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475~前221年秦統一以前的中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各國混戰不休,故前人稱之為戰國。又稱為列國六國,也有把春秋、戰國合稱東周。戰國始於何年,有不同劃分法。《史記·六國年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5)。《資治通鑒》以西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傢分晉作為戰國的開端。還有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周貞定王元年(前468)之說。

  戰國和春秋一樣,中華大地仍處於分裂割據狀態,但趨勢是通過兼並戰爭而逐步走向統一。春秋時的一百多國,經過不斷兼並,到戰國初年,隻剩下十幾國。大國有秦、楚、韓、趙、魏、齊、燕七國,即有名的戰國七雄。七雄之外,越在戰國初也稱雄一時,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國有周、宋、衛、中山、魯、滕、鄒、費等,後來逐個被七國吞並。與七雄相毗鄰的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樓煩、東胡、匈奴、義渠,南面有巴蜀和閩越,至秦統一,已多與漢民族融合。

  七國的疆域情況是:秦占有今陜西及甘肅之東南部,以後漸進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陜西鳳翔西南),最後遷咸陽。韓的國土是七國中最小者,在今晉東南及豫中和豫西部,都城平陽(今山西臨汾),後遷鄭(今河南新鄭)。趙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後拓地至今內蒙古南部的黃河兩岸,都城邯鄲。魏占有今晉南及豫北和豫中偏東一帶,先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後移大梁(今河南開封)。齊占有膠東半島、魯北和河北東南部,都城在臨淄。楚占有今湖北、湖南、重慶、四川、安徽、江蘇、浙江和山東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荊州紀南城),後遷陳(今河南淮陽)、壽春(今安徽壽縣)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遼南一帶,後又占有今遼東和內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薊(今北京城區西南),其下都在今河北易縣。

圖1 戰國鐵鋤(湖南長沙出土)

圖2 戰國雙鐮鐵范

圖3 錯金銀鳥紋壺

  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首先是生產工具方面的變革,尤其是鐵器的廣泛使用。今河南、陜西、山西、山東、河北、遼寧、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過戰國鐵工具。無論是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離不開鐵工具。《孟子》中提到鐵耕;《管子》說農夫、女工、制車工等都必須有相應的鐵工具,否則就不能成其事。鐵工具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同一種工具還有大小或式樣的差異。

  農業 鐵農具的使用,增強瞭開荒能力,又可深耕。當時對深耕的好處有很多認識。《管子》、《孟子》、《韓非子》、《莊子》等都認為深耕有利於鋤耘,兩者結合,種出的谷物既結實又多,而且顆粒飽滿。《呂氏春秋》還說深耕能夠減少雜草和蟲害。

  施肥也有很大發展。《荀子》說:“多糞肥田”,認為田肥可多收谷實。“糞”,是指以水漚草或焚草為灰。農民於夏末芟夷雜草,俟其幹後縱火焚之,經過大雨,田地既不長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另有施種肥之法,用不同獸骨之汁浸泡種子,能使作物生長得更好。

圖4 透雕蟠螭紋銅鏡(戰國時期楚,湖北江陵張傢山戰國墓出土)

  水利灌溉顯著發展。《莊子》提到一種名為桔槔的汲水工具,適於小面積的灌溉。田間普遍修建抗旱排灌工程。《荀子》說,當時“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一些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出現,改變瞭所在地區的經濟面貌。如魏在惠王時,曾引黃河水入圃田澤(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水到大梁。魏襄王時,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史起,開渠引漳水灌溉鄴一帶的田地,變鹽堿地為良田。秦昭王時,蜀郡將李冰在蜀地修都江堰,解除瞭岷江的水害,並使成都平原獲得灌溉和航運之利。戰國末年,秦用韓水工鄭國,在關中開渠溝通涇、洛二水,即鄭國渠,渠兩岸的“澤鹵之地”四萬餘頃,變成“收皆畝一鐘”的良田,關中成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

  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剩餘產品。當時五口之傢耕田百畝。《孟子》說:百畝之田的收獲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這說明百畝之田的收成,除供耕者傢庭消費外,還能養活多少不等的非農業人口。這是經濟、文化繁榮的重要基礎。

