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顛群島居民從7世紀至今用英文所寫的文學作品的總稱。
早期至中世紀文學 英格蘭島的早期居民凱爾特人和其他部族沒有留下書面文學作品。5世紀時，原住北歐的3個日爾曼部落——盎格魯、撒克遜和朱特——侵入英國，他們的史詩《貝奧武甫》流傳下來。詩中的英雄貝奧武甫殺巨魔、鬥毒龍，並在征服這些自然界惡勢力的過程中為民捐軀。它的背景和情節是北歐的，但摻有基督教成分，顯示出史詩曾幾經經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紀手抄本裡的版本來看，詩的結構完整、寫法生動，所用的頭韻、重讀字和代稱體現瞭古英語詩歌的特色。
6世紀末，基督教傳入英國，出現瞭宗教文學，但僧侶們基本上都用拉丁文寫作，僅個別有影響的著作被譯成瞭英文。丹麥人入侵後，不少寺院毀於兵火。9世紀末，韋塞克斯國王在抗擊侵略的同時振興學術，邀請一批學者將拉丁文著作譯為英文，並首次用當地語編寫瞭《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1066年諾曼人入侵，古英語從12世紀起發展為中古英語。文學上出現韻文形式的騎士傳奇，如《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
圖1 《坎特伯雷故事集》插圖
14世紀後半葉，中古英語文學達到瞭高峰。這時期最重要的詩人G.喬叟的傑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優美活潑的語言描寫一群去坎特伯雷朝聖者的言行，從側面揭示瞭當時多方面的社會現實。同時代較優秀的作品還有《農夫皮爾斯》等。
文藝復興時期文學 16世紀，新航路的發現使英國海外貿易發達，國力大增，文化上也出現瞭一個佳作競出的文藝復興局面。文藝復興在英國同意大利一樣，也是以重新發現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開始的。眾多的學者、作傢將古代希臘、羅馬和近代意、法等國的學術和文學名著譯成早期近代英語。哲學、教育、歷史、政治、宗教各界人士紛紛著述，以不同的方式表達瞭人文主義思想。其中著名的有T.莫爾(1477～1535)用拉丁文寫的《烏托邦》(1516)。
詩歌創作空前活躍，開一時風氣的詩選陸續問世，意大利十四行詩體開始引入。到瞭90年代，P.錫德尼等詩人出版瞭十四行詩集，而抒情詩、敘事詩、諷刺詩或哲理詩等詩種也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傢，其中成就最大的當數E.斯賓塞。他的《仙後》(6卷，1～3卷，1590；4～6卷，1596)借用中古騎士傳奇題材，以寓言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卻反對天主教並歌頌作為英國民族象征的伊麗莎白女王，傳達正在興起的清教主義嚴峻的道德觀。在藝術形式上，他優美多變的韻律成為後世眾多詩人爭相效法的榜樣。
無韻體詩在劇本中的運用產生瞭這一時期文學最驕傲的成果。這方面的第一個成功者是C.馬洛。他用“壯麗的詩句”描寫壯麗的人生，創作瞭如《帖木兒》、《浮士德博士的悲劇》、《愛德華二世》等傳世之作，並帶動瞭一批劇作傢，至W.莎士比亞而集大成。莎士比亞是演員兼劇作傢，一生寫瞭37部劇本，涉及歷史劇、喜劇、悲劇、傳奇劇等各個劇種。他的9個歷史劇包括瞭從約翰王到亨利五世（即從13世紀初到15世紀末）之間連續300年的英國歷史，規模空前；他的喜劇活潑多趣，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其中《仲夏夜之夢》(1596)和《皆大歡喜》(1600)又充滿浪漫詩情；《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動的法庭對抗場景提出瞭海外貿易和猶太人放高利貸等經濟問題。他寫悲劇的天才首先見於《羅密歐與朱麗葉》(1595)，這個歌頌自由戀愛的劇本像朝露一樣新鮮，而一對純真青年的死又對封建門第的殘酷作瞭有力的控訴。1600年後，他的思想更加深刻，技巧也更老練，創作瞭一系列卓越的悲劇——《哈姆雷特》(1601)、《奧賽羅》(1604)、《李爾王》(1606)和《麥克白》(1606)等，這一時期的作品標志著莎士比亞達到瞭他的戲劇藝術的頂點。以後他轉入傳奇劇的寫作，以寬恕和解為主題，其中《暴風雨》(1611)是最有魅力的佳作。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一些權威版《莎士比亞全集》又陸續收入幾部新近認定的莎士比亞的佚作，如傳奇劇《兩個高貴的親戚》（與J.弗萊徹合作，1634年正式出版）、歷史劇《愛德華三世》（1596年正式出版）等。
