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代文學傢。字次山，號漫叟、聱叟。河南魯山(今屬河南省)人。17歲開始折節向學，事元德秀。玄宗天寶六載(747)到長安應舉，因李林甫玩弄權術，應舉者全遭落第，元結歸隱商餘山。十二載，再次應進士舉，次年春登第。安祿山反，他率族人南奔，避難於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因號猗玗子。肅宗乾元二年(759)冬，由國子司業蘇源明推薦，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史翽幕參謀，招招集人馬，抗擊史思明叛軍。代宗時，任道州刺史，調容州，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經略守捉使。代宗大歷七年(772)入朝，病逝於長安。
元結是一位富於正義感、關心國傢安危與人民疾苦的政治傢。他就任道州刺史之前，當地的少數民族“西原夷”曾舉行暴動，攻破郡城。元結到任後，實行救困蘇民之政，流亡的人聞風而歸者萬餘傢，“夷軍”也為之感動，不再進攻道州。當時唐王朝因連年戰亂，軍費浩繁，征斂苛重。元結目睹人民“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舂陵行》)的情況，甘冒抗命之罪，蠲免百姓的賦稅和市雜物13萬緡，又奏免租庸10餘萬緡。他任容州都督時，也能處理好與少數民族的關系。
元結的作品有強烈的現實性。天寶五載寫作的《閔荒詩》借隋煬帝亡國的歷史教訓規諷時政：“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其後，《系樂府十二首》中《賤士吟》、《貧婦詞》、《去鄉悲》、《農臣怨》諸篇，觸及天寶中期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更有代表性的是在道州任上寫作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當時人民饑寒交迫，掙紮於死亡的邊緣，而皇傢征斂卻變本加厲，有增無減。元結對這種現象深感憤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憤怒地斥責：“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這種耿直的態度，深受杜甫贊賞。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說：“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詩中又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對元結的詩才也極為推崇。
元結繼承《詩經》、樂府傳統，主張詩歌為政治教化服務，要“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認為文學應當“道達情性”(《劉侍禦月夜寓會詩序》)，起“救時勸俗”(《文編序》)的作用。他的詩歌不但內容富有現實性，而且幾乎不寫近體。除少數四言、騷體與七古、七絕外，主要的是五言古風，質樸淳厚，筆力遒勁，頗具特色。清代沈德潛說：“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門徑。”(《唐詩別裁》卷三)對元結詩的藝術性歷來有不同看法，如吳喬、翁方綱等，都曾批評元結的詩過於質直。
元結的散文，特別是那些雜文體的散文，值得重視。如《寱論》、《丐論》、《處規》、《出規》、《惡圓》、《惡曲》、《時化》、《世化》、《自述》、《訂古》、《七不如》等篇，或直抒胸臆，或托物刺譏，都出於憤世嫉俗、憂道憫人，具有揭破人間詐偽、鞭撻黑暗現實的戰鬥功能。他的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繪形圖像逼真生動，發人深省。元結的其他散文如書、論、序、表、狀之類，也都刻意求古，意氣超拔，和當時文風不同。唐代裴敬論及當時文學時，把元結與陳子昂、蘇源明、蕭穎士、韓愈並提(《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其後論傢又把他看作韓柳古文運動的先驅，甚至說他早於韓愈50年就已經“為古學於舉世不為之日”(章學誠《元次山集書後》)，是符合事實的。
元結著作據古籍著錄，有《異錄》、《元子》、《文編》、《猗玗子》、《浪說》、《漫記》等，均已亡佚。現存的集子已非原編。其常見者有《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郭勛刻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附“拾遺”及“補”，不計卷。今有石竹山房翻印孫望校點《元次山集》，即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所編詩選《篋中集》，有一定影響。
事跡見顏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禦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和《新唐書》本傳。今人孫望有《元次山年譜》，考訂甚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