  隨著農業經驗的豐富,出現瞭一些有關農學的著作,如《管子·地員》記錄瞭許多辨認土壤的知識,並指出應根據土壤的情況種植適當的作物。《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是戰國末農學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書中對整地保墑、間種、行種以及通風日照對作物生物的作用,適時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當的論述。

  手工業 冶銅業仍占據重要地位。湖北大冶銅綠山的一處春秋到戰國時期的銅礦遺址,反映出當時銅礦開采已具有較大規模,開采技術也較為先進。見銅綠山古礦冶遺址。

圖5 對鳳對龍紋繡淺黃絹面綿袍

  銅器的需求量很大,制造水平有新提高。據《周禮·考工記》載,當時根據“鐘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六類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銅、錫比例。熔鑄、焊接、失蠟法、錯金銀等工藝被普遍使用,在銅器表面塗金、鎦金的工藝也產生。青銅器器形精巧,花紋繁復。

  冶鐵業大約始於春秋早期,到戰國時有瞭很大發展。《山海經》提到“天下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敘述某山的資源時,常有“其陽多銅,其陰多鐵”的話,反映出人們對鐵礦資源的瞭解已很充分。當時已掌握通過辨認礦苗來找礦的方法,如《管子》所說:“上有赭者,下有鐵。”

圖6 東周絲織品(湖北江陵馬山出土)

  根據對出土戰國鐵器的化驗得知,當時從塊煉法煉制出一種質地較軟的鐵,也能將其加工成堅硬的生鐵,又能用柔化技術使生鐵變成韌性鑄鐵。冶工還掌握瞭滲碳鋼和淬火的工藝。

  絲麻織物的生產也頗為發達。紡織、染色、提花、手繡等技術達到較高水平。齊國以多“文采佈帛”而著名當時。出土的織品中有很細的麻佈,每平方厘米經線28支,緯線24支。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大量絲織品,包括絹、羅、紗、錦等不同品種,以絹的數量為最多。絹被染成紅、黑、紫、黃、褐等顏色。錦用提花機織出,有五彩的動物或人物花紋,表明當時已有構造復雜的紡織機。還有不少的刺繡,分平繡、鎖繡,圖案有龍、鳳、虎等。

  戰國時,大城邑中往往開設不少手工作坊。河北易縣的燕下都遺址和山東臨淄齊都城遺址發現有制陶、銅器、骨器、鑄錢等作坊的遺跡。這時的手工業,一部分為官府經營,一部分為私營。官府手工業經營的門類、規模以及技巧都有發展,生產鹽、鐵、錢幣之外,還旁及於漆器、陶器、紡織和金銀玉石等領域。

  私營手工業獲得很大發展。鹽鐵業等重要門類中,有不少私營作坊。如魏的猗頓以經營鹽鐵而著名,魏的孔氏、趙的卓氏、郭縱,都以冶鐵而致富。秦的巴寡婦清,自先世就擁有丹砂礦,“擅其利數世”。官府作坊的產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費,僅有一部分出售;私營的產品則主要供銷售。私營手工業的發達,為市場提供瞭更多的商品,對商業交換的興盛起到瞭重要作用。

  商業 農業、手工業分工的加強,促進瞭商業的發達。許多城邑都劃出一定地段作為交易場所的市。市的四周立有“市門”,市內分若幹列的“市肆”。國傢設市嗇夫、市掾等官吏,負責市的稅收和秩序管理。

  許多物產進入市場,成為商品。《荀子》說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丹幹,東方的織物和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現於中原市場。《史記·貨殖列傳》列出的商品,從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到礦產品、畜牧產品等,幾乎應有盡有。不動產如房舍、園圃也開始商品化。