圖2 莎士比亞戲劇演出劇目
在莎士比亞創作的末期，詩劇仍然繁榮，不僅有F.鮑蒙特與弗萊徹等人在寫傳奇劇，還出現瞭新的社會諷刺劇，代表作傢是B.瓊森。他的最佳劇作是《狐貍》（1606年上演）和《煉金術士》（1610年上演），把17世紀初倫敦社會上的騙子、方士、食客、蕩婦、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盡致，詩句也典雅華麗。但總體上說，此後的戲劇則日顯敗象，內容猥瑣、韻文虛浮的劇作逐漸充斥舞臺，深為在政治上日益強大、信仰清教主義的資產階級所厭惡，他們所控制的國會於1642年通過法令，封閉瞭所有戲院。自16世紀興起的英國詩劇在經歷瞭長達60年的光輝燦爛的階段之後，至此乃告衰竭。
文藝復興文學中還有豐富多彩的散文作品，繁麗工整如J.黎裡(約1554～1606)的《尤弗伊斯》(1579～1580)，明白曉暢如T.納什(1567～1601)的《不幸的旅人》(1594)，簡約雋永如F.培根的《隨筆》(1597～1625)。黎裡、納什的作品同時也是原始形態的小說。這一時期思想的活躍也引發瞭大規模的翻譯活動，產生瞭許多優秀的譯作，其中最重要的譯作是1611年由國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聖經》。它是47位學者集體翻譯的成果，用詞淳樸、韻律優美，對後來的英語產生瞭重大而持久的影響。上述思想、學術、詩歌、詩劇、散文、翻譯等方面的活動成就卓越，尤以詩劇為最，使這一時期文學成為歐洲乃至世界文學的高峰之一。
17世紀文學 16、17世紀之交，英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矛盾加深，反映在文學上，除上述詩劇的衰敗，還有散文作品中圍繞政治與宗教問題的論爭文章急劇增多。在詩歌中出現瞭以J.多恩為代表的玄學派詩，用新奇的形象和節奏寫懷疑與信念交替的復雜心情，顯示出當時科學大發展對傳統文化的沖擊和影響。17世紀40年代，革命終於爆發。國王查理一世被處決，一場激烈的內戰產生瞭以O.克倫威爾(1599～1658)為首的資產階級政權。在文學上，革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宣傳革命政見的傳單和小冊子的大量印行，二是出現瞭一個革命的大詩人——J.彌爾頓。
圖3 彌爾頓的作品《失樂園》插圖
彌爾頓對於革命的貢獻，首先在於他的政論文。這些政論文用英文和拉丁文寫成，文筆優美、句式雄奇，是英國散文中的精品。但他最偉大的貢獻則是他晚年完成的《失樂園》(1667)、《復樂園》(1671)和《力士參孫》(1671)。此時，革命已經失敗，王政復辟。詩人則雙目失明，受到政治迫害，但他痛定思痛，把自己的一腔孤憤寫進這三大作品。《失樂園》以人類祖先失去樂園的聖經故事為主題，表達瞭作者的清教主義，其中對於撒旦的描寫傾註瞭詩人的革命思想。這些歌頌叛逆者的詩行成為全詩最動人的篇章。《復樂園》敘述耶穌拒絕撒旦誘惑的節操，雖見平淡，仍多佳句。《力士參孫》是英文中最出色的希臘式古典悲劇，結構嚴謹而人物突出。參孫雙目失明，身陷囹圄，但仍力抗強暴，與敵人同歸於盡。在一定意義上是詩人自己人生追求的寫照。
王政復辟後，文學風氣為之一變，嘲笑清教徒的諷刺詩，法國式的“英雄悲劇”和反映浮華、輕佻的貴族生活的“風尚喜劇”日益盛行，如W.康格裡夫的《如此世道》(1700)。此時文壇的領袖人物是J.德萊頓，他的主要成就在政治諷刺詩和文論。也有作傢反對當時的社會風尚，如來自下層社會的J.班揚，他的《天路歷程》(1678)用樸素生動的文字和寓言形式敘述瞭一個虔誠教徒在充滿罪惡的塵世間的經歷。這一時期還出現瞭一批重要的哲學傢，如T.霍佈斯和J.洛克，特別是後者，他的經驗主義認識論和社會契約論鼓舞瞭英法兩國啟蒙運動的先驅。
