現代意識（個性主義、人道主義等）和情緒體驗進入瞭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從理論到創作都比前代文學受到更多的外國理論和創作的影響，如唯美主義、象征主義、意象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等。文壇上先後出現眾多的文學團體，主張各異，流派紛呈，創作風格多樣，關於文藝問題的論爭紛起。
現代小說不同於前代的文言小說和傳統的白話小說，多以普通人為描寫對象，與實際生活大為接近，具有現代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創作方法也較為多樣。此期間除瞭魯迅、巴金、老舍、茅盾等小說大傢的作品外，還有“五四”時期關註社會問題的“問題小說”，以郭沫若、鬱達夫為代表的帶有濃重主觀抒情色彩和自我寄托成分的創造社小說，20年代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濃鬱的“鄉土文學”小說，30年代左聯和接近左聯的作傢沙汀、艾蕪、蕭紅等人的小說，“京派”作傢沈從文等內容恬淡、各具特色的小說，以日本新感覺派或歐美其他現代派小說為楷模的穆時英、劉吶鷗等人的現代小說，以路翎為代表的七月派小說，以及張恨水、錢鐘書、張愛玲、丁玲、趙樹理、孫犁等人的小說，均較有特色。新詩成為中國現代詩歌的主體。胡適、劉半農等寫出第一批白話新詩後，冰心和宗白華等人的小詩，晶瑩清麗，很有影響。以後有詩人郭沫若的顯露，湖畔詩社的出現。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社派，以李金髮、戴望舒為代表的象征派，圍繞在《現代》雜志周圍的現代派詩人，漢園三詩人（李廣田、卞之琳、何其芳）均為世人矚目。臧克傢、艾青、田間的詩，李季、阮章競的敘事詩等都各有成就。話劇在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中國後，成為中國戲劇文學的主要形式。現代文學史上出現瞭戲劇大傢曹禺，以及洪深、田漢、歐陽予倩、丁西林、夏衍、陽翰笙、陳白塵、於伶等劇作傢。現代散文也卓有成就，尤其是魯迅的雜文。此外，還有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鬱達夫等人的抒情散文，林語堂提倡的“幽默”、“性靈”和“閑適”的小品文，形成一時風尚。報告文學也在現代出現並臻於成熟。
圖12 首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者合影(1982年12月15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文藝工作不僅在思想原則上，而且在組織領導上都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直接領導下，與政治生活的關系比以前更加密切。1956年，提出瞭著名的“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方針。至1966年，在小說、詩歌、戲劇等方面，都出現瞭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如《保衛延安》、《紅旗譜》、《青春之歌》、《茶館》等。與此同時，文藝被泛政治化，一些文藝問題往往成為政治運動的導火線，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文學觀、胡風文藝思想等運動中，都出現瞭這樣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極左文藝思潮登峰造極，文學藝術普遍受到摧殘，數年之間隻有所謂“革命樣板戲”獨步舞臺，一些文學創作進入地下狀態。1976年之後，中國文學逐漸擺脫政治的沉重羈絆，文學的審美性被充分肯定，文藝本身的規律重新得到強調和尊重，久已隔絕的外國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重新發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力，中國文學創作日益顯現多元化的總體趨勢。當代文學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僅長篇小說的年產量就從幾十部上升到800～1 000部，成為人民共和國年代的突出文學現象。20世紀80年代，文學在反思歷史、啟蒙民智方面起過重大的作用。90年代以後，由於文化形態的多樣化，大眾文化的興起，文學逐漸退出瞭在社會精神生活中的顯著位置，而商業文化的崛起也促使一部分文學現象的商業化，傳媒手段的多樣催生瞭網絡文學等新的文學載體和傳播樣式的出現。
圖13 部分中國民族民間故事書影
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學更有飛躍的發展。各民族都成長起自己的作傢群，創作瞭大批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作品，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為新的獨立的學科。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臺灣海峽兩岸也終將統一，海峽兩岸和香港的文學相互交流日漸頻繁，中國文學的版圖更見廣闊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