  為瞭適應商業交換的需要,金屬鑄幣開始大量使用。大約在春秋末年,晉、周等國已有青銅空首佈流通於市場,以後變為小型平首佈。三晉和燕都鑄造這種小佈。而燕、齊兩國以銅刀幣為主。佈和刀的發行量很大,都不是由國傢統一鑄造,上面一般有鑄地名稱,常見者有安陽、蒲坂、離石、節墨等一百多個城邑名。三晉和周還鑄造過圓孔圓錢。戰國時期,齊、燕則通行刀幣,後來又有方孔圓錢。楚國貨幣是仿海貝形的銅貝,俗稱“蟻鼻錢”。黃金也成為普遍使用的貨幣,尤以楚為突出。楚金幣是圓形金餅或錠形金版,上有“郢爰”、“陳爰”之類的戳印。中原諸國也用圓形金餅,但數量比楚少。戰國金幣在使用時可切割成小塊,是與銅幣不同的稱量貨幣。

  由於貨幣的普遍流通,民間所有商品的交換已用錢交易。庸客的報酬用錢幣支付;官府的征斂,除谷物外,也已經征收錢幣;高利貸則主要使用貨幣。

  農工商業的發展促使瞭城邑的繁榮。一是城邑規模擴大,二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戰國策》說戰國以前,“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傢者”,而戰國時則“千丈之城、萬傢之邑相望”。據銀雀山出土的《庫法》載,大縣兩萬傢,中、小縣一萬五千傢或一萬傢。國都人口更多,齊臨淄多達七萬戶,人口達三十餘萬。不少的城邑成為貨物的產銷中心。

圖7 天秤和環權(戰國時期楚,1954年湖南長沙左傢公山出土)

  社會結構的變化和各種身份的勞動生產者 戰國以前,社會上的自由民為貴族與農民,非自由民為臣妾與仆圉,各個社會階層的地位比較穩定。戰國時期則不然,由於井田制的瓦解,商品貨幣關系的發達,采邑制為俸祿制所取代,宗法貴族隨之沒落下去,出現瞭依靠某一專長而謀求仕宦出路的遊士和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私營工商業者。士農工商的職業不再世襲相傳。農民可以棄農經商,接受文化教育後,則可升為士;士為追求富貴而奔走於各國,有的取得卿相之位。商人不僅是巨萬的富有者,在政治上也逐漸占有重要地位,大商人如白圭、呂不韋即分別成為魏、秦宰相。以往隻有貴族憑身份和政治權利獲得大量財富,戰國時期各種不同身份的人都可憑借才能或機緣發財致富,這是前所未有的新現象。

  國民之中以農民人數最多。國傢為瞭多征收糧食,把國有土地分授給農民,使勞動者固著在土地上,並監督其生產,對受而不耕及耕而收獲不多者,進行處罰。《周禮》說:“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績者不衰。”商鞅變法也規定:“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圖8 上:趙國宋子三孔佈 下左:楚國旆錢當闟佈 下右:齊國“齊法化”刀幣

  由於統治者奢侈的需要,加上連年的戰爭,農民的賦役負擔十分沉重。有些君主“厚刀佈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農民“解凍而耕,暴背而耨”,卻“無積粟之實”。不少農民“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有的被迫賣妻鬻子。他們為擺脫困境,隻有拋棄土地,或經商,或從事小手工業,或出賣勞力成為“庸”,即雇工。

圖9 蟻鼻錢范(安徽省博物館藏)

  戰國時奴隸較多,當時稱為臣妾,或僮、虜、仆妾、輿隸、廝輿、胥靡、隸臣、白徒、臧獲等。即使在一些平民傢中,也會擁有一兩名奴隸。奴隸來源,一是戰爭中的俘虜,二是自由民淪為奴者。獲得奴隸的途徑也分兩種:一是國傢對有功者的賞賜,

圖10 楚爰金(上海博物館藏) 二是從市場上購買。官府和私人之間可進行奴隸的流通買賣。

  奴隸除從事傢務勞動外,還被用於各種生產領域。官府奴隸除從事築城、修路之類的苦役外,有的還從事耕作、礦冶、舂米、釀酒和灑掃等。

  各國的變法 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上層建築勢必要作調整。因此,從戰國初年起,各國出現瞭變法運動。

