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鄉派

　　中國近代古文流派。由桐城派古文衍變發展而形成，因代表人物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而得名。

　　鴉片戰爭前後，桐城派經姚鼐弟子梅曾亮等傳揚，流衍益廣，但拘守義理、內容空疏、文多禁忌，漸不能適應現實變化。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從衛護皇權和封建“聖道”出發，扶持自命繼承道統、文統的桐城派。1858年，他作《歐陽生文集序》，敘述桐城派源流，宣揚姚鼐及其高第弟子，曆稱各處眾多的桐城派古文傢傢，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次年又作《聖哲畫像記》，列姚鼐為古今聖哲32人之一，並謂“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他位高權重，“又為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聖無法”（李詳《論桐城派》）。桐城派古文遂形成“中興”局面。當時吳敏樹已指出曾國藩並不“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與篠岑論文派書》）。曾國藩復信亦承認“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後塵”；又稱“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與桐城派古文清淡簡樸的作風並不相同。其《送周荇農南歸序》“略述文傢原委”，贊賞清中葉胡天遊、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等駢文傢“宏麗之文”，而對“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的趨勢，並無美詞。曾國藩雖推崇桐城派但不墨守，實際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戶”。他編選《經史百傢雜鈔》，補充姚鼐《古文辭類纂》摒棄經史的缺陷，擴大古文的學習范圍，更為通達。更重要的是接受經世思潮的影響，於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加以“經濟之學”；又指出“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致吳南屏書》），把古文引向關心經世要務、切實致用的路徑。而為文少禁忌，奇偶並用，使文章舒展有氣勢，雄厚有內容，矯正桐城派專在文詞上洗刷，求雅潔而偏柔弱之弊，使古文從局促迂緩的狹小天地裡解脫出來。晚清李詳認為：“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論桐城派》）曾國藩對桐城派文論和文風的改造，反映鴉片戰爭後文學向經世致用發展和風格轉換的趨勢，但也包含把經世文風納入“衛道”軌道，以適應統治者需要的意圖。曾國藩事功、文章名噪一時，幕府鼎盛，產生很大影響。尤其被稱為“曾門四弟子”的黎庶昌、薛福成、張裕釗、吳汝綸，服膺其文論而付之踐履，為湘鄉派中堅。但湘鄉派未能扭轉傳統古文衰變的趨勢。曾門弟子之後，桐城派轉回方苞、姚鼐舊轍，湘鄉派亦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