圖4 菲爾丁的作品《棄嬰托姆·瓊斯的故事》插圖
18世紀文學 18世紀前半葉，英國社會安定，文學上崇尚新古典主義，代表者是詩人A.蒲柏。他擅長用英雄偶句體寫作諷刺詩。這一時期表現出啟蒙主義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傢，他們開拓瞭兩個文學新領域：期刊隨筆和寫實主義小說。在期刊文學方面，R.斯梯爾與J.艾迪生兩人有首創之功。前者創辦《閑談者》報(1709～1711)，後者繼出《旁觀者》報(1711～1712)，將街談巷議和俱樂部裡的風趣幽默寫上瞭期刊。後來D.笛福、J.斯威夫特、H.菲爾丁、S.約翰遜、O.哥爾德斯密斯等名傢都曾主編期刊或為期刊撰稿，可見此風之盛。
但更具英國特色而又對歐洲大陸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是散文小說。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1719)、《摩爾·弗蘭德斯》(1722)把水手、女仆作為小說主人公，註重細節的逼真描寫，把他們不同尋常的故事娓娓道來，十分具有吸引力。這些小說奠定瞭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基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1726)是諷刺朝政、表現人類醜惡的寓言，而作為故事，也十分引人入勝。世紀中葉，S.理查遜用書信體小說細致地描寫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內心，以《克拉麗莎，又名一位青年婦女的故事》(1747～1748)等大部頭小說感動瞭一整代英國和西歐的讀者。而旨在諷刺理查遜小說的菲爾丁，卻以他的仿作《湯姆·瓊斯》(1749)把英國現實主義小說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當時以及稍後的還有T.G.斯摩萊特、O.哥爾德斯密斯、L.斯特恩等人的小說，或擴充題材，或實驗新的寫法，各有建樹。世紀末雖然出現瞭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說”，但現實主義仍是英國小說的主流。
出色的散文還見於其他文學品種。約翰遜的《詩人傳》(1779～1781)是傳記和文論的結合，J.鮑斯韋爾的《約翰遜傳》(1791)開辟瞭傳記文學的新境界，E.伯克的《論美洲的賦稅》(1774)展示瞭政治講演術的力量。E.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啟蒙主義思想和典雅華麗的文筆，成為全歐欽仰的史學傑作。相比較而言，詩歌方面的創作稍顯弱勢。世紀後半葉出現感傷主義抬頭的傾向，E.揚格(1683～1765)的《夜思》(1742～1745)和T.格雷的《墓園挽歌》(1750)，一定程度上也可看成反映瞭英國民眾在產業革命進程中的痛苦和彷徨。
19世紀文學 19世紀是英國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文學主潮的高峰時期。前者以詩歌為主，後者以小說為主。在莎士比亞去世之後，還沒有一個時期出現瞭這麼多一流詩人和作傢，創作瞭這樣大量的為後世所珍視的一流作品。
浪漫主義詩歌的第一個大詩人是W.佈萊克。他熱烈地擁護法國大革命，卻反對它的哲學基礎理性主義。他的詩歌著重想象，充滿瞭神啟式的宗教感。早期的《天真之歌》(1789)寫得純真，《經驗之歌》(1794)寫得沉痛；後來轉而寫作篇幅巨大的長詩如《四天神》(1804)。最有影響的浪漫主義詩人是W.華茲華斯和S.T.柯爾律治，他們對待法國大革命的態度都經歷瞭一個從擁護到失望、消沉的變化。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裡尋找慰藉；後者神遊異域和古代，以夢境為歸宿。兩人的詩歌合集《抒情歌謠集》於1798年出版，兩年後再版。華茲華斯加瞭一個長序，認為“所有的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張詩人“選用人們真正用的語言”來寫“普通生活裡的事件和情境”。