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主張運用田野調查、數理分析和模擬實驗等技術手段對政治現象進行純經驗的定量分析，使政治學成為可測量和可解釋的學科的政治學思潮。行為主義在美國政治學中的應用，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場“革命”，它使政治科學取代以道德、價值為取向的傳統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
政治學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是從心理學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一詞演變而來的，兩者都強調祛除主觀觀因素，研究因外界刺激所產生的可觀察的行為。20世紀初期，J.白哲特、L.洛威、C.梅裡安、A.F.本特利以及H.D.拉斯韋爾等在政治學研究中采取行為主義立場，著重研究人的政治行為和政治過程，但是，政治學的“行為主義”一詞則是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50～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逐漸在歐美政治學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一時期著名的政治學者，包括R.A.達爾、D.伊斯頓、K.W.多伊奇、S.M.李普塞特等，都深受行為主義的影響。他們主張“價值中立”，將政治學當作一門經驗科學，進行動態化、定量化的實證研究，並形成一大批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學著作，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拉斯韋爾和A.卡普蘭的《權力與社會》(1950)、H.A.西蒙的《行政行為》(1950)、D.杜魯門的《政府過程》(1951)、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經：政治溝通與控制的模式》(1963)、伊斯頓的《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1965)等。行為主義主張摒棄價值，醉心於純科學的技術手段，忽視瞭對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日益脫離社會現實，尤其在60年代各國的政治危機面前束手無策，行為主義政治學日漸衰落，伊斯頓在1969年提出“後行為主義革命”的口號，主張將事實與價值重新結合，關註人類實際的政治問題和社會經濟問題。政治學研究逐漸偏離行為主義的軌道，而向政治經濟學方向發展。
伊斯頓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特征概括為規律性、可檢驗性、技術化、定量化、價值祛除、系統化、純科學、一體化。行為主義政治學將人的政治行為視為政治現象最基本的要素，並將其作為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單位。行為主義政治學認為，盡管制度是政治現象的重要方面，但並非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政治行為才具有根本性，制度隻不過是行為的集合，制度和規范的意義歸根結底取決於它們在人類行為中的作用。但是，對政治行為本身進行描述並非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本意，它的目的是對政治行為之間、政治行為與制度規范之間的關聯性加以研究，並由此總結出一定的規律，因此，伊斯頓將心理學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S–R)模式改造為政治學行為主義的“刺激–有機體–反應”(S–O–R)模式。為達到這一研究目的，必須搜集有關實際政治行為的數據資料，再通過數理分析來歸納其中的因果關系。
行為主義政治學主要應用於對個體政治態度、政治個性和政治過程等微觀層次政治活動的研究，涵蓋國際關系、公共政策和社區政治等領域，尤其是在選民投票行為研究和領袖人物的行為研究中具有壟斷地位。由於將個體的政治行為作為政治活動的出發點，行為主義政治學被認為是一種個體論的政治學。它主張個人先於團體，否認存在獨立於個人的團體和制度規范，這就從根本上顛覆瞭傳統政治學制度研究的立場。
行為主義政治學為政治學研究設定瞭新的研究重點和研究方向，並提供瞭相應的方法論，使政治學研究具有瞭精確性。它使政治學研究從靜態描述轉向動態研究、從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從規范理論轉向經驗事實、從宏觀建構轉向微觀考察、從封閉式研究轉向跨學科綜合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拓展瞭政治學的視野和發展空間，催生瞭大量理論體系和概念范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系統論、結構–功能主義、團體理論、溝通理論、博弈理論、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缺陷是，將研究問題局限在可觀察、可測量的對象上，主張“價值中立”，忽視政治行為最基本的道德和價值因素，將註意力集中在一些瑣碎而易於研究的問題上，對於無法收集數據資料、無法重復驗證的政治問題則予以放棄。因此，對重大的政治問題往往缺乏解釋力，甚至很少予以關註，與社會政治現實相脫離。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理論危機，使之逐漸被後行為主義所取代。但其研究方法一直被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