  魏、楚、齊、韓的政治改革 魏進行變法最早,開始於文侯時。文侯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人。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時進行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兼采各國成文法而作《法經》,還作盡地力之教和平糴法,使魏國富強。

  楚在悼王時,任用吳起進行變法,削弱舊世族,裁掉冗官,明法申令,楚國開始強盛。但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楚的變法較短,成效不大。

  齊在威王時、針對卿大夫專權、國力不強之弊,著手整頓吏治,鼓勵進諫,招撫流亡。用鄒忌為相,“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到威王末年,“齊最強於諸侯”。

  韓在七雄中疆士小而國弱。昭侯時,申不害學“術”以幹昭侯,昭侯用為相。史稱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見《申子》。

  秦商鞅變法 戰國初年,秦在各國中的地位不高,不能參與中原各國的盟會,各國常以“夷狄遇之”。在內外壓力下,秦孝公迫切要求變法圖強。衛人公孫鞅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立即用他變法。秦國富強,開始向東發展。孝公死,商鞅被殺,但變法內容沿襲不變,秦日益強大。各國的變法以秦的成果最突出,為後來翦滅群雄奠定瞭基礎。

  官制、兵制和法律 官制 戰國各國陸續建立君主之下將相分職、文武分權的中央官僚體制,以糾過去宗法貴族把持國傢大權之失。

  相即相邦,為百官之長,治理朝中百事,對大小官吏有賞罰權。各國都置此官,但名稱上略有歧異,有的借用太宰、令尹之類的舊名,有的稱為宰相。秦有時不置相邦,而設左、右丞相。將即將軍,為武官之長。將軍加尊則稱大將、大將軍或上將軍。秦的最高武職初為大良造,後來才設將軍。楚則以柱國、上柱國為武官之長。

  較相邦為低並分掌各種具體職務的官吏,有主管民政、軍政和工程事務的司徒、司馬和司空,有管理刑罰和詞訟的司寇或司理,還有專管農業、手工業、山林資源的司田、工師、虞師等官。

  地方上一般分成若幹縣,以替代過去貴族的封邑。縣也稱都,古書中常將縣、都連稱。縣以下有鄉、裡。有的國傢在鄉、裡之間還有州。裡之下又分若幹個什、伍,伍是五傢,什是十傢。縣的主管官吏為令,秦或三晉則稱大嗇夫。令之下有丞、尉、禦史以及縣司空、縣司馬等官。鄉、裡設三老、裡典、伍長等。縣置於君主統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過地方小吏一直貫徹到鄉、裡,中央集權制比過去大為加強。

  各國在邊境地區或新占領的地方往往設郡以統縣,以加強這裡的軍事防禦能力。戰國時郡比較大,韓的上黨郡有17縣,趙的代郡、燕的上谷郡各有36縣。郡的主管官吏為守,或稱太守。郡守除治民外,還掌握兵權,可以率兵自衛或出擊敵人。

圖11 銅鏵(農具,岐山縣出土)

  從相邦到守、令,百官的任免黜完全操於君主之手。官吏有官璽才能行使權力,故任命官吏時要授予官璽;免官時,則將官璽收回。君主通過“上計”考核官吏政績。官吏不稱職或有過失者,君主可罷免之。《荀子》說:“相邦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考核比較嚴格。因此,各國政府大都能保持較高的行政效率。

圖12 令狐君嗣子銅壺(戰國時期韓,傳1927年河南洛陽金村出土)

  戰國時,隨著世卿世制的廢壞,士階層的興起,君主用人也改變瞭過去的“親親上恩”,而代以“尊賢上功”。雖然像齊、楚等國任用宗族的現象仍未斷絕,但多數國傢主要從平民中選拔有用人才,甚至出身貧賤者也能被破格任用。《韓非子》說:“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秦多用客卿,廣攬天下英才,故能最強於天下。官吏的選拔方式,一是通過大臣或名流推薦、保舉,如果推舉者徇私,將受到一定懲罰;二是個人直接給君主上書或遊說,獲取君主的信任;三是根據軍功提拔。