他們的詩歌創作也最好地實踐瞭這一詩歌理念。華茲華斯樸素清新的自然詩、純凈深刻的長詩、雄奇的十四行詩，尤其是他用韻文寫成的8 000多行長詩《序曲》，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上都開瞭一代新風。柯爾律治另有所長，他的《古舟子詠》(1798)借用瞭一個充滿瞭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瞭罪和贖罪的問題；他的短詩《忽必烈汗》(1816)發掘瞭詩的音樂美和人心的聯想作用；他的理論著作《文學傳記》(1817)吸收瞭德國哲學傢F.W.J.von謝林(1775～1854)的論點，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作瞭精辟論述，使他成為英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敏銳的理論傢之一。
圖5 狄更斯的作品《小杜麗》插圖
新一代浪漫主義詩人是G.G.拜倫、P.B.雪萊和J.濟慈。三人都懷有激進的革命的理想，在藝術上都有重要創新。拜倫的傑作《唐璜》(1818～1823)將一個紈絝子弟塑造成熱血青年，讓他兩度橫越歐洲，通過他的眼睛見證並評論瞭廣闊的歐洲現實。作者在詩中對於口語的運用達到瞭一個新的高度。雪萊的抒情詩情思專註而意境高遠。《西風頌》(1819)鼓舞瞭當時和後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詩探討人類的解放和理想的男女關系等，以議論入詩而詩句依然絢爛多彩。他師法希臘古風而創作的《解放瞭的普羅米修斯》(1819)，重申人的復興的勝利，詩句挺拔，氣勢雄渾。英年早逝的詩歌天才濟慈，在1819年一年之內寫出瞭他幾乎全部最重要的詩篇：《心靈》、《夜鶯》、《希臘古甕》、《秋頌》、《許佩裡翁》，詩歌讓人感到年輕的詩人是怎樣不知疲倦地追求著美，然而這卻使他更憬然於當時英國無處不見的醜，使他明白“隻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難當作苦難，而且苦難使他不能安息的人”才能達到藝術的巔峰。正是這種對於“世界的苦難”所感到的切膚之痛，使得濟慈的詩篇瑰麗而深刻。
浪漫主義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傢，如W.哈茲裡特和C.蘭姆，前者的《時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論；後者的《伊利亞隨筆集》(1823)以風趣、典雅得到英國和世界無數讀者的欣賞。此外還有以《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享譽文壇的T.德·昆西，他講究詞句的音韻，試圖在散文中造就詩的效果。
散文的更大成就見於小說。曾以寫詩出名的W.司各特從1814年起寫瞭27部長篇歷史小說，用雄邁的文筆再現瞭蘇格蘭、英格蘭和歐洲歷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義的事件。他的《威弗利》(1814)、《羅佈·羅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監獄》(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僅創建瞭一個新的小說門類，而且對英、法、德、意、俄、美等國的小說創作都產生瞭影響。在英語國傢讀者中，影響深遠的是女作傢J.奧斯丁。她的《傲慢與偏見》(1813)、《愛瑪》(1815)等6部小說，都以鄉村士紳傢女兒的婚姻為主題，用細膩而略帶嘲諷的筆法，創造瞭一系列個性分明、生動的女性形象。
