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

　　《藝概》成書於同治十二年(1873)。全書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和《經義概》，共6卷，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八股文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征、表現技巧，評論重要作傢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舉少以概乎多”（《自敘》），故以“概”名書。與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藝概》的特色是廣綜約取，以簡馭繁，發微闡妙，精簡切實，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

　　《藝概》是一部帶有總結性、概論性的文學論著，“闡前人之已發，擴前人所未發”（《文概》），集中概括瞭以儒傢文藝觀為核心的古代文論精要，同時闡發關於藝術思維和創作的一些見解。作者首先提出：“藝者，道之形也”，“莫不當根極於道”（《自敘》）；又說雖“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文概》）。故每卷都首論各文體基本準則，如詩必“發乎情止發禮義”，“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以“詩品出於人品”（《詩概》）論作傢，強調“理性情”即符合傳統的政治道德規范為“首務”（《書概》）。在此前提下，《藝概》較多註重文學本身的特點和藝術規律的探討。

　　《藝概》涉及文藝創作中主客體關系，以及主體的創造性思維特征。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傢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蕩的產物，在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系的論述中，突出我、情、義的主導作用。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肯定有個性、有獨創精神的作傢作品，反對因襲模擬、誇世媚俗的作風。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註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按實肖象”，或“憑虛構象”，並重視藝術形象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尤其對創作和審美中的藝術辯證關系有獨到的領會，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明“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討論瞭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范疇，如深淺、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諧拗、淡麗等。

　　因此，劉氏評價作傢作品，往往深入一層。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同一志在經世”。他認為文學“與時為消息”，重視反映現實的所謂“有關系”的作品。所以他論詞不囿於傳統見解，推崇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等豪放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晚清有一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也對《藝概》論點有所吸取。

　　《藝概》有刻於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標點本。另有《遊藝約言》，與《藝概》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