  各國對官吏的報酬開始實行薪俸制,一般以谷物為俸祿。高官可以食祿千鐘,甚至到三千鐘、萬鐘;稍低的為一千石,依次而下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為鬥食;有特殊功勛的官吏,國傢往往賞賜田地。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較大區別。有大功的將相大臣和君主的子弟、外戚、幸臣等可獲得君、侯稱號,賜予封邑。封君在封邑之內僅有衣食租稅之權,且大多在身死或失官後即喪失封邑,很少世襲。稍低的爵位為卿或大夫,一般獎勵給功臣或名賢。秦的爵制級別較多,從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獲得者為平民或士兵。

  兵制 戰國時,以郡縣制和戶籍制為基礎,各國普遍實行征兵制度。男子服兵役的年齡各國不完全一致,大約從15歲到60歲。這個年齡段的男子,國傢隨時可以征調入伍。遇到大戰,往往征發全國壯丁服役。服兵役時間的長短視戰役和需要而定。各國還建立瞭常備軍,即所謂的“練卒”、“練士”,大都經過考選,受過訓練,裝備較好,待遇也較特殊。如魏的武卒,可免除傢屬的徭役賦稅。各國采用獎賞的辦法,激勵士兵奮勇作戰。秦除用獎賞外,還以嚴刑相脅。

  王權非常集中,君主都把兵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軍隊的將帥都由君主任命。將帥不是常設官,戰事結束後即罷。調動軍隊時,以君主的虎符為信物。虎符為銅質、虎形,分左右兩半。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將領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調動軍隊,需帶上右符,經過合符,軍將才能聽命而動。君主對軍隊的控制相當嚴格,如秦“新郪符”銘文說,地方發兵超過50人,就必須有王符。

  法律 各國都用嚴刑峻法治國,制定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趙有《國律》,燕有《奉法》。魏李悝的《法經》最為有名。秦律即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編訂而成。這些法典都已亡佚。1972年出土的雲夢秦律和其他有關材料,其中大部分應是戰國時期秦國的法律條文,是瞭解秦或其他國傢法制狀況的寶貴資料。

  戰國時刑罰殘酷。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等類。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犯長期服苦役,三晉稱為胥靡,秦稱城旦鬼薪隸臣,而以城旦為最重。肉刑在戰國時已成為前一時代的殘餘,徒刑則變為一種重要的懲罰手段。較輕的刑罰有遷刑、笞刑、罰金、罰徭。遷刑是把犯人遷徙到邊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傢屬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法經》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親屬要受株連。秦律中的“收”也是指籍沒罪人的妻孥。

  七國的兼並戰爭和秦的統一戰爭規模的擴大 戰國時期,兼並戰爭比春秋時期更為激烈和頻繁,在255年中,有大小戰爭約230次。各大國都擁有雄厚的武裝,韓、趙、魏、齊、燕各有帶甲之士數十萬人,秦、楚兩國各有“奮擊百萬”。戰爭規模更大,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秦、趙長平一役,趙出兵40多萬;秦為滅楚,動員兵力達60萬人。春秋時的大戰,有時數日即告結束;戰國時則短者數月,長者可以“曠日持久數歲”。作戰雙方的傷亡也往往多達數萬乃至數十萬人。

圖13 六博棋盤(河北平山出土)

  各國的武器裝備獲得很大改進,青銅兵器更加堅實、鋒利,鐵兵器開始出現。韓、楚兩國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稱。《荀子》、《史記》說楚的鐵劍、鐵矛極為鋒利。河北易縣出土有戰國末年燕國的鋼戟和鋼劍。另外還有鐵甲和鐵盔。新的武器有弩,射程遠,穿透力強。作戰器械多種多樣,有攻城用的雲梯、沖車,水戰用的鉤拒。有關情況,《墨子》的《備城門》等篇有記述。

  以車戰為主的作戰方法,漸退讓於不太受地形條件限制的步戰。在北方民族的影響下,騎兵作為新兵種開始推廣。《孫臏兵法》提出“用騎有十利”。《戰國策》說七國各有騎數千或上萬。