19世紀是英國歷史上一個階級矛盾尖銳、社會思潮活躍的時期，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C.R.達爾文進化論對傳統信仰的沖擊，引發瞭宗教界、政界和輿論界的一系列鬥爭。論爭鍛煉瞭散文。正是在這樣的多事之秋，散文成果累累，T.卡萊爾、J.羅斯金、J.S.密爾等都留下瞭他們的傳世之作。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也促使小說的作者們更加關心社會重大問題。C.狄更斯最初在他的《匹克威克外傳》(1837)中還流露出一種樂觀主義，而時隔一年，《奧列佛·特維斯特》(1838)裡描寫的已是孤兒的苦難和倫敦賊窟的黑暗。此後的一系列小說《董貝父子》(1848)、《大衛·科波菲爾》(1850)、《荒涼山莊》(1853)、《艱難時世》(1854)、《小杜麗》(1857)、《雙城記》(1859)、《遠大前程》(1861)以及《我們共同的朋友》(1865)等，一部接一部地狀寫瞭英國社會方方面面的黑暗現實。盡管他在後期小說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象征手法，但是，對於真實細節和對舒緩有致的詩意氣氛的把握，並把幽默風趣與悲劇人生有機地結合，則是狄更斯作品的最大特點。
同樣關心社會問題但在范圍和寫法上不同於狄更斯的還有一大批作傢。W.M.薩克雷的《名利場》(1847～1848)以文雅的筆法諷刺瞭上層社會的貪婪和欺詐。1847～1848年間是英國小說的“奇跡年”：除瞭狄更斯的《董貝父子》和薩克雷的《名利場》外，還出版瞭C.勃朗特的《簡·愛》，E.勃朗特的《呼嘯山莊》，蓋斯凱爾夫人的《瑪麗·巴頓》。女作傢群的出現是另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除已提及的勃朗特姐妹、蓋斯凱爾夫人以外，稍後還有一位重要的女作傢G.艾略特。她寫瞭一系列剖析倫理問題的小說，其中《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反映瞭工業革命前夕英國鄉村發生的變化；她晚年的作品《米德爾馬契》(1871～1872)以缺乏愛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為中心，細致、深入地描寫瞭一整個小市鎮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這一時期裡還有B.迪斯雷利(1804～1881)寫貧富對立的兩個英國的社會小說，A.特羅洛普寫小鎮故事和以內閣、議會為中心的政治小說，以及W.科林斯的偵探小說等，後者甚至還對狄更斯產生過影響。
圖6 哈代的作品《卡斯特橋市長》書影
進入19世紀的後30年，小說依然活力不衰，題材范圍還在繼續擴大：G.梅瑞狄斯的《利己主義者》(1879)諷刺瞭英國紳士在婚姻問題上的虛妄和自信；S.勃特勒寫作17年、身後才出版的《眾生之路》(1903)，描寫瞭維多利亞時代一傢四代人的沉悶無愛的生活；W.莫裡斯的《烏有鄉消息》(1891)描繪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憧憬。而R.吉卜林寫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動和H.G.威爾斯寫的科學幻想小說，在當時也都是非常暢銷的作品，它們使已然成熟的英國小說格外豐富多彩。更向前看，不僅有十分講究小說藝術的美國人H.詹姆斯和波蘭人J.康拉德正在向英國文壇叩門，而且詩人兼小說傢T.哈代正成為這一時期英國文壇耀眼奪目的明星。他在《遠離塵囂》(1874)、《還鄉》(1878)、《卡斯特橋市長》(1886)、《德伯傢的苔絲》(1891)、《無名的裘德》(1896)等作品中，以多塞特郡的農村為背景，塑造瞭一系列命運乖蹇的人物。主人公們生活簡樸而情感熾烈，他們純潔而善良的靈魂反襯出那些“不朽者之主管”們的冷漠和殘酷。
總的說來，19世紀眾多作傢的共同努力使英國小說登上瞭新的巔峰。現實主義進一步深化，藝術更加精粹，對世界文學影響深遠。
