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秦時代有關言意關係的一種認識，後來發展成為重要的美學命題。較早提出言不盡意主張的是道傢學派的創始人老子。在老子看來，道是“無”，是處於混沌狀態的不可分解不可名言的整體，而包括語言在內的任何具體事物，都屬於“有”的範疇。“有”隻是道的部分顯現，整體之道是“有”無從表現的。同樣，語言能夠描述的也隻是道的片斷、局部，而難以描述恒常之道、完整之道。道作為一種終極性存在，它既體現在萬事萬物之中，又超越於萬事萬物之上，從而不可究詰，不可名言。由老子奠定的這一思想想，對後來的中國哲學、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影響至深。
莊子首先接受瞭老子的觀點，並在《天道篇》中作瞭進一步的發展。莊子認為，書籍是用文字寫作的，文字本身並不珍貴，值得珍貴的是文字所傳達的意義。但意義本身也還不是價值所在，隻有意義指向道，才是決定書籍價值的終極因素。在《秋水篇》中，莊子再次談到言不盡意：“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意思是說，語言隻能描述對象的外在形貌，意識（思維）可以把握對象內在的精微之處。然而，在精、粗這兩個認識對象之外，還有一個無論語言還是思維都無法把握的“不期精粗”的存在。莊子實際上是從語言文字的局限性、人的思維的局限性，以及客觀世界的無限性等諸方面指出瞭言不盡意的絕對性。在肯定言不盡意這一前提之下，莊子提出“得意忘言”作為解決言、意矛盾的方法。認為言和意的關系是工具、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既然言隻是傳達意的工具而非意，因此就不能執著於言，必須忘言，忘言才能得意。當然，莊子所說忘言，並不是排斥或放棄語言，而是說接受者在理解時不能過分拘泥於語言，以致影響瞭對“意之所隨”的道的領會。
除道傢外，先秦時代儒傢經典之一的《周易》也持“言不盡意”說。《系辭傳》假托孔子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這裡一方面肯定言不能盡意，另一方面又指出象能盡意。與道傢言意觀相比，《周易》在言、意之間增加瞭一個環節，即象。由於象具有象征、隱喻等功能，因此較之語言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更為寬泛的內涵。
正是在整合儒道兩傢言意觀的基礎上，魏晉時期著名玄學傢王弼對言意問題作瞭全新的論述。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首先分析瞭言、象、意三者的關系。既肯定瞭言能盡象，象能盡意，因此可以由言以觀象，由象以觀意；同時又指出，言隻是描述象的工具，象隻是表達意的工具，要想真正得意，就必須超越言和象，由個別進入一般。王弼對於言意問題的發展主要有二：一是他將象作為連接言、意的中介，二是他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就前者言，王弼指出瞭語言是象的構成與存在方式，而意通過象得以呈示；就後者言，王弼強調盡管言能盡象，象能盡意，但言並不就是象，象並不就是意，所以，隻有舍棄（超越）言、象，才能真正得意。應該說，到瞭王弼，才真正從理論上理順瞭言、意、象三者的關系，較好地解決瞭言、意、象三者的矛盾。
從哲學角度看，言、意、象問題既屬於認識論的領域，同時也是闡釋學關註的對象，而其實質可以說是有限與無限的關系問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言不盡意說與文藝創作、審美鑒賞存在著共同之處，從而對中國古典美學和文藝理論產生很大的影響。魏晉以後，一方面是漢代泥於字句、尋求所謂微言大義的繁瑣經學漸趨衰微，而以刪繁就簡、註重義理為特征的玄學大為流行，這從理論上擴大瞭言不盡意觀點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文學自身的發展漸趨自覺，其抒情性特征日益明顯，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言的見解開始得到詩人和文學理論傢的認同，並在這一時期的文論著作中表現出來。如陸機便將“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作傢的構思很難完全反映出客觀事物的真實面目，而寫出的文字也很難完整傳達出構思的內容）作為《文賦》探討的中心問題，而特別論述瞭創作過程中物、意、言三者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也一再論及言和意的不一致性，認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構思憑借想象故容易奇妙，語言字字落實則難以工巧），語言很難完全傳達出作傢的心意。“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即作傢構思中的微妙心緒和文字之外的曲折意蘊，那更是“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超出瞭語言文字的表現能力。劉勰用“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來形容表現“思表纖旨，文外曲致”之難，認為它們與飲食至味和斫輪絕技一樣，都是微妙不可言喻的。再如唐代劉禹錫《視刀環歌》說：“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宋代蘇軾論辭達之不易，謂：“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一不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謝民師書》）蘇軾此論，看似別出心裁，其實不過是將莊子言意觀用於文章寫作之道，與陸機所說“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並無二致。
由言不盡意、得意忘言出發，中國古代文藝傢便將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弦外之音作為創作的審美追求，如司空圖認為詩之美在“咸酸之外”，嚴羽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為詩之上品；在審美鑒賞上，則主張“妙悟”，以心會心，避免對作品進行條分縷析。尤其是中晚唐以後，禪宗思想的影響日漸擴大，而禪宗之言意觀恰與老莊之言意觀殊途同歸，故而這一時期的文藝創作及文學理論大多取言不盡意說。反映在創作和理論上，便是以詩證禪、以禪喻詩。而且，在理論的表述方式上也形成瞭自己的特色，即言簡語短，點到為止，不作長篇大論的分析論說，多用形象的比喻等。如傳為司空圖所作《二十四詩品》，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既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詩），那麼幹脆不辨，留待讀者自己去體悟。顯然，這種理論表述和創作的一致性，正是植根於先秦的言不盡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