  為瞭加強防禦,各國動用大量人力修建長城。齊長城西起平陰防門(今山東平陰),南到海邊的瑯邪。魏曾在今陜西洛水以東築長城。趙先後在漳水、滏水流域以及陰山下修造長城。燕長城西起造陽(今河北懷來),東止襄平(今遼寧遼陽)。燕、趙修築北邊的長城,目的在於防禦北方民族的入侵,後來秦、漢長城即在其舊址上加固而成。

  魏的盛衰 魏是戰國初年中原的一個強國。經過文侯、武侯兩世改革而國力強盛,東面屢敗齊人,又滅中山國;西面則一再挫敗秦人的進攻。

  惠王時,魏更強大,加緊侵伐宋、衛、韓、趙等國。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澤(今河南開封南)開會,“率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並於是年稱王,成為七國君主中最先稱王者。

圖14 青銅鎏金動物飾牌(上海博物館藏)

  但魏很快就走下坡路瞭。馬陵之戰,魏敗於齊,損兵十萬。西面則受挫於秦,失去少梁(今陜西韓城南),河西屏障被秦突破。魏被迫從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不能再稱雄中原。而崛起後的秦向東發展,魏首當其沖,成為主要進攻目標。故惠王以後,魏日益削弱。

  秦的對外進攻和疆土的擴大 秦經商鞅變法,國勢增強,不斷攻打韓、魏。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開始稱王。公元前318年,秦打敗公孫衍發動的魏、趙、韓、燕、楚聯軍。繼而接連攻占趙地,大敗韓軍於岸門(今河南許昌西北)。

圖15 三戈銅戟(戰國時期曾,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1號墓出土)

  秦又先後敗楚於丹陽(今河南西峽、淅川一帶)、藍田,取楚漢中地,楚失去西北的門戶。向西,秦不斷攻打義渠之戎;向南,則滅巴蜀。於是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伐燕和燕破齊 公元前334年,魏、齊相會於徐州(今山東滕州南),互尊為王。自此,齊成為關東最強者。燕王噲讓國於大臣子之,引起內亂。齊派兵攻滅燕。齊軍大量殺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趕走齊軍。燕公子職回國即位,是為燕昭王,燕國復定。

  齊湣王時,武力很強,對外發動瞭一系列戰爭,既敗楚於重丘(今河南泌陽一帶),又“合縱”攻秦,迫秦退還所侵占的一部分別國土地,又敗燕於“桓之曲”。齊和秦一度互相稱帝,成為天下兩強。公元前286年,齊滅宋,使“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但連年的征伐,使齊民窮財盡,實際已是強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後,禮賢下士,奮發圖強,經過28年而“燕國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聯合三晉、秦、楚伐齊,攻下齊都臨淄,湣王出逃,不久被殺。齊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餘城都為燕占領。雖然後來齊將田單反攻,收復失地,但齊國從此一蹶不振。

  楚的削弱春秋時楚和晉為兩強。入戰國後,楚已大不如前,隻因其地廣人眾,在關東六國中仍較強大。公孫衍合縱攻秦,楚懷王曾被推為縱長。楚又滅越,疆域擴展到今江浙、魯南一帶。但楚與秦、齊的鬥爭均遭失敗,最後懷王被秦誘至秦國而死於秦。

  至楚頃襄王,“淫逸奢靡,不顧國政”,不修戰備,漢北地、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黔中郡(今湖南西部)、鄢(今湖北宜城)、鄧(今湖北襄陽西北)、西陵(今湖北宜昌西)等被秦先後攻占。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一直打到洞庭湖邊。楚軍潰敗,頃襄王逃到陳(今河南淮陽)。“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趙向北發展和長平之戰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增強瞭軍隊的戰鬥力。當時趙北面和西北面的林胡、樓煩等北方民族,是趙的強敵。武靈王展開進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戰國晚期,趙的軍事實力僅次於秦、齊。閼與(今山西和順)之戰,趙將趙奢大敗秦兵。

  公元前262年,秦、趙為爭奪上黨郡而發生歷時三年的長平之戰,趙軍慘敗,40萬降卒被秦軍坑殺。秦軍乘勝進圍邯鄲。兩年多之後,因魏、楚救援,才解圍。經此二役,趙的實力大為削弱。