詩歌也在繼續發展。浪漫主義的餘波不息，19世紀中葉的英國詩壇，出現瞭A.丁尼生與R.佈朗寧雙峰並峙的局面。丁尼生詩藝超群，技巧圓熟，長詩《悼念》(1850)深刻地寫出瞭詩人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所感到的信仰危機。佈朗寧則在題材和技巧上進行瞭多種試驗。他特別長於用口語化的詞句描繪人物的內心，一系列跌宕生動的“戲劇性獨白”，是他最成功的創作。此外，M.阿諾德力圖以古典主義的含蓄糾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時寫瞭一些好詩，後轉向文藝和思想評論，《文化與無政府狀態》(1869)為其理論要著。此時還出現瞭一個“拉斐爾前派”的流派，他們認為當時的藝術委靡板滯，應該回到意大利文藝復興前期的素樸真純。詩歌方面以D.G.羅塞蒂(1828～1882)的《神女》(1850)為代表作；其妹C.G.羅塞蒂也有清新、哀婉、充滿宗教感的詩歌。另一個重要詩人A.C.斯溫伯恩以歌頌民主主義和男女性愛為主題，他受到法國象征主義特別是C.波德萊爾的影響。
“拉斐爾前派”的唯美傾向在19世紀90年代演變為後起作傢的唯美主義。W.H.佩特的《文藝復興史研究》(1873)為它提供瞭美學理論，而實踐這一理論的主要是O.王爾德和幾個結成“吟詩者俱樂部”的青年詩人。不過王爾德的真正成就並不在他炫耀唯美主義的作品，而在他的諷刺性的社會喜劇，如《認真的重要》(1895)。戲劇的復興應是這個傑作迭出的世紀的最後一件文學大事。戲劇革新傢蕭伯納站在兩個世紀的交點，給英國文學帶來瞭新的生氣。
20世紀文學 20世紀文學的第一個成就是戲劇創作上的突破。愛爾蘭人蕭伯納來到倫敦，用潑辣的劇評為H.易卜生所代表的歐洲現實主義新戲劇打開瞭局面，接著又在自己的創作裡巧妙地把它同阿裡斯托芬以來的歐洲古典喜劇傳統結合起來，寫出瞭51個劇本，其中有《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人與超人》(1903)、《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馬利翁》(1913)、《聖女貞德》(1923)等名作，它們或辯論社會問題、或發表新穎思想，針鋒相對的思想和信仰的沖突構成戲劇沖突，充滿睿智的討論使觀眾得到高尚的藝術享受。蕭伯納的出現使過去100年英國戲劇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觀。
新戲劇的另一支強大力量也來自愛爾蘭。隨著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出現瞭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都柏林的阿貝劇院在格雷戈裡夫人(1852～1932)和詩人W.B.葉芝的主持下，演出瞭他們自己和J.M.辛格、S.奧凱西等愛爾蘭劇作傢的劇本。葉芝的《胡裡痕的凱瑟琳》(1902)也在該劇院演出，他後來在戲劇方面進行一系列試驗，不過，他的主要文學成就仍在詩歌。他不僅從愛爾蘭傳統文化、民族主義題材以及神秘宗教中大量汲取詩歌素材，而且使之升華為一種既具革命性、又帶某種神秘性的對時代的把握。他本人也被推崇為20世紀上半葉西方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在英格蘭本土，兩次世界大戰都對文學產生瞭重大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但使英國實力衰落，而且造成整個西方世界精神上的荒漠。充分體現這種危機感的現代主義思潮蔓延到英國。詩人T.S.艾略特將一首“發泄對生活的不滿的有節奏的牢騷”交給E.龐德，後者對這首800行左右的長詩刀砍斧削，僅留下433行，取名為“荒原”，於1922年發表。《荒原》產生瞭始料未及的影響——它不僅樹立瞭一個時代意象，而且使原本呈自發散漫狀態的現代派文學聚攏成一股勢力。現代派大量發表文章，為他們的文學理念和創作實踐辯護，並對過去的作傢重作評價。在小說方面，戰前已有屬於H.詹姆斯、J.康拉德等人將小說藝術推向心理與動機的細致分析，戰後又有屬於佈盧姆斯伯裡團體的V.吳爾夫，撰文抨擊H.G.威爾斯、J.高爾斯華綏、A.本涅特等人舊現實主義小說為不真實，又創作《到燈塔去》(1927)等小說來展示“意識流”的新技巧。運用“意識流”技巧成就更大的是愛爾蘭作傢J.喬伊斯，他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細致、深入地寫現代都市人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瑣，在結構和語言上都大膽創新，成為小說發展史上的裡程碑。另一位重要的現代小說傢D.H.勞倫斯揭露瞭現代工業社會所造成的心理扭曲，《虹》(1915)和《戀愛中的女人》(1921)是他的名作。
