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階段看，香港文學大致可以20世紀60年代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此前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處於一體化的關係之中。19世紀中葉王韜創辦《迴圈日報》及20世紀初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文化活動，均是大陸文化人在香港的活動。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的香港新文學運動，也是中國新文學影響的結果。香港最早的新文學期刊一般認為是創刊於1928年的被稱為“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伴侶》，最早的新文藝社團是隨後後的主要由《伴侶》的撰稿者侶倫、謝晨光、張吻冰等人組成的島上社。香港早期新文學成就較高的是侶倫，他的代表性作品有《黑麗拉》、《無盡的愛》、《窮巷》等。30年代末至40年代，隨著大陸文化人南下香港，創辦瞭大量的刊物，也產生瞭很多優秀作品，如茅盾的《腐蝕》、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戴望舒的《獄中題壁》、許地山的《鐵魚的鰓》等，香港此時成為瞭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主要陣地。50年代香港文壇盛行由美元支撐的反共的“綠背文學”，較為有名的是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這些小說仍以苦難的形式寄托瞭傢國的觀念。
大致從60年代開始，隨著香港與中國內地政治牽連的減弱，特別是香港工業化的進程，香港文學開始顯示出本土特性，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香港文學的獨特性是由其社會性質所帶來的。以舒巷城、海辛為代表的鄉土文學，抒發的是對城市化過程中被逐漸削減的鄉土及其附著其上的傳統道德觀念的留戀和哀嘆。以劉以鬯等人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文學，表現的則是在商業主義進程中知識者的生存及其思想困境。在城市化、商業化進程中如魚得水的，則是通俗小說。50年代以來，因為環境的原因，香港通俗小說得以高度發展，成為最為知名的香港文化品牌。這其中最有成就的是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則以亦舒較能代表香港特色，也最具影響。至70年代本土港人的崛起，令香港文學出現新的面貌。西西、也斯等人的創作一方面起源於對香港本土身份的關註，另一方面則已顯示出香港文學的都市化特征。至80～90年代的施叔青、鐘曉陽、李碧華等人的創作，香港城市的故事已有諸多的深入。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系列小說，對於香港上流社會形態與價值的表現值得註意。鐘曉陽以《趙寧靜的傳奇》名震臺港文壇，這部小說以其中國古典神韻顯示瞭反省現代性的寓意。李碧華則以其呈現香港情義，指涉“九七”（1997年香港回歸）的《胭脂扣》，引發香港的“懷舊”之風。80年代之後，“九七”回歸成為香港人心頭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在“九七”文學中，黃碧雲小說的表現尤其酣暢淋漓。而世紀末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誕生，則顯示瞭她為香港百年歷史作總結的雄心。從詩歌上說，較值得註意的是50年代中期以《詩朵》和《文藝新潮》為代表的現代詩運動，主要詩人為馬朗、昆南、葉維廉、李英豪等，這一現代詩潮後為70～80年代的羈魂、西西、也斯、洛楓等人所繼承發展。香港散文的主要生產形式是框框雜文，所謂框框雜文指的是報紙專欄，這種雜文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通俗感性特征。當然，香港也產生瞭如董橋這樣的學者散文。
香港文學在中國文學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50年代之後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