  秦滅六國 通過孝公、惠文王的努力經營,到昭王時,秦滅六國的基礎已經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謀的魏冉為相,“東益地弱諸侯”,使“天下皆西向稽首”。後任用范雎,對外遠交近攻,對內清除貴戚大臣有勢者,使秦更強大。秦東侵三晉,南滅巴蜀,疆土之大,其他六國無法相比。特別是“天下之樞”的韓魏,是當時經濟、文化上最為先進的地區。而秦占領瞭不少韓、魏的領土,兩國之君甚至入朝於秦,“委國聽命”,秦對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莊襄王時,秦滅東、西周,“秦界至大梁”,勢力深入到關東地區。秦王政(見秦始皇)即位,呂不韋仍為相,招致天下賓客,準備滅六國。秦王政親自執政後,以李斯為佐,開始大規模對關東用兵。為配合軍事上的行動,又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以分化其內部。到公元前221年,韓、魏、楚、燕、趙、齊次第被秦吞並,中國統一。

  從分裂走向統一,是歷史的必然。首先是社會的發展,使各地區的經濟聯系密切,相互間的依賴關系加強,為統一奠定瞭基礎。其次,各國的變法,建立瞭新的中央集權的官僚行政制度,為統一準備瞭政治條件。而秦能夠實現統一,則是因為秦所據有的關中地區富饒而又易守難攻,具有地理上的優勢。同時,秦的變法更為徹底、成功,經濟發達,政治清明,內部矛盾較少。

  邊境內外各族 春秋時期中原的戎、狄,到戰國時都已和華夏族融合為一。但在離中原較遠的地區仍有許多其他民族。

圖16 饕餮紋半瓦當(戰國時期燕,1930年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

  胡貉氐羌 胡貉是當時對北方各族的泛稱。分佈在今東北或蒙古草原上者為東胡和匈奴,分佈在今內蒙古東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為林胡、樓煩。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為生,善騎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強者,中原各國受其威脅較大。尤其燕、趙兩國,與東胡、林胡、樓煩進行瞭長期的戰爭。

  匈奴長期受東胡的控制,和中原國傢的關系較少。

  貉人分佈於今遼寧境內,他們以漁獵和農耕為業,不同於以畜牧為主的胡貉各族。

  氐、羌族分佈於今西北,和秦鄰近者為大荔、義渠,“築城數十,皆自稱王”。大荔、義渠先後為秦所滅。

  巴蜀 蜀人分佈於今川北和川西一帶。巴人分佈在川東的嘉陵江、長江沿岸。蜀人的歷史很古老,文化在早期受商、周影響較大,戰國時受秦、楚影響較大。巴蜀青銅器制作甚精,上面常見有他們自創的文字。

   越人分佈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兩廣等地。戰國文獻中有“百越”、“揚越”、“甌越”、“閩”等名稱不同的部族。越人能冶鑄精美的鐘、鼎和戈、矛等青銅器,器形、花紋有地方特色,也有楚文化的影響。廣東的有些遺址還發現少量鐵器,表明中原文化已進入今嶺南地區。

  諸子思想與學說 戰國時期的文化教育發生瞭極大變化,學在官府的傳統被打破,私學發展,“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社會上湧現出大量的文學遊說之士。各國君主和一些貴族為富國強兵爭相招賢養士。齊國在臨淄稷門設館,招徠慎到、鄒衍等知名人士,給予優厚待遇,讓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稷下成為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戰國四公子、秦相呂不韋等都厚養食客數千人。養士之風的盛行,為文學之士提供瞭活動的環境和條件。

  當時學派林立,除孔墨顯學外,還有道、法、陰陽、兵、名、縱橫、農、雜等諸傢,一傢之中也不斷分化出更多的小學派。各學派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著書立說,廣授弟子,參與政治,互相批判,互相滲透,出現百傢爭鳴的局面。墨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鄒衍、公孫龍子等是這一時期的著名思想傢。諸子學說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