就在現代派創作活動展開的同時，傳統的文學形式和寫法仍有眾多的實踐者。就詩而論，哈代在20世紀初放棄小說創作而重新拾起詩筆，不但寫出瞭真摯、深刻的抒情詩，而且完成瞭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劇《列王》(1903，1906，1908)。由於他深深植根於英國農村的淳樸生活，對歷史和人生有長久而深入的思考，尤其能純熟地運用一種貌似古拙實則敏感而強烈的語言，因此詩作質樸而深沉、秀美而有力，其詩名幾乎超過瞭他在小說方面的聲譽。
在小說方面，現實主義的傳統一如既往地與現代主義傾向並行存在。老一輩的威爾斯、高爾斯華綏、本涅特和W.S.毛姆等描繪英國社會眾生相的作品，仍擁有大量的讀者。對知識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有著重寫人與人之間交情的E.M.福斯特，他的《印度之行》(1924)表現瞭東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還有A.赫胥黎，他利用對科學和文藝的廣博知識，寫出瞭知識分子在現代世界裡的困惑。
20年代末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以及30年代民主力量與法西斯勢力之間的緊張搏鬥，使英國作傢比以往更加關心政治。W.H.奧登、S.斯彭德、C.D.劉易斯等青年詩人在技巧上受現代主義影響，在內容上卻反對資本主義。蘇格蘭詩人H.麥克迪爾米德積極發起“蘇格蘭文藝復興運動”，創作瞭不少具有影響力的進步詩篇，甚至後來被視為頹廢詩人的D.托馬斯，早期作品裡也頗有反資本主義的激情。在那個時代出現瞭許多歌頌工人階級鬥爭、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進步作品。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方面也出現瞭如C.考德威爾的《幻覺與現實：詩的源泉研究》(1937)那樣的力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文學陷入對歷史的反思。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1944)寫一個詩人在戰時最黑暗年代裡對生、死、歷史的沉思；女詩人E.西特韋爾(1887～1964)的詩作也表達瞭對人類面臨原子彈威脅的深重不安；天主教小說傢G.格林是一個高產作傢，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十分龐雜，他戰後發表的如《問題的核心》(1948)、《風流情瞭》(1951)等小說，包含瞭對犯罪、贖罪、信仰、解脫等諸多問題的嚴肅思考；另一個天主教小說傢E.沃則采用嬉笑怒罵的諷刺筆法，在《舊地重遊》(1945)中淋漓盡致地讓戰後一代人的脆弱、玩世不恭和輕佻躍然紙上；G.奧威爾采用反烏托邦的政治寓言形式，在《動物莊園》(1945)等小說中表達瞭他對集權社會的戒懼；而W.戈爾丁的《蠅王》(1954)也屬於這類反思人性之惡的寓言。戰後青年一代的最大不幸是理想的破滅，因而出現瞭“憤怒的青年”的文學。J.韋恩的《每況愈下》(1954)、K.艾米斯的《幸運兒吉姆》(1954)、J.佈萊恩(1922～1987)的《向上爬》(1957)等小說，J.J.奧斯本的劇本《憤怒的回顧》(1956)，以及P.拉金、T.休斯等人的詩歌，都蘊涵著一種無所顧忌的爆炸情緒，而這種爆炸情緒在A.伯吉斯的《帶發條的橘子》(1962)中終於令人毛骨悚然地噴發。
“運動派”詩人拉金在70年代中期就停止瞭創作，休斯的創作一直延續到80年代，他的《埃爾默特遺跡》(1979)、《大河》(1983)等所謂的“地形地貌詩”，無疑是20世紀後半葉興起的“環保意識文學”中的精品。70年代以來真正具有時代氣息的詩歌應該是北愛爾蘭詩人S.希尼(1939～ )的作品。從他早期的詩集《博物學傢之死》(1966)、《北方》(1975)到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所發表的《夜半裁決》(1993)等詩集，希尼都一如既往地忠於自己的鄉土本源，“把抒情美與倫理深度結合起來，使日常的奇跡與活生生的往昔得到升華”。
