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傣族貝葉敘事文學的5部代表作。明代是傣族古代詩歌發展的鼎盛期,出現瞭數百部敘事長詩作品。傣族詩歌理論傢帕拉納在他的詩歌論著《論傣族詩歌》中說:“我們的敘事長詩已經確切地達到整整五百部瞭……我們的敘事詩有五大王。”並依次排列為《烏沙麻羅》、《粘巴西頓》、《蘭嘎西賀》、《粘響》和《巴塔麻嘎捧尚羅》。由此,傣族文化史上一直沿用著“五大詩王”之說。

  《烏沙麻羅》< 傣族敘事長詩。以兩個主人公烏沙和麻羅的名字為題。共49章,10萬行詩句。是目前已知的傣族敘事長詩中篇制最長的一部,被列為傣族“五大詩王”之首。長詩的主要情節是敘述醜王烏沙與象王召掌相互爭奪美女麻羅,以及由此引發的“醜王與象王之戰”的故事。作品以美好、純潔、崇高的象王和象王的妻子麻羅代表正義一方,以外表醜陋無比、內心十分惡毒兇殘的帕拉西和他撫養大的公主及她的兒子代表非正義一方,表現美善與醜惡之間的鬥爭和象王的最後勝利。這部敘事長詩,集傣族古代神話、傳說、詩歌之大成,在塑造人物形象、展開故事情節、演繹矛盾沖突、描繪自然景色等方面都有獨到的成就。在敘事方式、語言風格以及摹繪、借喻、誇張等詩藝技巧等方面,都代表瞭傣族敘事傳統的主要藝術特征。

  《粘巴西頓》 傣族敘事長詩。題意為“四棵緬桂花樹”。共37章,6萬多行詩句,篇幅之長在傣族敘事長詩中位居第二。這部長詩主要反映的是階級社會中宮廷內部在王位世襲上的矛盾和鬥爭,歌頌佛法和佛教精神的思想基調貫穿於整部作品的情節線索中。詩歌通過花奴老夫婦的形象宣揚行善積德;通過王後的妒忌、殘忍及自殺結局宣傳善惡果報;通過帕拉西的無邊法術宣傳佛力的偉大;通過四兄弟歷經苦難死而復生,由弱變強、化險為夷,從棄兒成國王、變荒涼為昌盛的大團圓結局,不僅說明戰勝邪惡離不開佛法的幫助,隻有佛才能普渡眾生,同時也說明隻有歷盡人間的磨難,才能脫離苦海。故事以悲開始,以喜結尾的敘述模式,深深地打上瞭早期敘事文學中“阿鑾詩體故事”的痕跡。

  《蘭嘎西賀》 傣族英雄史詩。題目直譯為“蘭嘎地方的十頭魔王”,故又名《十大魔王》。又有《大蘭嘎》和《小蘭嘎》兩種手抄本之分:《大蘭嘎》內容詳盡,氣勢磅礴;《小蘭嘎》帶有縮寫本的性質,隻敘述主要內容,對戰爭的描寫較為簡單。根據《大蘭嘎》整理出版的《蘭嘎西賀》共22章,近4萬行,是已經譯為漢文出版的最長的一部傣族英雄史詩。史詩取材於印度古代史詩名著《羅摩衍那》,主要敘述的是勐塔打臘塔王子召朗瑪與勐甘納戛臘公主楠西拉的愛情遭遇。但經過作者的重新構思、移植,在主題思想、人物形象、典型環境等方面都進行瞭再創作。因此,它既是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結晶,又是傣族人民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並在吸收中加以消化和再創造的例證之一。傣族小乘佛教在傳教的過程中曾利用瞭這部印度民間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後由僧人將之改編和創新後收藏在佛經裡。

  《粘響》 傣族英雄史詩。帕拉納創作。全詩長達1萬餘行,講述的是勐粘響的王子蘇令達與勐西丙的公主景達楠西的愛情故事及由此引發的戰爭。作者是在傣族古代神話傳說的基礎上,利用人民喜聞樂見的說唱形式,並吸收瞭佛經文學的有益成分加以創作出來的。它既有口頭文學的特點,又有文人創作的成分。如作者很巧妙地將傣族古代傳說和鸚鵡情詩(見六大情歌)等組織到故事的情節發展中,構思嚴密、情節完整,使較為漫長的故事線索有條不紊地鋪陳開來。而長詩關於戰爭的描寫生動、新穎,毫不重復,層層深入,引人入勝,尤其是對戰爭中使用的兵器、戰術、戰象、戰馬以及戰前的宗教祭祀、戰爭中將士的情緒等方面的描述,則體現出文人創作的風格。

  《巴塔麻嘎捧尚羅》 傣族創世史詩。題意為“神王開創世界”。整理後的作品長達1.5萬餘行,除序和尾聲外,分為14章。據學者推考,最早當是原始宗教解釋天地和萬物來歷的一種祭詞,後來逐漸衍變成各種單篇的詩體創世神話,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傳於民間。傣族歌手產生之後,由於演唱的需要,又將其改變成唱詞,以說唱的形式流傳。佛經文字傳入以後,傣族僧侶根據本民族古老的口承創世神話,以韻文的形式,將流傳在民間的各種創世神話以及歌手演唱的零星片斷搜集在一起,內容包括英叭創造天地、佈桑該雅該創造萬物人類、叭桑木底教會人們農耕定居等。因此,也可將長詩看作是傣族僧侶們將散體流傳的創世神話匯集起來,經過加工、整理和改編並收藏在佛經裡的貝葉創世史詩。作品想象豐富,情節離奇,曲折地反映瞭古代傣族人民對宇宙萬物產生的觀念和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從詩歌的題材之廣闊,主題內涵之豐富,詩歌篇制之宏長而言,“五大詩王”都反映出古代傣族貝葉文學的飛躍發展,其成熟期約當為明代。這些作品不僅直接或間接地表現瞭傣族社會封建化過程中社會大動蕩時期的側面,而且對社會和人生的諸多問題都進行瞭探索,廣泛涉獵到瞭現實社會的黑暗、封建領主制的弊端、社會思潮的起伏、宗教信仰的頡頏及經濟關系與貧富問題、愛情與人生問題、善惡與美醜問題等方面。故題材范圍的擴大,表現內容的豐富,使貝葉文學有瞭宏富的創作素材,同時由於涉及瞭人對整個自然、社會、世界的態度,涉及瞭人類的價值觀,涉及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個人生活和社會理想的建立,還涉及瞭對傣族古老的本土文化與原生宗教的懷遠和重提,因而大大地拓展瞭民眾的視界和思維領域,加深瞭人們的思考。從創作方法上看,浪漫主義的手法得到瞭空前的發展,特別是對古老的創世神話和佛經文學作品所進行的匯集、加工、改編和轉寫,不但成就出瞭一部有重要價值的創世史詩《巴塔麻嘎捧尚羅》,而且還造就出瞭兩部有典型傣族風格的英雄史詩《蘭嘎西賀》和《粘響》;在敘事長詩中以神話或佛經文學作為人物的摹寫楔子,作為故事的情節、線索及背景,使作品的想象之翼高高翱翔在天空、海湖和地獄之間,為詩歌題材打開瞭廣闊的天地,而且也使作品產生瞭一種悠遠感和神秘感。

  “五大詩王”標志著傣族文學創作跨入瞭一個鼎盛繁榮的“黃金時代”,也是古代傣族貝葉敘事文學的鼎盛期,在傣族文學史上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