60年代以來的小說創作，不僅沒有像某些批評傢預言的那樣變得“枯竭”，相反還迎來瞭又一個生機勃勃的繁榮期。首先是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女作傢群的崛起。D.萊辛的《金色筆記》(1962)多層面地表現瞭現代知識女性的困惑和幻滅感。I.默多克的實驗小說《砍掉的頭》(1961)在敘述6個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婚姻和性愛關系的同時，又貫穿瞭剖析當代英國知識分子心態的哲學思考。M.德拉佈爾的《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以細膩的文筆，描繪瞭當代英國婦女的神態風貌。M.斯帕克在發表瞭《安慰者》(1957)以來的20多年創作生涯中不斷揭露社會病態的同時，從事著各種文體和結構的實驗。
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多元紛呈，基本上無法用流派來歸類，總的趨向是，作傢們在從事實驗和創新的同時，更多的是一種對正宗現代主義的抵制和改弦更張，具體表現為與19世紀的現實主義傳統和20世紀的非現代派寫作的接軌。例如J.R.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1969)，就是借用似曾相識的維多利亞古風講述一個完全現代的愛情故事。A.S.拜厄特(1936～ )的《占有》(1990)則套用偵探小說的結構，把對維多利亞時代道德價值觀的重新審視與學術索隱結合起來，並把在70～80年代相當流行的文人小說推到瞭極致。偏向於激進的實驗性創作當然也有，例如以《福樓拜的鸚鵡》(1984)成名的J.P.巴恩斯(1946～ )。在創作手法上與他們完全相對的作傢如A.佈魯克納(1928～ )，他的《湖濱賓館》(1984)雖然敘事手法十分傳統，卻深得批評界的好評。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已日益受到關註的顯著特征，即移民文學和所謂後殖民小說的崛起。英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批殖民地出生的青年來到英國，他們在那裡接受良好的教育後步入文壇，於70年代後期開始嶄露頭角。他們以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原殖民地的異域文化，寫出瞭令英國文壇耳目一新的作品。如來自印度的S.拉什迪，他的《午夜的孩子》(1981)以狂放的想象和絢爛的色彩贏得瞭批評界的贊賞，後又因《撒旦詩篇》(1988)釀成的政治事件而聲名大噪。同樣也來自印度的塞思似乎比拉什迪還要雄心勃勃，他早期發表的詩集和詩體小說兩度獲得聯邦國傢詩歌獎，後來那部以50年代印度社會生活為背景的長達1 408頁的超長篇小說《如意郎君》(1993)，使他成為“後拉什迪時代”最受矚目的作傢。日裔石黑一雄也是一位與拉什迪齊名的作傢，但以更細膩入微的觀察和描述取勝。他的《長日留痕》(1989)得到“比英國人還有英國味”的贊揚，不過此言也隱含瞭一種過猶不及的批評。他雖然深受英日兩種文化的熏陶，卻與兩種文化都保持著距離。在他的最新作《不可安慰的人》(1995)中，這種疏離感得到瞭充分的表現。這批作傢中最著名的是來自特立尼達的印度裔作傢V.S.奈保爾。他的《畢什瓦的房子》(1961)、《在一個自由的國度》(1971)、《在河流的轉彎處》(1979)等作品一步步確立瞭他“當代最重要英語作傢之一”的地位。描述一位來自特立尼達的年輕人在英國的經歷和復雜心境的《神秘的新來者》(1987)，不僅揭示瞭他本人的精神漂泊者的心態，也體現瞭所有這些後殖民作傢在文化身份歸屬上共通的兩難窘境。
圖7 奈保爾《畢什瓦的房子》英文版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